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丁玲五十年》：历史深处的回忆

对丁玲，在我寡陋的阅读范围里，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印象，在她坎坷跌宕的人生中，从延安时代起，尤其新中国后，陈明便如影随形，深深介入到她的生活、人际关系中。这在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但，陈明并不喧宾夺主，他几乎是隐在幕后的。

如今，陈明终于走到台前了。

阅读的新鲜感来自前一二章，这是陈明自己的人生起始。他在江西鄱阳湖畔一个开明地主家庭出生，10岁即离家往北京投奔伯父，三年后又随往上海，从此不曾踏上故土一步。伯父家境殷实，给他提供的教育机会便好。陈明聪明热情活泼，行动力强，渐渐就走到了同龄人的前头。在学联活动中，他加入CY，随后在19岁时转成CP，瞒着家人辗转去了延安。到延安后他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战团，他遇到了丁玲。

可惜的是，他的叙述大多一带而过，泛泛而谈，有时就慨叹，丁玲的气场真强大。和丁玲的结合，让他自觉自愿地从台前走到幕后，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从人生到个性都隐没在了丁玲的身后。

此后的章节便和丁玲有关了。因为是说丁玲，从大的框架上就没有太多新内容，却是在一些生活琐事和细节上，书中多有披露，比如定居东北汤原农场，和农垦人的交往，对自家小生活的“建设”……看着十分有趣，有时甚至觉不出背后的苦难来。这自然和他们的态度有关，他们没有把下放、农村的艰苦、与底层人的往来当作负担，倒是从描述中，你能感受到一些平民的乐趣与平和。再比如秦城监狱、山西嶂头村的日子，感觉陈明的性格中有随遇而安的成分，在任何境遇中，他都能把生活、心情调节得不那么难受。我想，这应该是心中很苦很苦的丁玲十分需要的吧？

还有一些家长里短，陈明从自己的角度也有所描述。比如他和祖林祖慧介于兄长与长辈之间的关系，还比如书中的全家福照片，似乎陈明在潜意识中仍然把丁玲当领导来对待，或者当作家长来看待，也许后者更准确。与丁玲结婚后，陈明便以照顾丁玲为自己的首要职责了。书中有一段话：“丁玲对于我以她为中心，实际成为她的助手，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创作，常常感到一种心理负担。我安慰她说，我还年轻，还有时间努力做些事情，不必为我担心。”所以五十年时间给他留下了深深烙印，即便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仍然跳不出这个框子。

丁玲那一代人为信仰而活，甚至不惜抛洒热血，更遑论承受苦难？在旁观者看来，一方面他们真是开阔得很，但另一方面又相对偏狭。信仰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人意志坚定，也使人屏蔽掉一些东西；更如果这个信仰有所狭隘，信仰者难免亦陷于狭隘。所以对丁玲，仅仅从文学、政治层面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

有时看一两篇文章一两本书，似乎坊间丁玲也颇有议论，比如有关她晚年的“左”。这一代人的某些言论和行为，如果抽离了时间和空间，会让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我在读这本书时，就常常有此感叹。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丁玲他们那时在山西，听到消息痛哭失声，陈明写道：“这些人在丁玲的脑子里像圣人一样，就是为了你们这些人，听了你们的话，我们才活下来嘛，总有一天能让你们了解的嘛。”他们真诚地想为曾经犯过错误的党掩盖某些错误，或者他们真诚地相信那是母亲错怪了儿女。而他们的后半生，几乎就为争取一个“政治正确”的结论而活着。作为作家的丁玲哪里去了？作为旁观者，作为远离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也许就会想，她为什么这么执著于这些虚幻的东西，如同保护生命一般？为什么不能洒脱一些，放下它们，去写她的小说，留下一些像《莎菲女士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的文字？取而代之的是申诉者丁玲！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历史的深处延伸，是不难发现这样的身影的。

很自然，一个问题摆在后代评论者面前，该如何看待、评价他们那一辈的人？

有时候想，把丁玲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也许能较为合理地解释她的许多言和行，并对那一辈人所遭遇到的一切心怀悲悯。我以为，当时代和个人同时陷入深渊，后来者回头审视时，固然不应姑息个人的人性弱点，但批判火力更不应放过社会、制度乃至大文化这些根源性环境，而不是仅仅把个人抽离出来，去暴露、抨击其“污点”。这样的标的，恐怕才更有益于建设一个清明的环境吧。毁坏容易，建设却需要一砖一瓦持之以恒，并且要有悲悯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