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中的住房与……住房政治

所谓“美国梦”，其实是很“唯物主义”的，它由很具体的事物组成，正如格温德琳·赖特这部《筑梦：美国住房的社会史》（王旭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对“BUILDING THE DREAM ”的解读所表明的，美国梦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住房，就是汽车和大的郊区独栋住宅。在很多国人看来，这也正是美国梦的象征。时至今日，汽车和郊区别墅也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梦想，而且到美国买房的中国有钱人越来越多，美国梦成了一种另类的“中国梦”。这肯定是赖特在1981年完成这部关于“美国梦”的住房社会史著作时完全预料不到的。因此，她在特地为该书中文版写的较长的“中文版序”中不断比较美国梦的住房与中国人的住房梦，就很自然了。她反复告诫中国不应重蹈美国梦的住房建设之覆辙：在住房上投资过度，花费太多钱，承受本不该承受的负担，如长距离通勤、以邻为壑的恐怖院墙和保安系统，以至每个人都成了被保护对象，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权力审美”（power aesthetics）。她还认为，中国向郊区的拓展几乎完全依赖高速公路和私人小汽车，这与美国灾难性的经历极其相似，事实上，美国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二战前美国所有的郊区都通过公共交通连接居住地和工作地点。此外，赖特认为美国官员积极推进“城市更新”，用高层写字楼和豪华住宅取代衰退的邻里社区，这些政策既摧毁了传统的社会联系，也破坏了城市的历史肌理，恰如最近中国那些消失的胡同和里弄的命运。这些比较和告诫都切中要害。另外，作为一部三十多年出版前的著作，作者借中文版序总结了自该书出版以来有关美国住宅建筑的各种观点，强调了导致新住房模式产生的社会动因、社会组织和冲突等各种因素。

该书最大的长处是围绕美国住房史所展开的社会史研究的多元视角，阶级、群体、权利、政治争议等议题贯穿全书，形成了“美国梦”中的“住房政治”这个核心议题。作者在序中说，“每一次关于住房的争议都要穿越阶级的界限，虽然有些社会群体比其他别的群体更有能力实施他们的意志。拥有一套‘像样的住房’的权利是基本权利，维护这种权利是美国生活方式之必需准则。但是，如何为‘像样的住房’定义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家庭的适当作用是什么？如何保持家庭隐私和社区生活之间的平衡，或保持个人选择权的自由和政府控制之间的平衡？郊区的独门独户住房是像样的住房的唯一可接受的表达方式吗？核心家庭是最好的居住单元吗？民主平等是简单地意味着栖身之所的权利，或尊严的权利，选择的权利，还是被他人接受的权利？”而更重要的是，“今天，住房问题是全国大多数利益群体的重要议题。租金控制、种族隔离、少数民族邻里、区划的争议、老年人的需求、能源优先以及物美价廉住房的短缺等都是各类社区组织和左右两派特定利益游说群体关注的焦点”。这些议题也正是我们的住房社会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在我们的建筑史学界却远未充分展开。

许多关于住房的权利与争议往往被遮蔽在更重大的社会政治议题之下，该书以丰富的史料和通俗的论述把这些权利与争议呈现出来。比如，关于美国黑奴，我们都知道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但是我们对汤姆叔叔那间“小屋”又有多少了解呢？赖特的书告诉读者，奴隶总是希望在自己建造的小屋中保留非洲的文化传统，保留对家园的亲切记忆，但总是遭到奴隶主的禁制，“奴隶们渴望保留一些非洲文化传统的蛛丝马迹，而奴隶主却总想强化对奴隶的控制，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时造成正面冲突。也有些奴隶无所顾忌，径直建造了非洲风格的小屋……尽管奴隶确乎尝试着把非洲文化因子融入到自己的小屋中，但到19世纪，奴隶主们已将此视为一种危险行径”（55—56页），奴隶住房的建筑风格、文化装饰甚至也被看作一种政治表达和挑战。这是对政治奴役与控制的最细微和最尖锐的诠释。赖特还敏锐地指出：“奴隶小屋之所以单调乏味，端赖于奴隶主严禁奴隶装饰住宅，以防这些小屋成为黑人文化的阵地，也防止奴隶们在日常生活和艺术表达中意识到更多的自治。”（56页）有异质文化标志的“小屋”有可能成为文化阵地，而且就有可能从中产生反对控制的自治意识，这是我们也并不陌生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议题。更有意思的是，在奴隶主的监控、压制之下，奴隶工匠仍然顽强地在小屋的建筑技术细节中不露痕迹地保留非洲建筑的传统，这些细节隐藏在外墙之内。由此，甚至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容易被忽略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那间“小屋”。

又如，关于妇女与住房的关系，在我们的印象中恐怕很难与政治争议联系，但是在赖特的书里，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的斗争前沿往往就是从住房开始。在1880年代，波士顿的一小群妇女发起改革运动，呼吁用更加科学和专业的方法来管理住房，后来还成立了全国家政协会来促进这一改革运动（189—190页）；越来越多的妇女学习住房建筑的基本知识，影响了住房建筑风格与社会服务的变革，并在城市改良协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妇女不得不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惟其如此，才能改进所有住房的质量”（192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美国梦”中的住房政治问题更为汹涌澎湃，“许多人被排挤到住房市场边缘，或者干脆无法在这个市场中立足，耗尽半生心血方才换来立锥之地，他们足以构成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的呐喊也足以让朱门宦海中的大小官吏有所耳闻”（324页）。在全美蔓延开来的草根政治运动的核心团体是妇女团体、租户委员会、住房保护协会、公共住房居民委员会等，住房问题成为全国性政治联盟主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当人们开始为更好的住房而战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更宏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338页）。

必须重视建筑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关系，这是赖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任何建筑无不受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相关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等因素制约，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建筑史与社会史的紧密联系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熟悉的许多中国近现代建筑史论著中，这种联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朱涛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的，关于大跃进的社会史研究与国庆十大建筑的建筑史研究之间的完全断裂，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两部历史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让人甚至怀疑它们是否在讲同一个时代；从来没有史家将社会史和建筑史连接起来，把国庆工程放在大跃进的语境中分析。其实，这正是我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各种专门史研究（如建筑史、美术史、音乐史等）的通病：与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的割裂。朱涛最后提出，今日的历史写作任务是要重建建筑与社会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梦”中的住房政治争议，对我们会更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