“人类最伟大的远征源于信仰”——访《长征》作者王树增

“长征是一段神奇的历史。”作家王树增说。他近年创作的革命历史作品《远东：朝鲜战争》和近代史作品《1901年》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荣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的《远东：朝鲜战争》在今年1月已经推出第二版，6次印刷的累计印量近4万册。

王树增告诉记者，纪实作品《长征》早就列入了他的长期写作计划。这部作品和《远东：朝鲜战争》以及将来准备写的《解放战争》构成他的中国革命史系列。早在4年前，王树增就开始了《长征》的资料搜集工作，积累了160万字的读书笔记。

在他看来，从行军人数说，长征比不上历史上很多次长途远征；从军事上看，长征规模不如很多大的战役。但美国《时代》周刊2000年编辑的《人类1000年》一书中，评选出的过去1000年“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100件事，中国有3件事入选，其一就是长征。王树增将此理解为“长征给人类的精神层面注入了新的意义和活力。”这是他写作《长征》的初衷。

是什么促成了长征这样的奇迹？“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那么这条路是无论如何走不到底的。”王树增说，“长征的艰难困苦比我们想像的要艰险得多。红军出发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大概是8万多人，经过了数次战斗，尤其是湘江战役，经过草地，到最后走过腊子口，剩下的红军不足一万人，但恰恰是这些人在数十年之后经过浴血奋战创建了新中国。红军对生活的信念，对前景的热望，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这次人类最伟大的远征源于信仰。”

在王树增查阅资料时，有一个细节打动了他。在被公认为长征过程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红军的上级领导要求战士们为了行军方便，把可能舍弃的装备都扔掉。像一个十几岁的小战士却执意把缴获的一台手摇留声机背在身上。战役过后，小战士幸存下来了，随着留声机一同保存下来的，还有几张老式胶质唱片。

过了湘江、进入老山界，正当红军战士们为遭受的损失而情绪低落地爬山时，耳边忽然传来了京剧《徐策跑城》的唱腔。那个小战士，跑到队伍前面的山路边上，正在手摇着惟一一台留声机为大家放唱片。“在这样的细节前面，口号显得苍白。这是对人生、生命、信念、胜利怎样的信心？！”王树增就是在这样一系列的动人细节中感受红军，感受长征。

近些年来，有不少青年人重走红军当年的长征路，其中有许多是外国青年。

据记者了解，刚刚再版的《红色远征》的作者李镜，就是重走长征路的中国作家中的一位。“一步步追寻70年前红军留在万水千山的足迹，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长征精神。”

“重走长征路的青年们信仰不同，工作不同，经历也不同，但是他们一起走到这条路上，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生命的动力，寻找让我们觉得人生拥有希望的信仰。”王树增认为，长征之路之所以长期吸引人们关注，正是由于它的精神力量。

据王树增统计，红军士兵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其中红二十五方面军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当时红军领导阶层平均也不到30多岁。队伍里有大量十四五岁的小战士。“在长征中，红军大概每公里就倒下三四个人，但战士们的情绪是乐观的，人们永远都能听到战士们快乐的歌声。”这样的细节让王树增经常忍不住做一番比较，“然而现在的青年人，在遇到困难时，时常显得脆弱。当代青年人缺少精神上的支柱。”

王树增并不希望做一个简单的类比，让今天的年轻人再经历一次长征那样的万般磨难，当代青年人要学的是一种面对生活挫折百折不挠，永远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长征》一书中，王树增有意淡化了一些通常意义上的“重点”。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章节，在几十万字的叙述中仅占了不足两万字的篇幅。但是另外很多有史为证的翔实细节，花去了他很多笔墨。在王树增眼里，长征不仅是身体上对困难的克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