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在国家图书馆做了题为“邓小平与中国道路”的演讲，并现场回答了提问，本报从答问实录中选摘若干，以飨读者。

问：您认为邓小平留给中国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是开放的精神。当然今天中国的经济情况好多了，这是毫无疑问、非常重要的事，但同时，我觉得中国仍需要不断地到外国去学习，继续改善组织和思想，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问：有人评价或者批评您这本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人权问题系统的忽略，您同意吗？

傅高义：有外国朋友也是这么说。有人认为邓小平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不应该说是好是坏，而是应该了解他（为什么那么做）。所以，我不是说他当时做得对，但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有责任解释。我在书里面讲述了支持他的人为什么支持他，批评他的人怎么批评他。我个人的确是重视人权问题的，但是作为研究邓小平的学者，我的责任是让读者了解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做。虽然他不想做，但是为了中国有一个安定的前途，他还是做了，不做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和一些美国人有不同的看法。

问：请您给我们归纳一下邓小平的哲学。

傅高义：我个人认为实事求是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学。他不讲究什么说法，他讲究成就；他不要争论；很多教条主义的人太僵硬，而他是适应情况的人。所以，我认为他的哲学基本就是实事求是。

问：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构想，这个构想能实现吗？

傅高义：中国这么大，没办法让全国人民一起富起来，所以，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说有的人先富起来。一些领导人利用自己的地位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属富起来了，应该想办法进行限制。有几个做法，一个是用法律更多地规范，二是提高透明度，领导人把自己家庭每年的收入写出来，但还没有公开，几年之内应该公开。对太富的人应该有限制，应该想办法保护不富裕的人，建立更平等的社会。

问：您对邓小平在反右中的作用如何看？

傅高义：我认为反右运动邓小平的作用很大。后来他关于反右的说法是“扩大化”，扩大了太多。他不是说完全不应该有这么一个运动，而是不应该扩大到那个地步。有四五个人应该是右派，别的人不应该算是右派。他在1957年怎么想的我不完全清楚，因为他没有说。但是看他后来的做法，他确实承认反右太过火了。

问：请问您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对于邓小平及其时代，您在写作前是否已经有了一些固定的看法？写作中是否有修正？

傅高义：我认为最大的难题是邓小平自己没有写什么，因为他没有写日记。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没有把事情写出来。没有日记，他怎么想也不好判断。他又不太爱说话。所以，很多事情，我知道他和某某人谈什么，但是他脑子里怎么想，那是很难了解的。只好去想那个环境是什么，他平常做什么，他的行动是什么，他的行动里面肯定蕴涵了他的想法，所以可以猜测。

我本来没有固定的看法，我开始的确是因为好奇心，我想了解，想尽可能正确地了解那个人。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确实改变了不少，这本书也是一遍遍改出来的。

本来我觉得华国锋是没有改革开放的想法，但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我认为他和毛泽东的做法不完全一致，他的确想搞现代化，所以，我对华国锋的看法有一些改变。我认为他不如邓小平，没有邓小平的才能，也不会大胆做，但是他的态度，他的能力，我原来确实是低估了。

还有，一开始以为陈云是反对改革的，但后来看了更多材料，发现他是支持改革的，他只是非常小心而已。所以，我对陈云的看法改变了一些。

问：您认为现在美国人是不是对中国有偏见？

傅高义：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有复杂的心理。1972年尼克松访问以后，美国掀起中国热。以后我们欢迎中国人来美国大学念书，欢迎中国人来美国工作交流，都非常支持。我想老百姓基本支持。现在的问题有几个：第一，美国一直是经济大国，最大的经济大国，要是别的国家超过美国，会有问题吗？第二，美国的失业问题比以前严重。为什么有失业的问题，我个人看法是别的国家的工资比我们低，自然而然出现这种结果。但有的美国人觉得是中国货、中国工厂的存在造成了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但是有的美国人会这样想。

有一个调查表明，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知识分子，比较有地位的人，对中国比较了解，认为应该继续和中国搞好关系。但是很多普通老百姓、教育水平不高的人不够了解中国，所以他们害怕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要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中国，这也是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