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园：探寻文学发展新路径

作为70后文学批评家，李遇春已经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批评风格，除了思辨谨严、材料扎实和文字清通之外，他还有着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新近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评论集《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就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批评特质。

作为70后文学批评家，李遇春已经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批评风格，除了思辨谨严、材料扎实和文字清通之外，他还有着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新近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评论集《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就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批评特质。

这虽然是一本论文合集，但从不同维度集中探讨了文学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就这一课题，学者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学界影响甚大，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西化”和“世界化”倾向起了纠偏补弊的作用。学者於可训对林毓生的观点和刘勰的“通变”论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文学的创新要遵循“通变”的一般原则，而不能“全盘西化”，刘勰的“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对于今人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李遇春遵循的正是这样的方法。他耐心潜入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中，努力发掘被遮蔽的文人传统，尤其是传统文学中可以借鉴和再造的文体及经验，从古今文学演变的角度深入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深层血缘关系，从而打破了流行的单向度地从外国文学视角审视和评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弊端，为当代文学的创新发展拓展了理路。

这部书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整体分析，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从缘起、小说、散文、新诗等4个方面展开，对现当代文学的文体演进进行宏观研究，进而揭示其与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则以翔实的材料，考察了“传奇”对当代小说的影响。第二部分从文体角度对韩少功、贾平凹、朱山坡、乔叶进行个案研究，在文本细读中多有反思，发人深省。第三部分是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被忽视的一个领域，李遇春细致爬梳史料，提出了不少新见。3个部分各有侧重而又相互关联，共同勾勒出了一条有效的传统“创造性转化”路径。

显然，李遇春的思考和研究回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文学问题。从创作实践来看，自新文学发轫以来，中国文学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立足民族文化传统并试图超越的努力未曾停息，也取得了卓越成绩，民族文化继承创新的流脉并未断裂过，一代又一代作家薪火相传，也创造着多种现代性路径。而多年以来，不少学者奉西方文化和文学为圭臬，以西方现代性理论作为标准来规训中国文学，以致在论说中常常故意断裂、否定民族文化传统，进而走向全盘西化。李遇春敏锐地窥见这个病象，以一种整体性历史观，坚持“史证、心证、形证”相结合的方式，初步从文学史层面进行了有力驳诘。这不仅是学术观念的纠偏，也是思想的祛魅，体现了一位青年学者独立思考而又试图融通的努力。

我以为，这部评论集不仅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具有参考价值，对于创作者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作家的创作谈，以“言必称希腊”为时髦，大量的作品仍然没有摆脱对西方现代文学或后现代文学的复制和仿写。这种现象在年轻作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制约了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在这部书中，李遇春通过对“寻根文学”作家的再反思和对先锋作家“回撤”现象的研究，再次昭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失去文化母体的创新，入之不深且行之不远。

毫无疑问，“传统的复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命题。在当前的研究阶段，李遇春选择从文学的审美形式（文体）角度切入，已将问题初步打开。传统的复兴自然还包含深层次的一些问题，譬如伦理价值、文化观念的“转化”或“通变”，等等。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半，文学发展进入了某种程度的新的焦虑期，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必然绕不过对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审视——儒释道文化、民间文化等在时代演进过程中创造性转化的经验以及遭遇的新问题。这一切，尚需有心的学人来一一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