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

《宁波帮： 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王千马 著；现代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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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将宁波帮置于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其成长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记述和解读，从中可以发现，宁波帮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商帮，而且作为一个姿态鲜明、独立自主的政治符号，全程参与和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可以说，没有宁波帮的中国近代史是不完整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新发现和评价宁波帮的意义所在。下为著者自序。

自序

“大海洋洋，忘记爹娘。”

这是流传于宁波地区的一句童谣。奶声奶气的唱起，却总有一股辛酸在里头，也总让人想起，“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里暂且不谈感情，先谈事实。

从这句童谣里，最起码能得到两个信息。

一个就是，宁波〔下文所提及的宁波如果没有特别指出，多为宁波地区〕是一个近海之地。这话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古以来，宁波大部分就属于冲积平原，是滩涂之地。往东与东海相接，往北则是杭州湾的入海口。就连宁波的名字，也跟海有关，当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希望“海定而波宁”，所以将这块东海之滨——元时的明州命名为宁波。

这也可从宁波城的传说可见一斑。关于它的由来，传说中就有，宁波城是大禹来东南沿海治水时留下的一条船变的，东西长南北窄，桅杆变化为天封塔，船舱变为鼓楼，橹嘴变成八角楼。既然是船，自然是航行在水上。所以宁波与海也脱离不了干系。对这样的传说，我们姑且一笑应之。不过，这个传说倒是把今天宁波城的地理以及几处知名景点给说得很一目了然，让人对宁波城有个直接的印象。

正因为是近海之地，宁波想不成为“水城”都难。各大河浜穿城而过，“三江六塘河，一湖居中央”。江多河多湖泊多，桥自然也多。据说宋代宁波城有120座，到明清时更是多达200余座。说起来，宁波就是一自然的桥梁博物馆。

这里的三江，乃知名的姚江以及奉化江，它们一个由北而下一个由南而上，相会于今日宁波市区的三江口，然后合二为一，投身甬江，经镇海的招宝山入海口（镇海口），再奔腾入东海；六塘河乃宁波东乡的前塘河、中塘河和后塘河，西乡的南塘河、中塘河和后塘河。而湖则是西湖。不过它却非杭州那个西湖。因其位于宁波城的西南隅，遂得此名。传说它的形状像月字，所以又称它为月湖。为避杭州西湖的名讳，防止混为一谈，月湖便成了它的大名。它还有一姊妹湖，叫日湖。只不过今天的日湖早因年久淤没，被填为了平地。

只剩月湖独美。

这个月湖面积没有多大，比起真正的西湖来，小得可怜，约有0.2平方公里。只是，谁也不敢忽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它开凿于唐贞观年间，曾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自宋元以来，便是浙东学术中心，是文人墨客的憩息荟萃之地。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学者杨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万斯同，在这里或隐居或讲学活为官或著书，都在月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如果说月湖太过于“小家碧玉”，那么，宁波城的东侧，距市中心十五公里就有浙江第一大淡水湖——东钱湖，在郭沫若的眼里，颇有“太湖气魄”。其水域面积有20平方公里，竟是杭州西湖的三倍。宁波曾有句俗话“田要东乡，儿要亲生”，那是因为依赖此湖之水，东乡之田年年高产。山好水好自然会吸引一堆外人投住。这里最为知名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他在兴越之后急流勇退，曾携西施避居湖畔伏牛山下，晚年自号陶朱公。后人追念其兴越之功，便把伏牛山改为陶公山。

想要说的是，这个陶朱公是经商高手，三次经商致富，又三散家财，所以又被称之为“商圣”或“文财神”。他落足东钱湖，对宁波来说，宛若冥冥之中的缘定。日后，诸多的宁波人，纷纷从本土出发，循着陶朱公的商业脉络，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四处出击，并引领风骚。这也可以看成是宁波帮得以孕育并成型的文化胎记。

那么，从以上的那个童谣里，得到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有人靠山吃山，宁波人就擅长靠海吃海。这话说得也同样没错。

靠海吃海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宁波人的航运业一直为是强项。航运业要是不强，肯定撑不起宁波城所化身的那只船。事实上，早在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明中，就有河姆渡人已经使用独木舟从事捕捞和航海活动，其古文化遗址就考古发现了6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木桨。而在2400多年前，范蠡所辅佐的越王勾践灭吴后为了大力发展“水师”，曾增辟通海门户古句（GOU）章港，此港便是今日宁波港的前身。而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九个主要港口，像会稽港、琅琊港、碣石港、番禺港等等，句章港是其中之一，只是谁最早已经很难考证，但不管如何说，句章港都算是最早的港口之一。

日后，此港经历了四次变迁，先是用了1200年，从句章港向三江口的江厦一带推进了19公里；接着用了1100年，从江厦向甬江的江北岸移动了0.5公里；再接着用了110年，从江北岸到镇海口前进了19公里。最后，仅用了5年时间，从镇海口到宁波北仑新区前进了14公里，于是成就了宁波港当下辉煌的气象。

今天的宁波，有句知名的口号，就叫“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这里的港自然就是指宁波港。至于书，则是指宁波城最为知名的文化遗存——天一阁。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既然是藏书楼，最怕的当然是火。取名天一阁，就是寄望“天一生水”。这下好了，宁波城的水更是源源不断。

宁波港之所以能“港通天下”，除了出身早，靠海，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好。因为宁波正好处在了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部。自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可谓是南北逢源。

这里的定海，曾是舟山群岛的县治所在地。而舟山群岛，则孤悬海外与宁波本土隔海相对。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隶属于旧宁波府。正是居于南北之间，是中国海运的一块重要的中间跳板，舟山群岛深受英国人的青睐。他们为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不惜精力两打定海，总称为定海战役。这一战之后，中国越发地天无宁日。但也正是在这一战中，固守定海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被刀砍枪攒之后，尸体仍直立不仆，打出了中国人依旧的精气神。可以说，发生在宁波的这一战，既暗示了中国未来隐晦不明的命运走向，但也总让人相信，中国不死。

有好港加上发达的水系，宁波也就早早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南号商船走南洋，北号商船走北洋。加上杭州湾入海口往北就是长江入海口，这样，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宁波可以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贸易视野。这也是日后宁波帮在重庆、武汉、九江以及安庆都很活跃的一大原因。与此同时，三江口的江厦码头也在当年一度兴盛不已，千帆竞发，百货流通……

于是便又有了句俗话，“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

正是对航运的热爱成了宁波人的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今人包玉刚和董浩云，靠着航运都做成了世界船王。尽管他们大多是在香港发迹，但谁又能否认，他们的“航运基因”不是在宁波打下的呢？！

话又得说回来，事物有它好的一面，自然也有不好的一面。

宁波人之所以靠海吃海，那也是因为没有其它的东西可以吃。

一方面，洪水的威胁无时不在。比如说河姆渡文明。在1973年被意外发掘出来之前，它就如5000年前莫名其妙消失的玛雅文明一样不为人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黑史”、“地下历史”。日后，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员的研究发现，在距今6000年和5000年前后，河姆渡曾遭遇过两次特大洪水的清洗。尤其是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先民的家园，而且还迫使河姆渡西南的姚江改道。当家园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先民们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于是他们开始大规模迁徙，不得不离开了生息两千年之久的土地……好在留下来的由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干栏式建筑构件，以及动植物遗骸，证明了河姆渡文明的存在，而且是相当发达的存在。它既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同时也说明了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又比如说镇海。在老人们留下的传说中，镇海以东曾发生过大塌陷，当时大地沉没，海水翻涌过来，将此地的城镇尽数淹没。据说，那是因为此地民风败坏，从而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倒是一位服侍瞎母尤其孝顺的年轻人，受到神仙的点拨之后，在大洪水到来之际，背起母亲向西狂奔逃命，最后实在跑不动，只好打算和母亲一起去死。但奇怪的是，就在他停下来的地方，海水也停下来了，土地也不塌陷了。从此这娘俩就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了生活，这个地方也被娘俩起名叫定海。

从这里可以得知，镇海原先叫定海。

在真实的史料中，定海的确是镇海的曾用名，但也只是镇海的曾用名之一。五代吴越时，镇海还叫过望海。到宋时才改名定海。这显然跟上叙的传说有所出入，毕竟那是神话故事，自然不能尽信。不过镇海曾经塌陷，也是有史可查。那是在明末，中国曾有长达15年的地震。正是这样的大型地震，导致了崇祯政权的最终崩盘。

根据《宁波府志》记载，当时的地震曾让东海大面积蹋陷，一直蹋到宁波镇海，同时又抬起了今日上海的崇明岛。先民把镇海叫做定海，也可以读出他们在天灾面前的一种期待，或者说，是祈祷。

日后，随着占据舟山群岛的南明政权被清军彻底击败，东海形势逐渐平静。加上1683年，施琅统兵收复台湾，结束了由郑成功起历经郑氏家族三代为期二十余年的偏安局面，海禁也开始松弛下来，1688年，康熙遂将定海改名镇海，而在舟山群岛新设定海县。

宁波的面目又为之一新。

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宁波的成长史，既是向海要饭的睦邻友好史，同时也是一部与海洋争陆地的斗争史。

无疑，宁波是一个少地之所在。

海洋的侵蚀，“土地则沿海平壤类多斥卤，腹境处丛又硗瘠水少，俱不适种植”，加上境内还有蜿蜒的山脉，像著名的四明山，也占去了宁波土地的很大份额。这让宁波人不得不时刻面对土地供应紧张的局面。

以前还好，到了南朝刘宋大明初年，人多地少开始成为问题。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朝，其地理范围，最大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淮河秦岭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相对应的北朝，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两者相加，便“成就”了一段三百年杀戮的疯狂史。一直到继承北周疆域的隋，灭了南朝陈，才最终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总而言之，南北朝是历史上超级混乱的时期，大家都忙着称帝，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正可谓王侯将相没有种乎，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登台的机会。

相比较世事比较安稳的南朝，北朝人活得更悲催一些，因为统治他们的，是异族，尽管北魏孝文帝曾努力推动过汉化改革，下令鲜卑人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鲜卑话，废除了鲜卑族的种种特权。后来又将鲜卑诸姓改为汉姓，其中拓跋改作元姓，另外还有一些鲜卑姓氏都改为长孙、穆、奚、陆、贺等汉族姓氏，同时，北魏孝文帝还通过婚姻方式来加强鲜卑同汉族的关系……但对治下人口众多的汉族，还是采取了相当残酷的措施。整个北朝，人口减少了上千万。正因为如此，大批的中原人士纷纷南迁，挨不过难道还躲不过么？！好在南迁没有户籍限制，也不需要办理暂住证，这也给了那些北方人活命的机会。同时，中国大陆的疆土也完成了由北方到南方的再开发。

宁波地区，则成了北人主要迁居地之一。

人多了，但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集中”了。

在整个南朝，其土地制度基本上可分为国有土地和私人大土地占有制。那时，南方的私人地主们通过赐田、侵夺农民土地，另外再侵夺公田或山泽，亦即侵占封建国有土地，最后摇身一变为大土地占有者。其中山泽屯封在南朝表现得最很明显，大土地占有者们私家占了一定的山岭或江湖，然后在此栽种竹木花果药材，饲养禽鸟鱼虾等物，以及制作用具器物等，不仅供给自用，更可谋取厚利的山林水产经营事业。“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见萧梁诏书）也就是说，广大的屁民或小民们望着面前的山，却没法去打柴，看着脚下的水，却无法去捕鱼。活活都能把人给气死。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早在西晋时，就颁布了占田课田，规定着不同等级的人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地。到了刘宋大明初年，又规定了按不同等级占有不同数量的山水，以限制豪强的广占山水。也就是说田地山水，要由封建国家来规定占有限额，超过限额的要加以刑罚，宋武帝刘裕，因山泽私屯太多，曾令禁止。而萧梁更是严禁私屯，“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梁书》卷3《武帝纪下》）也就是说，萧梁要用军法和死罪来处分违命者。

手段不可谓不雷霆万钧。

从这个角度来看，封建国家掌握着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不过这一支配权在南朝时日益削弱了，然而削弱了并不等于没有，在不少场合还起作用。

所以，在南朝时，宁波的土地紧张局面还算是好的，虽然失衡，但没到那种很夸张的成分。到了南宋，局面就显然不同了。

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临安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南宋是个偏安小朝廷，经济比较发达，对外开放程度也相对较高，但军事实力以及政治都较为软弱和无能，难得有几个精兵强将，如岳飞等人，还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残害致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而宁波则离杭州近在咫尺。

一下子，宁波就从边鄙小镇，成了京畿重镇。

后果也显而易见，人口剧增。

有史为证，根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政和六年，也就是公元1116年，宁波约有26万余人，到了乾道四年，也就是公元1168年，不过52年，宁波人口就增至33万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根据宋人戴栩《浣川集·定海七乡图记》记述：定海县（镇海县）政和年间人均9.12亩，到了南宋嘉定年间，不过100年，人均不足6.4亩，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这时，宁波地区可垦土地已经不多。

到了明清时期，宁波的人地矛盾更加严峻，明中叶王士性曾在《广铎志·江南诸省》中感叹，“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

到清代，宁波更是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

也就说，供不应求。

如此看来，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是放到明中叶，肯定会得到王士性的大力拥护。人的出生本来是件喜事，但在匮乏的土地面前，却变成了社会问题。

身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对这种矛盾感同身受。与宁波相似，徽州自古以来也“六山三水一分田”。更糟糕的是，“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徽州府志》）意思也就是，徽州生态环境恶劣，土质非常非常的差劲，土色泛红且容易巴结。而且，“高水湍悍少潴畜（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意思也就是，这个地方很难积水，十天不下雨就让人愁得慌，但一下骤雨，更让人愁得慌，那地上的东西有如日本鬼子进村，被扫荡一空。所以就是丰年，还得有赖江楚输入十之六七。没办法，你说徽州人要是不外出讨生活，怎么还活得下去。而讨生活的方式有二，一是讨饭，二是做生意。

于是就“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用很励志的话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但是得说清楚的是，爹娘虽然把你扔出去了，你却不能怨天怨地怨爹娘，那是因为你前世没有修到家，所以才生到徽州的，生到我家的。总而言之，还是你自己的错。

接下来，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徽州人，带着满面的仓皇和饥饿之色，如逃兵似的，从狭稠的徽州，涌向了全国。

对很多宁波人来说，出去，也成了人生的不二选择。他们拿起三把刀，从沿海盐碱地区走向了杭州湾彼岸的上海，走向全国，走向日本，走向南洋……这三把刀，分别是菜刀、剃刀和剪刀。其中，拿剪刀的，成就了宁波日后最为知名的一个群体——红帮裁缝。当然，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还拿起了钢刀，加入了革命的洪流。

出门在外，诸事不易。不提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尤其是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上下其手，单提海上的风浪，就有可能让他们有去无回。

过去去上海，虽然只隔了个杭州湾，犹如邻居般，但要串门却殊为不易。或者走陆路，但必须要向西绕道杭州，再北上，呈斜“V”字形走向。或者就坐渡船。不过杭州湾相貌独特，为喇叭形特征，也就是口大喉小。加上其海底地势，自乍浦起，以0.1～2‰的坡度向西抬升。不难想象，当海水倒灌进来时，杭州湾该会是怎样惊心动魄的面目？！犹如万马奔腾，蔚为壮观的钱塘潮就是它的作品。在帆船时代，坐船经过杭州湾，也是生死考验。到了西方的火轮进入中国抢生意之后，安全性虽然有所保障，但是在那不平等的年代，以为自己花钱买票就能得到外人的尊重，照样很难。

于是，当徽州人在外经商，成就了徽商这个群体的光荣，然而也给了他们所在的皖南山区的无数个村落，留下了一座座贞节牌坊。

宁波人同样是此去经年，两地相离，甚至阴阳两隔。

大海洋洋，忘记爹娘……

不管是靠海吃海，还是靠海被海吃，对海洋的感谢，应是宁波人的应有之意。

得承认，尽管与海洋要时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也正是这些斗争教育了宁波人，让海洋成为了磨砺他们生命、精神、胆略以及意志的大操场。

梁启超先生曾经曰过，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常常为故土所累，但试着看看海，就觉得清凡脱俗，超然物外，所以不计较厉害得失，可以拿性命财产作为孤注，来和大海赌一赌。“故久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陆居者活泼较胜，进取较锐。”另外，由于长时间地要和风浪斗争，按《定海县志》的说法，“冒险之性”为“岛民所特具”，“航海梯山，视若门庭”，当他人还在为一些小动静而颤惊不已时，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与天斗与地斗其乐融融了。

更重要的是，《鄞县通志》还称，“甬人具有冒险性，都习海善航，以是与西人触较早”。而这也让他们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影响亦早亦深。

除此，海洋还从另外一方面让宁波人受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外打拼的宁波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团结互助，而前辈在发达之后，也不吝气力提携后进，后人在谈到宁波文化时，就直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直爽重乡谊。有文对这一现象曾给予了很恰当也很深刻地解读， “宁波人说话‘石骨铁硬’，底气十足，然而待人骨子里却并不倨傲，比较亲切。注重乡情，在家亲邻互助，在外同乡帮衬。”这种文化形成也自有一定原因，“追根溯源，宁波先民大概是古代百越民族北系于越族的旁脉，越地滨江临海，草泽丘陵绵延，山洪潮汐出没于林莽，虫蛇兽类侵袭为害，此外北部还有强吴存在，长时间面临种族覆亡之危。所以，宁波承袭了越文化‘锐兵任死’的峻烈，团体求生的忠诚，也有了九死一生后的自我赏识和自我炫耀，从而演化出几分独特的爽直。宁波式爽直与北方卤直的区别，就在于不象后者那么个人化、霸道气，而更追求群体共鸣性和认同性，也就更显团队精神。这个从宁波人日常直通通的表白后，往往有‘你讲是呗’的后缀就可见一斑。”

这何尝不是宁波人的造化。对他们来说，海洋文明就在这潜移默化当中，注入了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的基因。宁波的团结、开放精神及冒险、开拓、抗压能力，还有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也由此而来。这也让它有了后发制人的优势和积累。

就说商业。当范蠡三次经商致富，内陆的农业文明却在商业上不进反退，长时间地逗留在低水平的停滞阶段。就比如对外出讨生活的徽州人来说，从商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是“民逐末利”，只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想必都不会走这种低贱的行当。直到今天，黄山市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村口依旧立有一块大牌子，上有除了写，（本村）商者足迹遍布扬州、南京、杭州及沿淮一带，盐商为主，兼营茶、木材、典当等行业……还写有，“村民以农为本，外徙经商，贾富兴儒，因儒入仕……入仕者高官接踵，可谓：满朝朱紫贵，江淮金银山。”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如果没有朱紫贵，金银山也失去了意义。

士农之后，方才工商。诚然也。

相反的是，宁波人却不会把经商当成自己人生的负担。因为久处边鄙之乡，在宋之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观念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在经商的追求上没有包袱也没多少心理压力。在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鄮命名的县名。此鄮即“贸邑”两字的合写，意即贸易的地方。乾道《四明图经》便有这样的记述，“（贸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居县贸山之阴，加邑为贸。”故有人感叹，以贸易为一个县名，可见商贸在这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至少表明，这里人的观念与“重农抑商”观念是相左的。所以才能出现，江厦码头的商业气象。

除了内贸，宁波在外贸上发展也是走在前头的。勾践增辟通海门户古句章港在当时是军事港却非贸易港，但到唐代之后，宁波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北宋淳化元年也就是公元990年，朝廷在宁波设立了官方的外贸专门办事机构，也就是海关总署——市舶司。

此前，市舶司一直设在广州。

不得不说，当宁波人的重商传统和他们的开放精神及冒险、开拓、抗压能力一旦结合起来，你很能想象他们在商业上所表现出的才华，和潜能。与之相辅相成的是，这些悠久的重商传统和繁荣的商贸活动，反过来也日益深刻地影响了宁波人的价值取向。从宁波出来的权贵儒士，跟别地方的酸儒穷儒就是不一样，对工商业不但不采取鄙薄、排拒的态度，而且逐步纡尊降贵，采取重商、崇商的态度。很多读书人乐于弃文从商，而且把儒家的某些经典论述加以重新解读，演化为经商之道。像当下书市上经常会看到的《李嘉诚经商三宝》，《犹太人教你学经商》，等等。

就比如说，有位姓戴的宁波人，就把自己的儿子们进行分工，有的仍走读书入仕之路，有的则专习商贾之事，以求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整个儿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得以萌芽与发展。民主启蒙思想随之也在这片沃土上产生。

有身为余姚人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在抨击宋明理学中提倡独立思考，明确提出：“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

有同为余姚人的黄宗羲，在全面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儒家的贬抑工商业的重农思想，第一次高度概括出“工商皆本”的思想：“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猛烈抨击迂儒、腐儒、规规焉小儒们“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的腐朽落后意识。

这一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为工商业的发展和历史地位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使工商业摆脱了农业经济的附属地位，成为立国、强国之本之一。

在这位清代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也成为一种空前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武器，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遭到了空前有力的批判，人们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

不得不再提一下宁波在1844年的开埠。

此前1842年8月，颟顸无能而自视甚高的帝国统治者，也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不得不和征服者英国签订下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按条约规定，广州于1843年7月27日开放；厦门于1843年11月2日开放；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放；宁波于1844年1月1日开放，最晚的是福州，于1844年6月开放……显然，对这样一个航运发达而又商业素养很足的城市，自工业革命之后急切需要拓展市场的英国人没理由放弃。只是，这让宁波留存在后世学子的脑海中，更像是个屈辱的符号。

此后，国外的洋船携着利炮，轰轰烈烈地开了进来，开进了宁波的母亲河——甬江，开进了三江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宁波就此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不过，它也让外向型的宁波，更为大幅度地直面世界。这不但刺激、促进了宁波近代经济的发展，而且，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也由不同渠道传入了宁波，并从各个层面上对宁波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日益产生影响。

宁波人在近代工商业中的表现也因此水涨船高。

他们四方出击，经营百业，屡建开辟山林之功。

除了传统的药材业、成衣行，以及航运业，他们还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为代表的新式商人群体。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他们还在钱业上也表现得足够的优秀。

谈起近代金融，大家一开始会想起晋商的票号，但事实上，宁波钱庄的出现，要远于雷履泰在山西创办天下闻名的日升昌。早在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导致了洋钱（银元）大量流入，产生了兑换银元和铜钱的需求。钱庄也在宁波应运而生。因为“信用最著，流通亦广”，加上其独创的“进出只登帐簿，不必银钱过手”的过帐制度，让宁波钱庄从江厦走向了全国。上海的第一家钱庄就是宁波人方润斋开设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人所经营的钱庄便执上海钱业之牛耳。当时上海已形成的9大著名钱庄集团中，宁波钱庄就占2/3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这加强了宁波人在上海的话语权，另外一方面，商业的拓展需要金融业的支持。正是在这些自家钱庄的支持下，宁波人更容易建立起自身的贸易体系，更容易推动自己的商贸活动。

活动能量的巨幅提升，本来就团结互助的他们，也逐渐形成了集群化效应。近代宁波帮的雏形因此显现并开始醒目起来。这不仅统一了他们的外在形象，更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内部联系。他们带着海的气息，却借此跃向了更高的天空。如果说，初萌的宁波帮还脱离不了传统的窠臼，但在进入近代之后，已然有了更新的实质和气象。

首先，他们在商业上更具有创新意识和市场精神，而不像早期的晋商、徽商那样依赖特权，将自己所有的身家都建立在官府的准入政策之上，其次，他们在与西人以及西方文明的接触过程中，得以早早地拥抱机器化大生产。在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陡然进入工业文明的轨道时，他们如鱼得水，华丽转身，从生意人变成了中国近代的企业家，或者工商兼修。他们大多将自己的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之中，最后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

另外，尽管擅长钱庄业，但他们却不像晋商票号那样，死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知变通，相反的是，积极地投身到银行业的尝试当中，无论银行最终是否杀死了钱庄，他们也在所不惜。正是在这样的姿态下，我们也因此能看见，在很多行业档案中，他们开创的工商业“第一”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经济领域也成就了自己“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匹敌者”这一地位。

这里得穿插几句的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宁波帮，主要是指旧宁波府所属六县的商人，包括前文所提到的镇海、定海，另外还有鄞县、慈溪、象山和奉化。其中的鄞县，在朱元璋改明州为宁波府时，其县治亦为府治。可以说，在这几个县中，鄞县是旧宁波府的中心县。我们所说的宁波城，也大多位于鄞县这一区域。也许，还有一些人对慈溪、象山和奉化有些面生，但是，你若喜欢海鲜，你肯定会知道象山。你若知道蒋介石，也一定知道奉化是他的老家。它们分别是海鲜圣地和蒋氏故里。至于慈溪，则是中国知名的孝城，东汉董黯“母慈子孝”这一典故便是流传于此。

这里有个问题是，前文一直在大提特提余姚，为什么却在这里偏偏被落下？！很简单，此时的余姚，依旧属于绍兴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和宁海一起，被划归到新兴的宁波市。与此同时，宁海也还属于台州府。不过，由于地缘上的紧密相连，这些地方互相影响，也有着相似的特性，你很难讲它们很清晰地区分开来。随着时代的进程，宁波的范围扩大，而宁波帮的内涵也相应的扩大，那些出身余姚和宁海等地的商人，也“名正言顺”地成了宁波帮中重要的一份子。

他们中的知名人物有严信厚，慈溪人。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于宁波创办第一家轧花厂，并在李鸿章、盛宣怀的主持下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另外，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的领导人。

有人说，他是近代宁波帮的“开山祖师”。

他的徒子徒孙同样不弱于人。

“赤脚财神”虞洽卿与盛丕华于1920年创办了上海规模最大的第一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朱葆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宋汉章于1931年创办了中国保险公司，为当时资金最大、信誉最高的保险公司。

……

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那就不数。宁波帮自此成就了自己巨大的英名。

谁人不敢忽视宁波帮。

这个时候的徽商，却日薄西山，穷途末路。

徽商是旧式的商人。从他们对待经商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沾沾自喜，曾自我标榜“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盐木典茶”，以及“丝棉粮食”这些传统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行业中，都能长袖善舞。尤其是乾隆时期，以江春为代表的徽州盐商更是风光一时，其总理盐务40余年，家资2000余万两白银，有二品布政司头衔，“以布衣交天子”，与乾隆皇帝交情颇深……

牛吧。就是这些，都没能阻止徽商的没落。

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暂且不论这样的改革会给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百分之多少的增长，给徽商的打击却是致命的，因为它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

想想吧，如果现在也有领导站出来说，不许中石油中石化，或者电信联通搞垄断了，你看它们还能蹦达到多久？

就如徽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

除此之外，徽商在“丝棉粮食”以及“木典茶”等战线上，同样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阻击。有些阻击直接就来自宁波帮。

在木材长途运输上，原先的徽商，连宗结帮，凭借其丰厚的资本，积敛巨财。不过，他们的木材运输在某种程度上受着地理的局限，顶多靠着内江内河的“援手”。加上他们大概没做好环境保护，砍得多，种的少，最后，内陆的木材显然就不够用了，只好向西南边境的纵深山区挺进。这个时候，靠内江内河的输送，终究比不上海路。尤其是清代前期，沿海贸易的日益兴盛，和大海打了不知道多少辈子交道的宁波人，终于能从木材运输中，分得一块蛋糕了，而且这蛋糕越分越多。不过，宁波人也不独享，江淮商人、山东商人还有福建商人，也加入了这场分蛋糕的游戏当中。

顺便得提一句的是，从事木材长途运输的徽商主要是婺源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婺源。可怜的徽州，随着徽商的没落，居然连自己都没法保存，被分的分，灭得灭，最终改名换姓为黄山市。幸好，黄山市还保留着一个徽州区，让人对徽州保留了一点念想。

当然这也是后话。

另外，在粮食运输上，徽商也不敌宁波帮。虽然他们也曾较早投资沙船运输业，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开展沙船和近代火轮业，扬帆驰骋于海上的，龙头老大是宁波帮，徽州粮食商人想都不用想了。

“望洋兴叹”这个成语，我们更愿意相信是这样由来的。

更关键的是——徽商研究者范金民更是一言以蔽之——在19世纪中期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新时代的前夜，社会剧烈转型。别人都抓住时机，发财的发财，成名的成名，当然也有不少冤死鬼。但徽商却在坐以待毙。他们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纷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

他们也没像宁波帮那样，从事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也没有像宁波帮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

他们虽然高喊“良贾何负宏儒”，意思也就是“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但我相信，他们打心底还是对从商觉得自卑，所以经营成功的徽商大多喜欢浓抹重彩地“修饰”自己，并积极地享受生活，以此作为心理补偿。他们喜欢戏剧表演，不惜动用重金，召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这种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无疑让自己觉得面上有光。尤其是明朝后期，他们更是将江南的收藏风气推向了极致，其热闹程度甚至波及到东瀛列岛。

看上去挺风雅，却制造了无数的“艺术泡沫”。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徽商是一个擅长于走上层路线，搞官商结合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的重要原因。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很大部分消耗在奢侈性消费和千方百计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以此来结交权贵。“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最为知名的代表。他们在与权贵的称兄道弟中，一方面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满足，另外一方面能得到政治上的庇护。只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他们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

尤其是他们所依附的权贵，像陶澍之流再对他们来个釜底抽薪……

徽商的处境不言而喻。

他们害死了自己，还害死了自己的家乡人。

徽商在外雍容雅服，衣丝乘车，搞得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有钱。有钱不敲，当政府是傻子啊。结果明清两朝政府都拼命地向徽州征收赋税，可想而知，徽州当地的人民被欺压得苦不堪言，一天只吃两餐，而且没什么花样，只有粥。妇女们日夜纺织，一月要做四十五天的活。而更多的人，出走为商，加入到这恶性循环当中，成为链条上的一员。

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长期斗争中养成了团结互助好习惯的宁波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往往会对家乡给予了最为温馨的回报。

兴办实业，开办学校……

如，“五金大王”叶澄衷，在自己六十大寿时曾做出两项决定：在上海虹口拿出自己的一块24亩好地，出资10万两兴建一所洋学堂——澄衷业学堂，后改名澄衷中学。另外一项就是，在家乡建“叶氏义庄”，义庄里设义塾。

他的学生中便有电影巨头邵逸夫，以及世界船王包玉刚。

他们都是宁波人。

宁波帮也因此源远流长，不曾断绝。

又如虞洽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自己的老家——镇海龙山村建成了“宁波唯一的模范村庄”。他在龙山投资兴办了龙山三北轮埠码头，这样轮船就可以从龙山直接出发抵达宁波城区、上海，家乡的棉花也就有了一个快捷的出口途径，仅此一项而论，三北乡民，每年可省六十余万元。另外，他还在家乡的虞宅北首办电报局、电话处、铁路等，后又办起火力发电所、救火会所。

想想现在的有钱人，有了钱之后，就想携款移民，两相对比，叫人情何以堪？！

徽商也只有一声叹息。

他们眼见着，在自己逐渐没落的背影下，赫然站出了一个更新的商业王朝。

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宁波帮。

一方面，相比较晋商和徽商，宁波帮更有现代性。除了自身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市场精神，它的成长期几乎和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同步，从西风初来，到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到北洋混战，再到蒋氏登台、民国初定……可以说，它的成长贯穿于中国从大破到大立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程参与并见证这一进程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进行。

这又带出了另外一个方面。

现代化大转型并不仅仅是从农业到工业那么简单，它所蕴含的转变是方方面面的，包括政体、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甚至是道德人心。如果说宁波帮只是顺应时势，从一个生意人变成了现代的企业家，那依旧是抹杀了他们对现代化大转型的贡献。事实上，尽管他们起家并成名于工商业，但他们所施加的影响力也并不仅仅限于工商业之上。在传统的晋商和徽商依附权力，为权力所用最终为权力所弃之后，宁波帮却选择了另一种路径。他们虽然也很谙熟中国的政商关系，像严信厚投身李鸿章，虞洽卿也紧密团结端方，但他们却在西方势力与本土统治者的较量中找到了生存的相对独立的空间。日后，他们甚至以“北袁（袁世凯）南张（张謇）”为向导，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身份，更不惮于发出这个群体的声音。从以前的“工业救国”，到“教育救国”，再到“立宪救国”。他们改变了商人作为“食利者”的固有形象，也改变了他们在帝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受贬抑的地位。

这里就有宁波帮在天津落足的严氏家族。

这个家族曾“诞生”过严信厚，不过，它的一支在移居天津之后，同样也出了一位名满天下的后人。他就是严信厚的族侄严修。他曾任贵州学政，并在此任上提出了其时颇为惊世骇俗的一个主意：奏开经济特科——这在后来被梁启超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维新失败之后，他回归天津，立志以兴学来救中国。幸运的是，他又遇到了张伯苓，这对忘年交成了一辈子志同道合的伙伴。正是在两人的携手之下，他们创办了中国至今依旧知名的南开大学，并建立起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私人教育集团。这也进一步带动了直隶教育的勃兴，让袁世凯在天津推动的地方自治有了更多的人才，以及更好的氛围。更重要的是，他在兴学实践中也得到了教育，那就是科举不废学堂不兴。没有他的影响和推动，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不会就这么轻易在20世纪初被终结。日后，在袁世凯的力荐下，严修又进入新成立的学部，在推动全国性普及教育的同时，更是让学部成了新政的发动机……如果清政府当年能顺应民意，而不是在专制的道路上走得很自我，那么它的命运也不会在1911年被改变。

无疑，在改变清朝命运的推手之间，也少不了宁波帮中人。

这些人有些一开始就走得很远。像赵家兄弟像小港李家的李徵五。他们在“君主立宪”成为潮流，国家正追求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际，却团结在了孙中山的周围，成为传统秩序的彻底破坏者。不得不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之所以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记在宁波帮身上。一方面，他们对革命无疑是热忱的，相比较底层群众，他们更容易也更方便去接受并理解、消化西方的各种主义。这让革命多了不少人力上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他们父辈或者自己在工商业上的成功，也让革命多了重要的资金渠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需要流血，也是需要钱财的。这让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很是依赖宁波帮。

更重要的是，随着清政府在改革的路上一误再误也一错再错，一再将先前铁杆的立宪派都推到了革命的阵营，宁波帮也开始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流。当朱葆三、虞洽卿这些从清政府那边捐得官帽的大人物，都开始站在了陈其美的背后，替革命党人出谋划策，清政府这快朽木再也不可雕了。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宁波帮，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会多一些波折。这条路虽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但旅途总见淤塞改道，最后竟有九曲十八湾。倒是见惯风浪的宁波帮，顺应时势给了勉力支持，让此路走得更为顺畅一些。这无疑是对宁波帮最大的褒奖，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居功自傲。在日后的大变革中，他们依旧不曾缺席，而在他们中间出现的牛人，也依旧数不胜数。

比如有创办西药业斗败洋商，并在娱乐业上一展身手，曾创办上海当时规模最大戏院新新舞台，日后又创办大世界的黄楚九；

有被后人誉为“白帝卧龙，通商惠工。唯信是崇，百业朝宗”的钱业巨子，曾历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会长近15年的秦润卿；

有改革药厂创办自有品牌“人造自来血”，重视国货运动，曾以小胜大战胜外来祥茂皂，最后因怒斥日酋为国捐躯的项松茂；

有开拓联运，兴办多种实业名扬申江，在国难之际曾多次拒绝出任伪职的蒉延芳；

有拒绝耶稣而被圣约翰大学开除，最后做成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的“企业大王”刘鸿生；

也有在辛亥之年上海光复中横刀立马冲在第一线，曾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里手”，日后拒任伪职反对内战，临终前把资产捐献给国家的“红色资本家”包达三；

有经营面粉起家，以人舍我取的战略成为亿万富翁，当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多年，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带领香港中华总商会在香港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王宽诚……

当然，少不了以船王为荣誉头衔的包玉刚、董浩云，他们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了全世界，让宁波帮的商业王朝变得更为国际化。

更少不了的是，那位广为人知的邵逸夫——其一生传奇，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就自己“影视王”的称号。在他的带动下，香港邵氏兄弟影业公司成为1950-1980年代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巨头，同时他也审时度势，及时投身电视业，成为TVB最大的股东之一。更关键的，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支持也一直坚持不懈，如今全国各地有多所学校建有以他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这也让他的大名得以根植在诸多学子的心中。

额外补充一下，除了邵逸夫，还有一位出生在宁波蚕茧商人之家的张石川，同样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他一生编导了120余部作品，其中，《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片，一时震惊了中国影坛。更重要的是，他还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电影明星，这里面就有风华绝代的胡蝶……

重新认识宁波帮，一方面宁波帮其实是传奇之所在，他们里面的很多人拉出来，都能在历史的舞台上独挡一面。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各大重要时间节点和事件当中，要想了解中国近代的变迁，以及今日中国的由来，不得不去认识宁波帮。我们可以断言，一部宁波帮的成长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这里还要说的是，尽管宁波帮一开始是以宁波商帮为主体，以商业而名世，但因为它对近代中国所施加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方方面面，所以你不能将宁波帮就简单地定义为宁波商帮。在我看来，宁波帮在历史演变中一定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内涵，不管你是从商从政从文从武，不管是在本土发展还是在外乡打拼，只要是出身宁波，或者是宁波的后人，身上打上了宁波的烙印，并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贡献，都是宁波帮中人。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宁波帮成长于中国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民族情绪一直很激烈。加上巨变带来的游戏规则被破坏或者被稀释。宁波帮也在所难免地沾染上了一些陋习，有时为了成功，也难免行走于灰色乃至黑色的地带。这也容易让他们成为舌尖上的风浪，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比如说杨坊等人身为买办商人，在洋商和中国之中居间服务，难免有“汉奸”的嫌疑，在当时是可恨也可杀的；

比如说张啸林加入青帮，靠黑（黑社会）黄（卖淫业）白（鸦片）三色巧取豪夺，逼良为娼而“荣列”“上海三大亨”；

比如说，傅筱庵投身盛宣怀，在盛故去之后，侵夺他家财产，日后又敌不住政治的诱惑，卖国投敌出任上海市伪市长，最后被军统策反的仆人朱升源持刀砍死，成为被戴笠所刺杀的最高级别汉奸之一；

还比如朱葆三利用关系经营庚子赔款之便坐实自己在上海滩的地位，虞洽卿在抗战期间以慈善的名义办理平粜米而名利双收大发国难财被人称为“米蛀虫”……

更要命的是，当年宁波帮刚刚在上海以及外地打拼之时，大多一穷二白，光脚不怕穿鞋，因此留给别人的印象，往往是敢吃苦，敢拼搏，敢冒险，而且讲诚信，骨头很硬。虽然是为洋人服务，但在洋人的压迫面前，也不肯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相信“民气压倒洋气”。比如说在四明公所的土地面临着法国人的强占之时，他们也会发动群众，包括“短打朋友”，通过罢工罢市的方式，和对方进行较量。

然而，等到他们真正在上海乃至全国坐稳位置，成为既得利益者之时，却开始远离民众，并对民众的诉求选择性的忽视。

比如说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之后，由虞洽卿、宋汉章、傅筱庵、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组成的“五卅委员会”，虽然向西方列强提出了十三条要求，但却删除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保障工人权利”、“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等条款，显示出他们对自己所属资本家群体利益的关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方列强的利益，毕竟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全面捆绑。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宁波帮又在1927年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也成了宁波帮对自己的同乡也是日后的中国独裁者所献上的“投名状”。

我们因此也就能看到，当蒋介石一步步走向独裁之路时，背后总少不了以宁波帮为重要势力的江浙财团的影子。

不得不说，正是这人生的弱点，以及历史的污点，让宁波帮在建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成了比较尴尬的存在，在有意无意中被屏蔽，而不像晋商、徽商那样，成了可以自由言说的对象。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宁波帮。

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宁波帮所有的缺点，正所谓人无完人，帮无完帮，而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所以需要一分为二地对他们进行审视。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持续期间，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贡献，以及智慧。这些智慧对后人尤其重要，成了宝贵经验的留存。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大浪淘沙，宁波帮也褪去原罪，卸下包袱，成了建设现代中国的有机力量。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开放包括宁波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而数月之后的8月1日，在听取了国务委员谷牧关于宁波对外开放工作的情况汇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满怀激情地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他还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这也是至今流传在宁波“宁波帮，帮宁波”这一口号的由来。

对宁波来说，拥有这样有着巨大活动能力和政治能量的宁波帮，无疑是自身巨大的矿藏，而且唾手可得。宁波会因他们而得发展。中国也将因他们而受惠。不难想象，有了他们的支持，宁波乃至中国可以开动马力，向大海再次进发。

宁波帮，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