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兵团》 朱维毅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丘吉尔说：历史中隐藏着一切智慧。英国人奥威尔在政治预言小说《1984》里说的一句话：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清代的龚自珍说得更直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和研究我们走过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历史很重要，但同时又经常会缺少直面和深究历史的态度。我们常讲，让历史告诉未来。怎么做到？就要全面地了解、审视和总结历史。每个从历史走过来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两个任务，一是参与历史的创造，一是把历史传承给后人。
纪实文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素材加以收集、梳理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做一番文学化的融合，从而把特定时期内特定群体的历史故事变得生动和立体起来。这就像在一片历史的森林中描绘一棵大树，既要有主干，也要有枝叶。《生命中的兵团》应该是这样一棵树，可以远距离审视，也可以近距离感受，不能只见枝叶不见主干，不能只有概貌而不鲜活，更不能只给观察者唯一的视角。
我是老三届知青，曾两次在山西插队，前后长达六年，有很深的知青情结。在涉足文学之初，我就知道自己迟早会写知青的那点事儿。那么我为什么不写熟悉的插队生活，而选择兵团来落笔呢？因为插队知青点比较分散，经历各异，下乡时间也长短不一，我很难对其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文学归纳。而兵团知青不一样，有统一建制，有相同的使命，有在长期朝夕相处中形成的凝聚力，有相近相通的时代感受，有对社会底层的深刻感知。同时，在大家之间又存在着来自于年龄、阅历和出发地文化上的差异，在这种相同和不同之间，文学描述中的落笔点自然会很丰富。
同为知青，我能够理解大家在兵团时面对所有人生选择时的心态，包括荣誉和挫折、进取和迷失、下乡和返城。
34.5万黑龙江兵团知青，是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最大的一个群体，而且是脚踏黑土地多年的一个群体。这支具有较好文化素质的庞大城市青年队伍，在军人的统领下长期驻足中国的东北边疆，必然会在北大荒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并带来很多变化。
文学创作，最能打动人的不是排列口号，不是激情宣泄，而是书写人性。用人性这把钥匙，能解读我们身边所有的故事。所有能够传世的文学作品，都是能深度揭示人性的作品。
自由的和负责的文学创作，不应接受由外部定下调子并规范主题。我在写这本书时也没有给自己预设框架。我对人性的认识是在写作中升华的。在创作过程中，我被很多荒友身上体现出的人性深深打动，一些荒友告诉我，他们在阅读《生命中的兵团》时，眼睛经常是湿润的，我相信我为这本书流下的眼泪不比任何人少。我知道，书一旦写厚了会排斥掉很多读者，但我又舍不得割舍那些动人心弦的人性故事。我觉得一些牺牲荒友的生命至今还在生者身上延续，我看到一些残疾荒友被战友们认作一生不离不弃的亲人，我常常为此潸然落泪。于是，展现人性的特点，在我的写作中越来越凸显，我要让我们的后辈看到前辈的付出何在，他们的人性光彩何在。
生命是一个现实的过程。兵团已消失近40年，但它存在于国家的生命中，存在于荒友们的生命中，也存在于我的生命中。完成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如果不是简单的堆积素材，就一定是一项工作量庞大的系统工程，任务繁重、挑战巨大，作家如果不能豁出来、沉进去，结果注定是费力不讨好。写这本书，我追求的不是市场效应。我希望本书的读者群体不限于兵团知青，也包括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写一本历史题材书的更多价值，就是促使后人有兴趣去了解和体味这段历史。
我写这本书全部自费，拒绝任何资助，因为我知道，每拿别人一分钱，写作的独立性就失去一分，而独立创作恰恰是保证作品客观的一个重要前提。我不愿意遵循一个由外部定好的调子来记录历史。至于我写出的这本书是否做到了中立和客观，需要你们这些历史亲历者的评判。
这本书不是我的个人创造，而是我和很多荒友的共同创造，是你们的故事、感受、文字以及在其背后体现出的人性成就了这本书。三年成书，我觉得自己老了十岁，但我受益良多，人生受到启发，心灵得到净化，也越来越觉得个人力量的有限。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回顾过去，为后人留下全面的、不扭曲的、不加遮蔽的、我们亲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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