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是不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关于第七届茅奖作品《暗算》的讨论与质疑

对话人：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副教授）、房伟（山东省社科院文学所博士、助理研究员）、马兵（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副教授）

时间：6月4号上午9点30分

地点：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

一、关于《暗算》的审美阅读感受

张丽军：我先谈谈《暗算》这部作品阅读感受。语言上通俗性很强，读起来没有什么阅读障碍，感觉比较流畅。但读过之后，思想上没有什么意蕴，比较浅；故事情节上有传奇色彩，解密的因素在里面。人物形象塑造存在一些问题：人物形象有没有那种内在的冲突？人物有没有成长？人物一出生就是一个天才，有一些局限。

房伟：麦家原来是一个诗人，他后来转向小说创作，《暗算》是他一系列“新智力小说”的一部分，他以前写《解密》都是围绕着相似的故事。我的阅读体验与张老师有相类似的地方。对于“茅奖”的几部作品的阅读中，我感觉《暗算》是其中通俗味最浓的一部。他获奖可能标志着“茅奖”整个评选的标准、范围可能更加扩大化。在国外特别像日本的文学，传统的文学奖项，比如“芥川奖”“直木奖”，原来是纯文学的奖项，但是这些年它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像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中国文学不一样，文学标准意识形态更强。我的一个阅读体验是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的结合，是一种变形的主旋律，你说它是非常传统的？它还不是，它有非常传奇性的、非常消费性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是这样。它有很重要的问题是它的纯文学性在哪？这是需要讨论的。它到底有没有纯文学性？如果有的话表现在哪？如果没有的话，“茅奖”的标准有什么问题？

马兵：你说的特别好，我读《暗算》的感觉和你一样，读的时候确实被它深深吸引，里面所写的似真似幻的故事，让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密码是如何被破译的，确实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读完之后没有再读第二遍的愿望，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来源于这儿。我记得博尔赫斯说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我们每一次读就像读了很多遍，或者说我们每一遍都像第一次去读。但是《暗算》用这个标准衡量是不太够，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吸引人，但是盖头揭开之后，没有吸引第二次去读的诱惑力了。他的小说本身与“新智力小说”构思相关的，就是靠一个个悬疑把整个故事串起来，当我们洞知悬疑之后，它所有吸引力就全部丧失掉了，所以说阅读的过程是一个解密的过程，阅读完之后是一个密码失效的过程，它不再对我们构成诱惑，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阅读感受。而且我觉得如果从通俗文学来看，你刚才提到的文化消费，从这一个简单的层面上看，它也不是一个能够称得上非常隽永的、具有恒久经典意义的通俗作品。麦家写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有真实的东西穿插，里面写到很多数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似真似幻。

房伟：黄依依的导师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马兵：《解密》《风声》里面有很多，它能让我们反复去阅读的恒久价值并不高，这就是和这种小说的特点有关系，这就是我简单的一点阅读感受。

张丽军：你俩提到的非常好，房伟提出的文化消费特点，消费一次就行了，不会去看第二遍。

马兵：麦家的作品，评论他有两种不同的参照系，一种是把的作品和另外一些作品相比，他是特异的、非常新鲜的。另一种是放在自己的参照系里，我发现他的自我重复非常多。

二、《暗算》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小说吗？

张丽军：麦家的小说体现的通俗性、题材的独特性，这都是独树一帜的，人物形象，这种写谍战的、机密性的东西，非常少，情节的设置引起人阅读的欲望。问题就在于：在通俗小说领域里面看，它是不是优秀小说？我们都承认它的通俗性，毫无疑问，但它是不是优秀的通俗小说？我们看语言像白开水一样，没有什么味道，让人思考的东西。仅仅讲一个故事，仅仅是奇特而已，没有思想的魅力，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优秀的通俗小说，这点值得我们思考。

房伟：张老师的话我是非常赞同的，它是不是优秀的通俗小说是问题所在。“新智力小说”的背景，我深有感触。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像《达芬奇密码》一样的悬疑小说，它的兴起，这是国外大的背景；国内像谍战的影视剧，第一部《解密》出来的时候在2002年或2003年，当时我是在《小说选刊》看到的。那时候它出来时还没有命名为“新智力小说”，大家觉得这个小说出来比较新鲜，写的一些谍战题材。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影视作品。它可能也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是更适合做文化研究的分析，你说它的纯文学性在什么地方？它的纯文学性可能是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材？它既有那种传统的革命理想，道德追求，为革命献身。

马兵：为701献身。

房伟：还原为非常简单的像一个乌托邦的生活，人都非常纯洁，为了一个工作目的而奋斗，也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大家都很单纯，都是为了理想，把这种非常美好的东西展现了出来给我们；另一方面，他写出了题材的刺激性，消费的刺激性，写了谍战啊，破译密码啊，一些智力上的东西，吸引了从上至知识分子、官员，下至贩夫、普通的商人，都喜欢看。不同层次的人都从这个小说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官员看斗争的东西、作为知识分子要看智力上的东西，作为普通老百姓看热闹，还有一些商人看商战的东西，这部小说是很有意思的，很讨巧。

张丽军：有所谓很多“麦家元素”的特点。这与中国人的文化消费背景，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系。探秘的东西，这与一种心理因素吻合在一起。那纯文学性与通俗性之间有没有重叠的部分，我们是不是说，通俗性的就否定文学性，通俗性有没有文学性的涵义。我们看以往的中国现代小说，张恨水的通俗小说那是一个经典，三教九流的人物，展现广阔的社会面目，思考很深。这一点上，麦家的小说，是无法比拟的。《达芬奇密码》，里面对女性的思考是很深的，如对女性在《圣经》、人类文化传承中的位置进行重新思考。

房伟：麦家这个小说改过很多次，它正式出版后与原来又有变化。这个题材本身也有纯文学性，集体的大我，非常保密的，集体性、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冲突，这可能是他纯文学性切入的一个落脚点吧。黄依依、阿炳的形象，四五个人物，都是些天才，这个小说既符合以前传统的保密工作的电影、影视剧、文艺作品的要求，但实际上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善于写“天才”，以前保密工作不突出这个，突出牺牲，《永不消逝的电波》。麦家突出的是天才，出格的天才，黄依依叫“有问题的天使”，她很纵欲，这是在原来的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的。麦家他很可惜的一点是，浅尝辄止，停留在阿炳的孩子不是他的，他戴绿帽子，或者说黄依依跟哪个男人乱搞，他停留在这一点上。

马兵：张老师刚才谈到麦家小说里面存在的一种矛盾，他实际上还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各种献身精神，不是我们传统的为国的那种大的伦理观念，而是出于对于自我的挑战，对于智力的挑战。黄依依是一个非常不认同主流价值观念的人，她之所以加入701完全是因为对于她自己的挑战。麦家在《暗算》这里面探讨的是他对于人类思维的终极探索，这些天才是“自我”式的，只是这个701机构确保了他们的忠诚。我个人觉得是如果把《暗算》和文坛一般的作品相比较，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其实仔细看看《暗算》的接受史，它首先被纯文学圈认可之后，拍电视剧，老百姓买书，获奖，02年是它获一个当代小说研究会的一个奖。它确确实实不是先被读者广泛阅读，它真的是先被纯文学圈接受。

房伟：他对改编并不满意，我看他小说后记上说，改编了阿炳和黄依依这两个人物，他认为好像是对他纯文学性的一个扭曲。

马兵：他自己是很标榜文学性的，我看一些评论资料，他在访谈时特别提到不要把我的书作为一个通俗性阅读，为了“精神先在”的概念。我们想问一下“精神先在”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在他这里有些语焉不详的。他的价值在于，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写，这部小说满足了我们之前没有过的，但是又非常期待的东西，所以对它一开始是持种褒扬的态度。

房伟：小说也有纯文学性与消费性结合的一些表象，他有比较强的文体意识，他要变换多种文体。很多故事都是旁观者第一人称叙事，我认识一个人他叫阿炳，或者说我是局长，我挖掘的一个人叫黄依依，间离叙事的方式是纯文学性的，包括陈二湖，用他女儿陈思思的日记体，他是试图展现纯文学性的一面，展现的好坏是另一回事。

马兵：博尔赫斯式的叙事与传奇故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个人觉得叙事有时很笨拙，他一定要转换成第一人称叙事的形态。

张丽军：刚才马兵提出的人物形象没有内在的理念，从事工作是对自己的挑战。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有挑战性，我去做这个工作，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内在的情感；内在的思想没有在小说中呈现出来。

马兵：他写人物高度类型化，尽管每个人物里面的偏执不一样，黄依依的偏执是在心理上放纵，阿炳的偏执是对自己孩子的追究，他们是高度的类型化了。等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人物出场的时候已经定型了。

张丽军：人物内心、情感的走向，没有变化。人物心理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很苍白，好像人物形象怎么样是麦家在操纵着，都是一个木偶，没有人物自己的情感。

马兵：这可能与麦家的一贯思路有关。他在《解密》里谈到的，所有的天才在某一方面特别特别纤细，他总结出所有的天才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表现天才的方式是一样的，确实没有表现出天才的成长。

张丽军：任何人的成长都是一个过程，小说中事件在变化，而人物的情感没有变，内心没有发展，总是麦家在说他如何如何，人物没有内心的声音呈现出来。房伟提到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看到忠诚是被执行的，人物有没有现实的理想，我的忠诚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可遗憾地看到人物不是发自内心的忠诚。内心的愿望、献身的精神、崇高的愿望，在这儿没有，这与以往的英雄是截然不同的。英雄没有情感，英雄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内在的精神品质。我们看很多好的小说，其人物有自己的声音，人物与作家是对话的关系。我们谈到黄依依，麦家很兴奋，说这个人物形象是人性的开掘。我们试想人性的开掘就是性欲的放纵吗？有问题的天使？人性的开掘是多元的，人性的痛苦和挣扎也是多元的。

马兵：现在不是麦家一个人，好像我们要表现人性的丰富性，一定要找点价值很浅的层面，所谓有缺点的天使。

张丽军：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中慧女士与很多男性交往，回到家睡不着觉，她内心很痛苦，今年26岁了，如何如何，呈现丰富的内心，展现内心的复杂、多元的乃至是冲突的情感。

房伟：茅盾的三部曲，写女性有一个脉络：就是革命过程中女性变成革命的女性。但是茅盾强调女性的主体性，比如你刚才谈到的慧女士，反映了这个特点。有一个重要现象，原来在小说中黄依依与安在天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有点性暗示，但是他改了以后，两个人有情感纠葛，他是为了好看，有很多戏加了进来，有不同的版本。看了以后觉得非常茫然，人物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是他自己在把握人物内心，人物到底怎么处理，有点欠缺，欠缺艺术功力。

马兵：其实我觉得麦家我们一开始把他评得那么优秀，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大家来反思，把他作为新质出现的一种优秀品质，但他后来只是不断地自我重复而已，包括人物没有精神品质这一点。麦家的语言一开始得到褒奖，在“茅奖”获奖颁奖辞上也提到了，但实际上他的语言如果看多了话，他确确实实没有突破。

张丽军：语言刚开始看很紧张、刺激，如果研究琢磨的话，语言浅白、没有意味。如果它是通俗小说，我们说通俗小说，人物形象很通俗，恰恰麦家的小说人物形象不通俗，他展现所谓的英雄、很神秘的人物，有解密小说的涵义，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通俗小说。

房伟：这种矛盾性是比较突出的，强调革命情怀，同时也强调智力因素，实际上小说中的内核，对智力的炫耀，智力因素掩盖了人性因素和所谓的革命情怀。没有展现出那种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如陈二湖这个人物形象，通过女儿日记来展现陈二湖从701出来后，被扭曲的心灵无法恢复，白天不是白天，黑夜不是黑夜，正常生活不是正常生活，然后必须通过下棋来麻痹自己，最后的办法是又回到701，靠密码来养着他。

张丽军：他没有内在的精神，没有内在的情感。

房伟：他对革命情怀有多大的献身精神，多么崇高的革命精神呢？

张丽军：但是有一个人物形象是有变化的，小说后面写到的“鸽子”，那个女性，这个形象差别很大，她有献身精神，她是有意识的，有痛苦体验：我怀孕了，这个孩子我要还是不要？革命不允许我要，但我的丈夫牺牲了，我要保护这个孩子。

房伟：这个孩子泄露她的秘密。

张丽军：这个形象是最突出的，是麦家《暗算》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房伟：“鸽子”是比较突出的，但没有整体的人物来贯穿下来。他要通过这些故事试图反映人性的深度，什么叫人性深度啊？有缺点的天使。

张丽军：仅仅有缺点有优点是不够的，还要有反思。

房伟：小说致命的问题在于：他写的是文化，但缺少文化味道，虽然说解密，新智力，有关于数学问题，密码问题，关于监听和测听，大量的术语，但是通篇小说读下来，缺乏一些文化。

马兵：他前面铺展得特别好，悬疑也构建得特别好，当你迫切地想知道解密的结果之后和我们前面巨大的期待不符，他很轻而易举地破译。

房伟：“新智力”反而智力不足。

张丽军：它本身的文化不足。

马兵：也可能这类文学比较难写，如何破译密码确实很难写，破译就是一个天才和另一个天才的斗争，总用这样的比喻。

房伟：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包括很优秀的通俗小说家，整个小说非常缜密，一环扣一环，密码是怎样破译的，给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

张丽军：《达芬奇密码》对《圣经》文化的思考，《圣经》历史的呈现，对女性的遮蔽，维护《圣经》正反两派的斗争，斗争的历史非常紧张，文化的张力非常大，而麦家的格局非常小。

房伟：丹•布朗密码的阐释，《达芬奇密码》的阐释，是在破译一部文化史，一部符号史，《暗算》只能看到通过密码暗算了别人，但生活暗算了他们。就是想说这样的话，是很浅显的。

张丽军：很浅显，没有道理，生活不是暗算，有因有果的东西，暗算都是有结局的，有结果的，他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房伟：没有文化，他没有把革命年代呈现的东西表达出来。《潜伏》表现得很好，虽然它是电视剧。

马兵：里面除了黄依依，男性人物性格都非常相似，阿炳也好啊，陈二湖也好啊，都表现出木讷。

三、《暗算》算不算一个长篇小说？

马兵：当时有人质疑麦家《暗算》算不算一个长篇小说？还是三个中篇小说叠加，麦家反对，说这是我的叙事特色，当然是算一个长篇小说。

张丽军：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它这个结构到底算不算一个长篇？我们谈到“茅盾文学奖”，授予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奖，我感觉它不是一个长篇，是三个中篇，题材是701人物，听风、捕风，几个人物形象凑合在一起，它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人物形象之间有没有发展，我们看它是三个独立的故事。

马兵：用叙述者把这三个独立故事统一起来，他采取那样的叙述方式也有这样的考虑。

房伟：第一人称旁观叙事的方式，表面上拉开距离，讲述一个很神秘的故事，同时又是亲历者的身份，表达一个真实感，这实际上不是很新鲜的叙事手法。

张丽军：放在一起可以，但是从一个长篇小说内在品质来看，这是不是一个长篇是值得质疑的。我认为它不是一个长篇，是三个独立的故事，之间没有内在的精神联系，人物形象也是孤立、不连续的。听风、看风、捕风，有没有内在关系性？值得怀疑的。房伟，你看是不是长篇？

房伟：最后与他原始发表的有改动。这部小说如果要按长篇小说的标准看是有问题的，巴赫金对长篇小说的一个界定是，展现一个比较长时间段的发生的故事，表达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一个完整的时空，他是这样来定义的。《暗算》这三个故事线索不明显，历史感啊，包括人物所谓的连贯性比较差，我个人是有这样一个看法的。如果算一个长篇小说的话，第一点必须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东西，它也有，但是非常弱；第二点，黄依依、阿炳、鸽子、陈二湖，内在相关性比较差，提到我们这原来有一个人比较牛，黄依依她是我们的一个传奇。

张丽军：这样一个作品为什么能获得“茅盾文学奖”？我们一致认为它不是一个长篇，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长篇，是一个伪长篇，那么它获奖有哪些因素？它刚出以后，文学界评价很高，“新智力小说”，题材特殊，人物形象特殊，它的用意也很独特。

马兵：麦家出来后，“中国的丹•布朗”，“中国的智力小说”，甚至雷达写文章说他是“当代的柯南道尔”，指称麦家的都是外国作家的名字，正好体现了麦家在中国的本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体系来归纳他。“茅奖”这七届每一届都是多方的不同的批评声音、妥协，最后达成一个公众能够接受的东西。麦家能获奖，具有先锋品质的东西。麦家的《暗算》之后，在他之前的那些作品都是那种在纯文学层面上得到极大认可，但是在大众层面大家都不知道这部作品。《暗算》不但在纯文学界关注很多，在民间的声音也已经很盛的时候，留下了这种向大众阅读稍微倾斜的一个策略考虑。

房伟：马老师说的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像我刚才谈到的，日本纯文学界对于一些纯文学奖项考察范围的扩大，这可能是世界纯文学奖项的一个潮流，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纯文学奖项生存的策略。从两方面来看，从正面来看，这么多批评家认可他，从私人关系啊，这是一个浅层次的。实际上我觉得批评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马老师你说的一点，他有一个求新的焦虑，中国文学要成为真正的现代文学，它要求新、求异，怎么办呢？他要不断的创新，要有一个说法，麦家的出现其实填补了这个空白。真正通俗的作家，咱们说普遍意义上的作家，写不了这种小说，如果能写这样作品的作家，他又不按照这个通俗路子去写，比如说像部队作家，他对这个题材比较熟悉，军区的作家，他要写一个很崇高的，《誓言无声》为了保密事业献身的这种东西。麦家的出现恰好能在双方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马兵：好像在文学史中在通俗和先锋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谱系，像徐訏，徐訏的《风萧萧》在报纸上连载，徐訏可能在发表时也没想到他带有先锋的特性，现在我们把徐訏当成比较重要的，好像比较前卫的哲学意识的作家来看待。

房伟：徐訏的作品也有抗日的东西。

马兵：对，像《风萧萧》纳入到我们文学史叙述中，就好比麦家被接纳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操作思路是一样的。

四、如何评价《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

房伟：对于麦家获奖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要肯定，“茅奖”评委也是非常好的专家，肯定他们求新求异的思路，对其作品的问题，能不能构成长篇，作品有没有优秀性，作品能不能站得住脚时有争议的。实际上我们的文学奖项：官方和半官方，一是主旋律，另一方面纯文学，没有其他的。包括你像《尘埃落定》可以为纯文学，像《骚动之秋》《南方有嘉木》《我是太阳》主旋律，所以说麦家的获奖实际上有他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对他的评价的时候要看到积极的作用，对他的负面的东西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说“茅奖”完全堕落，这不客观。

马兵：完全体现出“茅奖”评奖视野的多元性，以前“茅奖”是颁给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没有说颁给最主旋律的，这确实能体现出“茅奖”的多元性。

房伟：但是就本身这个作品而言，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将来是不是能有人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超越《暗算》，还是得拭目以待。我有一段时间看网络小说，我认为现在网络小说，现在很优秀的网络写手在融合纯文学、主旋律和消费意识的通俗文学上，做得很好，这些作家能被纳入文学主流。

马兵：我今年指导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写，这个学生是科幻小说的爱好者，他叫刘慈欣，那种对于思维的探索，对于人的精神的追求，非常悬疑的构思，一点都不输给麦家。但是刘慈欣不被大家熟悉，就是他没有麦家这样的机遇。其实麦家是很有幸地被文学家接纳，先从纯文学圈打，再向大众文学。

房伟：我认识一个南京电视台的编导，陈一多，写很多长篇，《王者永生》，特别是他的短篇，“新聊斋体”，他的《住房有鬼》、《天空之城》类似于马尔克斯，非常奇特。这样很好的小说，第一很难得到正当发表的途径，第二很难得到纯文学的认可。对于这些小说，批评界、创作界应该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把意识形态的东西标准应该放得更宽一些。像这样的作家也需要大家对他更好的关注与扶持，而且说现在纯文学的刊物对这样的文章也不发，只有《萌芽》这样的刊物偶尔发一些，原来《萌芽》发过蔡骏的一篇，《当代》发《暗算》，那么除了《暗算》之外我没有看到发其他类似的，就很少了。

马兵：文坛评价机制实际上应该检讨一下，确实有问题，麦家之外还有多少比麦家更高的。麦家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高度雷同，《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已经融合了《暗算》中所有人物的形象。容金珍看了亚山这个秘密天才的一本书叫《天书》，《天书》前面有一段译文说，天才都是有缺陷的，越是天才缺陷越明显，而这个缺陷让天才很脆弱，容金珍也好啊，陈二湖也好啊，阿炳也好，都是被很小的事情击碎，他们是高度雷同的。阿炳是因为儿子不是他亲生的，黄依依就是被她的情敌在厕所里弄死了，陈二湖在梦中被学生窃取密码的破译，他们被非常微小的东西所击败了，尽管所击败的根源有很多，但是故事是相当雷同的。

张丽军：我看麦家的获奖感言非常有意思，他说，我要感谢天空，感谢运气，感谢战友，甚至想这个奖不是颁给我，而是颁给他们，这些在喧嚣中依然像磐石一样坚定、安静的人。那么我们想，作为一个文学奖，奖给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们追问的是它是不是一部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即使说是奖给像磐石一样坚定、安静的人，这也是可以说得过去，那么小说中是不是那种人物形象？

房伟：他不是坚如磐石的人，都是些有问题的天才。

马兵：他自己最后特别标榜这是一个主旋律的作品，我在揭示英雄的崇高，但实际上他没有。

张丽军：他没有这种东西。我在想，好像是借助所谓对事业的忠诚、崇高的一面来提高文学作品的品质，人物形象是英雄的，那么小说就崇高吗？是不是写英雄，小说人物形象就是英雄了？作品就具有一种英雄美了？

房伟：他这个小说实际上是一个在主旋律与通俗作品中打擦边球，本身知识性与文化性是不足的。特别是这一点，在全球化这样一个文化潮流，所谓的冷知识，现在有这种说法，要求文艺作品中反映更多的知识性。我们看《越狱》、《六人行》这样所谓的大量的肥皂剧，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出现。《越狱》也是这种啊，军事学的东西都体现在里面了。观众不仅要从电视剧中获得精神上、情感上的快感，同时我要学习些我不知道的生活。一些新知识，是麦家小说的文化背景，但是麦家没有用好，我感觉用得还是非常不成功的。

马兵：《解密》比《暗算》更好，《解密》中写到容金珍如何治学，算养父的年龄的时候非常精彩，后来就比较少了，《暗算》里面就基本没有，所有解密的过程都被他重复的比喻盖住了。

房伟：他这种解密的方式，这部小说写的是科学，但不具有科学性，丹•布朗的小说是具有科学性的。真正的悬疑小说和侦破小说，比如说我们看柯南道尔，福尔摩斯，《跳舞的小人》一环接一环，非常紧密相扣。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作品有知识的快感。

张丽军：麦家小说展现得智力不足的。他没有呈现人物的智力怎么成长的，怎么破译，怎么变，怎么转换没有呈现出来。

房伟：他用一个所谓人性的东西跳过去了，黄依依这个人物多神啊，靠这个人性的东西跳过去了，黄依依这个人物又是个天才，又是个纵欲的人，她不可能破译，没想到她破译了。

张丽军：即使怎么破译的，这是一个文化景观，怎么组织，怎么呈现，他没有表现。

房伟：他在迷惑我们，他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整得我们晕头胀脑。实际上真正好的通俗小说，他都把专业知识化为一些通俗的、让大家可以理解吸收的东西。

张丽军：小说中的文化含量，我们看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玉文化的历史跟人物的成长密切相关。新月，她就是玉的一个化身，玉和人是融为一体的东西。那种玉文化的景观，看着非常丰富，既有文化的享受又有人物内心的愉悦，这才是优秀的小说。

五、是什么制造了《暗算》这个文学神话？

张丽军：在大众文化接受界，《暗算》有神话般的感觉，无论是重要批评家还是大量的报纸、网络、电视，都不时可以看到大量过誉之词。查阅资料时，我也看到微量的批评，《名作欣赏》上的一篇文章《怎样才能抵达大众的内心——试论麦家长篇小说〈暗算〉》对《暗算》产生的怀疑，说获奖后读起来不耐读，对其人物英雄品质的批评性思考较为细致。我与一些批评界朋友聊起来《暗算》，认为麦家已经成为今天传媒界的神话。现代传媒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是批评舆论的另一种资源。今天的商业时代传媒成为商业化的合谋，传媒成为造就商业神话的很重要推动者。

房伟：这个作品获奖，“茅奖”有意地在扩大自己多元性的因素，它要向通俗文学这块儿扩大它的范围，采用不同的标准，这个是值得欣喜的。但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作品即使放在通俗小说背景下，丹•布朗的作品获奖了，大家也能接受。但是《暗算》这部作品即使放在通俗小说中，也是矛盾百出，人物苍白，漏洞百出，这部作品能获奖就有问题。

马兵：《暗算》今天有这么大的声誉肯定与电视的推波助澜有直接的关系。对《暗算》图书的评价都相当低，对电视的评价相当高。《暗算》还有一个剧本版，署名两个人，麦家和另外一个人，杨健。《暗算》特别感谢柳云龙，他是济南人，实际上他把麦家其他别的故事融合在《暗算》一个里面，对黄依依人物的处理要比小说中更要丰富得多。黄依依不只是放纵自己，她对情很执著。最后她怀孕死了之后，观众哭得一塌糊涂。

房伟：《暗算》中麦家还是要表达主旋律。

马兵：以前我们特别强调大众阅读，庞大的销售量对于文坛的评价会有一种影响，一般是反影响，越是市场上销量很好的，批评界越是有批评的声音。但《暗算》正好是一个相反，它先被纯文学所接受，然后通过电视被大众接受，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一致，这是比较难得的，我们想一下都被说好的作品不多。

房伟：张老师提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批评界要发出一个反对的声音。

马兵：但是《暗算》被读者接受的时候，在批评界正好也是褒扬它的时候。

房伟：他们不是接受这个小说，而是接受这个电视剧啊，是不是？

马兵：获“茅奖”之后对读者来说更是一次重要的影响，听说它获“茅奖”，再找来看一下，“茅奖”对读者的阅读导向影响还是很大的。

房伟：我觉得应该有比《暗算》更好的通俗作品进入“茅奖”的视野范围内、考察范围内。

马兵：我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评奖放在一起，大陆、港台文学，《中篇小说百强》。

房伟：《联合报》。

张丽军：你俩的观点我都赞同，“茅奖”把麦家的作品评奖因素扩大了，意图是值得肯定的，文学类型的多样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是不是优秀的，我们发现批评界的那种褒扬如果详细分析的话，发现很牵强。

房伟：缺乏反思。

张丽军：我找到了几篇谈麦家小说的肯定性声音，我们重要的批评家的声音，我仔细阅读发现推来推去没深入到实质，我看孟繁华的一篇文章《残酷游戏与悲惨人生——评麦家的长篇小说〈暗算〉》。

马兵：这篇文章我也看了，这些批评家评麦家的小说，很短。

张丽军：就是一个概念。

马兵：没有更多升发的空间，我找了好几篇，雷达写得很短，贺绍俊写得也很短，每个人都一千多字，顶多两千字。

房伟：作为年轻一点的批评工作者，应该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对它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考察，像张老师提到的：纯文学性不足在什么地方，智性不足，这些很多缺点，是应该提出来让大家反思。

张丽军：孟繁华提出“新智力小说”、“特情小说”，承认题材的特殊性，人物形象很特殊，无非就是这一点，画面上的血腥厮杀和枪战，背后都隐含了一个操纵者，这一点写得很好。但是，至于这个小说好不好，人物形象到底是如何，结构怎么安排，对艺术品质，思想品质的评价没有，只是强调题材的特殊性，形象的残酷性，擦边走。孟繁华是讲学术良知的，不说违心话，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内在品质评价他回避了。

马兵：我看麦家的作品，第一部的时候，觉得真不错，但接二连三地看完，他确确实实是完全在自己的圈子里重复，一点都没有超越。

张丽军：陈晓明写的获奖辞，麦家的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无疑具有独特性。独特性是什么呢？题材的特殊性。就这一点说明，我们对《暗算》的批评是局限的、回避的。当然，在一个热烈的场合，说些批评性话语是不合时宜的。

房伟：我们讨论了好几篇“茅奖”的获奖作品，对迟子建的小说讨论、阐释的空间不是特别大，迟子建是公认的大作家，但对麦家不好的一面挖掘的太少，相当不足。

张丽军：批评家在回避一些东西，很遗憾。

马兵：在麦家获奖上，批评家的关注是主要的。

张丽军：谢有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评奖有一个遗憾，“茅奖”评选能不能像国外一样每人把投的票公示出来，你是批评家你有什么样的批评观点，我就认为它好，可以，你说出你的道理来。但是你让人看到你的观点是什么，是不是从文学的良知、从最优秀长篇小说这个角度来看？

马兵：《风声》之后，麦家又写什么了？我反正没注意到，他写的题材如果不超脱一点的话，要不然就是自我重复的。

房伟：也是为今后的“茅奖”提一个醒，需要尖锐点声音的发出。

马兵：所有的作家都有多面性的，但麦家不是。

房伟：说明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深度不够。

马兵：在批评界哪个作家被发现，哪个作家不被发现，太偶然了。一旦被发现，变化很大的。几大批评家在批评界里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一些重要批评家能看重哪个作家，集中发几篇，这个作家马上就起来，就是这样。

房伟：有些批评家再炒一个纯文学作品，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火。有些批评家一致看好，比如陈先发的诗歌，很多人都非常看好他，但他一直也没火；包括雪漠的《大漠记》，也非常优秀。作品除了批评家的关系外，市场操纵性很强，它可以拍成一个很火的电视剧，这是纯文学达不到的。

张丽军：这也是《暗算》的成功，电视剧的热播，对他小说的评奖是有很重要的推力。

马兵：《解密》就已经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提名，但是那年没评上，如果没有电视剧的话，估计《暗算》又评不上。专家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合谋，大家都在推他，是一个巧合。

房伟：电视剧出来以后，他的收益是非常好的，几千万，包括他的附产品。

张丽军：作为一个批评家，仅仅表扬是不够的，更要有一种批评与反思的精神，我们寄予麦家，我们有个期望，有新的悬疑文化的小说的出现。

房伟：对他来说，悲观一些，这个作家没有太大上升的空间了，如果没获奖，还可以，获奖了，上升的空间不太大了。上海年轻作家蔡骏，他的《荒村公寓》，他那种对传统的挖掘，他观点很奇特，他的文化底蕴不一样，他写的小说味道非常正。麦家本身不是搞密码工作的，半路出家，听说这个事来写，是有差异的，丹•布朗在绘画上和数学上有精深的造诣。

张丽军：《暗算》获得“茅奖，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和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暗算》进行了二次阅读，进行解剖式分析，不仅仅在于传达一种批评性声音，更意在于对这个悬疑小说类型进行一种思考，来丰富悬疑小说的文学内涵和人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