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把握复杂、丰厚的抗战历史

 作家王树增

三卷、一百八十万字的纪实文学《抗日战争》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以抗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并最终赢得伟大的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全过程。这也是知名作家王树增“战争系列”的收官之作。

王树增“战争系列”自2006年开始出版，至今已有《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一系列作品问世。耗费五年心血完成的这部《抗日战争》，以波澜壮阔的文学叙述向广大读者解读中日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持久的战争。对于这场残酷战争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认识这场战争的本质，都有着巨大的认知意义和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抗日战争历史，比较片面，也比较碎片化。敌对方的材料、观点，由于信息隔绝，完全不知道；即使是我方资料，也有很多东西因为历史原因很难知其真实面目。随着历史的发展，那些尘封已久的秘密文档纷纷解密，有太多读者希望全面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此时创作一部符合历史真实的作品，既是应当，也是可能的了。正是基于此，王树增开始了他“战争系列”最为宏阔的一部作品——《抗日战争》的写作并最终完成了这部抵达历史也抵达文学，追忆中华民族的血泪与光荣的巨著。

日前，王树增就该书出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周报：从《长征》《朝鲜战争》到《解放战争》，您之前已经写了一系列战争纪实文学，对这样的题材可谓得心应手，但这部《抗日战争》您写了五年多，您觉得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树增：最大的困难我觉得是对抗日战争史的客观把握问题。之所以把这本书放在我的“战争系列”的最后写，就是因为有难度。之前我们看到的抗战题材的写作，要么叫正面战场作战记，要么叫八路军作战纪实，或者写局部战役如腾冲保卫战、常德会战、平型关大捷等，只能分着写。我们国家现在出版的全景式写抗战的，好像只有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或《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因为这个题材非常重大，这其中牵涉到如何把握国共关系的问题、两个战场的问题、中日美英的问题等，怎样放在一个历史格局下将之把握好，这的确非常难。

这本书我写了五年，但准备了很长时间，很多资料十多年前就已经买回来了，攒了许多。

周报：最终您是怎么解决了这个难题把书写了出来的？

王树增：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书是属于战史理论的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可读性相对较弱。另外，过去对于抗战历史宣传的引领，多少受到了时代的局限。而现在的读者，包括很多军史专家、从政人员，他们的眼界更开阔了，胸怀更宽广了，承载历史的力量也更强大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相对客观地来叙述抗战这段历史。

具体写作时较难把握的是叙述的分寸，因为它非常复杂。曾经有读者跟我讨论过中流砥柱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共产党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位读者就用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歼敌数字来问我凭什么这么说。我觉得过去我们党的宣传人员没有说清楚，所以受到一些读者的质疑。其实，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非常了不起的。

举个例子，抗战爆发前夕，国共还处在敌对和作战的状态，如果那时共产党人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来实行全民族的抗战？而提出统一战线，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作出了巨大的让步的。因为我们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念，为了这个政治理念，从成立那天起，无数的共产党人付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党放弃了自己坚守的一些政治主张，过去要反蒋，现在是要联蒋，而且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了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归阎锡山指挥。如果国共还处在内战的阶段，那么就没法实行全民族的抗战，国民政府也就不可能全力抗战。这也是蒋介石一开始就不抵抗的缘由之一。再如皖南事变，新四军的一个军部都被国民党围歼了，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指责虽然言词非常激烈，但是在行动上毛泽东依然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为要，一直维护到抗战结束。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战的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存在，确立了绝不投降的立场，哪怕只剩共产党、只剩八路军。在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提出的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抗战，而且要抗战到底。这一点蒋介石有原著的论述。当日本人步步逼近他时，蒋介石最后的条件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他说东四省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谈，但这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共产党不允许丢掉东北。然而，即使蒋介石已经退到了这个份上了，日本还是不答应，蒋介石原话是这么讲的：如果国民政府垮了，日本人将单独面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那时就不会有任何协商谈判妥协了，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没有投降二字。日本人也说，共产党是我们意识形态上的死敌，我们可以瓦解国民政府，但我们瓦解不了共产党。

所以我们所说的中流砥柱是它的历史作用，而不是指共产党歼敌多少，国民党歼敌多少。在书中，我对这种因由转承、对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阐述。我想这是和其他书不同的地方。

周报：《长征》等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对您来说是经验的累积还是束缚？《抗日战争》对于您的战争史写作是一个突破吗？

王树增：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突破吧。其实我每本书的风格都不一样。《长征》是用感情去写的，因为我非常景仰长征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朝鲜战争的对手是美军，所以写起来非常游刃有余，同时我也是饱含着忧患意识写的，因为不知道今天再发生这样一场战争的话，我们的这支军队是否还能像当时的志愿军一样；而解放战争是关于人民的问题，反思了为什么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会垮掉。因为毛泽东当时预言，解放战争要打八年，最终却只打了四年，过了长江以后，解放军摧枯拉朽，基本就没有什么大的战役了。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一个历史？

而抗日战争，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对非常复杂、丰厚的历史的把握。我用很大的篇幅写了正面战场，也给了蒋介石很大的篇幅；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作用和意义我也力争精准描写；同时对这个过程中日本人的心态变化、日军在作战中的方略变化等，都放在整个抗战的大格局里，写清楚因由。从这点来说，这本书的体量差不多等于前几部书的总和。

周报：我们知道您向来重视史料，为了写这本书您还几度赴日本查证，有什么新发现吗？能否举一二个具体例子？

王树增：史料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会在前期把各方的史料相互进行印证，日方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美军的，个人的、战史的都放在一起印证。比如长沙战役，蒋介石的原电报说“公布的死亡数字以二十万人为好”，当看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看长沙会战国民党军公布的歼敌数字了。因为蒋介石本身就说了要扩大宣传，所以这个数字是有偏差的。只有印证了才能知道哪些材料有偏颇之处，日军的有，我们的也有。所以需要在心里对历史的走势了如指掌，对历史产生的原因非常清晰，把握这些原则以后就能大概判断出来这些资料的水分在哪里，比较接近真实的是什么。

就如蒋介石之所以发这封电报，是有原因的，并不是纯粹的好大喜功。当时重庆的国民政府正处在一个怎样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又处在一个怎样的处境中？只有把握这些，才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封电报。

周报：在书中引用很多史料会增加可信性和学术性，但是否会影响可读性？

王树增：我的原则是大背景小细节。所谓大背景就是历史背景要勾勒得非常清楚，只要不繁杂就行。有时战役部署的电报是一定要的。如果不放这些电报，那么就不清楚对应的方略是什么，不清楚战场上左中右有哪几路部队。有时候读者看到这里，不了解部队的番号就过去了，但如果真正细读的人，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但在大背景下我会放很多小细节，这些小细节是我在浩瀚的史料中精心挑选的。比如台儿庄战役，我是用一个日军士兵的日记串起来的。这里既有这个士兵进入战场那天的日记，也有他离开战场那天的日记。台儿庄在运河旁边，这个士兵进入的那天他很沮丧，因为那天开始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但是在他离开的那天，他突然发现，春天来了，运河边的桃花都开了。台儿庄战役我们死了两万多人，我就想，不知道那些流血的中国士兵，是否知道自己誓死捍卫的这片国土上竟有如此春意盎然的景象。

再如日军轰炸武汉时，一架日本飞机与中国飞机相撞，双方飞行员同归于尽。后来中国飞行员的妹妹看到了一封日军飞行员写给他妻子的未寄出去的信，那妹妹就给那个日军飞行员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了当时武汉的报纸上……

像这些细节贯穿在这场战争里，人的感情、人的命运贯穿在其中，读起来也就不枯燥了，就好看了。我把这些细节都挑了出来，有时是用叙述，有时是用电报。比如台儿庄战役汤恩伯迟迟不肯增援，他每次电报来，台儿庄城内都欢呼雀跃，觉得汤恩伯要来了，可汤恩伯一直都不来。汤恩伯为什么不来，是怎么做到不来的？这其间都是有电报的，而且这些电报都写得特别好。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绝对嫡系，蒋从来不说汤的，但是到了台儿庄之后，蒋介石对汤恩伯发了那样严厉的电报，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周报：您在书中既有宏观的全景式描写，也不乏细节故事；既写到了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高层人物，也写到了普通的士兵、百姓，这样多重视角的写法让人想起西方的一些历史传记类图书，西方此类图书的写作是否值得借鉴？您比较欣赏的此类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王树增：我最早写完《朝鲜战争》时，先给莫言看了一遍，他看完后说，怎么觉着像西方作者写的，不太像中国人写的。

因为中国好多作家写的是所谓的报告文学。但我认为，报告就是报告，文学就是文学。我原来写过小说，知道文学叙述的魅力在什么地方。我比较爱看《光荣与梦想》，看过好多遍。但如果说特别受谁的影响倒也没有。

我的阅读面比较广，什么都爱看，看了也能记住。比如《中国相声大全》，我全看过。中国所有菜系菜谱、中国京剧戏谱，我也都看过。另外我原先在空十五军当伞兵当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看待事物要比别人多一个角度，我是从天空往下看的。对历史、对战争、对战场也是如此，是俯视的。

周报：抗日战争对于很多国人来说，也许是知道最多却了解最少的一场战争，所以会产生两个极端，或是随意对待，导致抗日雷剧层出不穷；或是莫名愤怒，导致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砸日本车抵制日货，以您对这场战争的了解，您怎么看？

王树增：写这本书时，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对这个历史问题是否已经清醒了？对历史不清醒，就一定会在现实中混沌、偏颇、盲从；如果对历史很清醒，就会很有定数，看问题就会很清楚、很明白，不会让自己混乱。

比如为什么会发生抗日战争？我用了将近六万到七万字写了序章。日本发动战争后每年都有年度战略方案，战略方案里每次都是怎么变化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我在书里都写到了。我觉得捋得很清楚以后，就不会发生去砸日本车这种行为了。就会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就不会写这种神剧、雷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