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罪恶》：中国勿走西方老路

《发展与罪恶》　　　

[意]鲁格蜥嘉 / 李 琼 王振东 高 岚 译、申荷永 杨登乐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心理有病责成社会问题

大约50年前，我在欧洲参加一场青年人举行的运动，那时候时局也比较动荡。这个运动是非常外向型的运动，而我是非常内向型的人，并且在运动中，经济发展被过度夸张，我很不喜欢。

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资本主义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它会不断地迅猛发展，直到某一天，它变成一个庞然大物，然后轰然崩塌。这种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带来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它会引发全球的环境问题，引发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

那时候有很多物质主义者，他们只关注物质，关注金钱，不关注环境。我待着觉得很不舒服，就到瑞士苏黎世学习荣格心理学。在今天来看，我很高兴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在现实层面上逃跑了，从那种物质主义的环境中。

在我作为心理分析师的这些年里，我试着把社会和群体看成一个整体的病人，想着怎么用荣格心理学的方法去治疗。

马克思认为经济是我们的底层基础，而经济以外的东西叫做上层建筑，他认为底下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为了营造上层建筑，你必须先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模型可以使用，此外我认为人的心灵也是最基本的底层基础，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度发展的问题、过度生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心灵底层出了问题，从而导致上层出现问题。

发展也会将人类带入困境

大概在一百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贫乏，我们和食物的关系非常单纯。比如我们吃一块巧克力，你会获得一种“快乐”的感觉。现在我们都很有钱了，我们就可以说，我不只买一块巧克力，我可以买十块或者二十块巧克力，当我吃了第二块巧克力，我就会说吃了以后，我就希望吃第二块得到像吃第一块时一样的快乐，但是我发现好像没那么快乐，于是我就吃第三块，发现吃第三块的快乐更少了，然后我不停地吃下去，等到我吃到第八块、第九块的时候我就吐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没有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汽车的，当我们没有汽车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慢，比如只能坐火车，或者骑自行车，或者走路。有了汽车我们可以很快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这是我们去买汽车最初的目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汽车，然后很多人都买了汽车。于是，逐渐交通就变得非常拥挤。

这就是对发展缺乏一种限制所带来的结果。西方现在已经慢慢失去了这种对限制的意识，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指标，关于每个国家每年会生产多少垃圾和废物，土地能够吸收和消化多少，根据这样的指标，我们这个世界每年现在所生产的垃圾的量，是地球能够消化量的1.5倍。也就是说，每年到了8月份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期限，我们一年生产垃圾的量刚好可以被地球消化完，再往后就超量了。

西方人应向中国人学习克制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就是中庸之道。

从心理学角度说，人们到底在什么时候开始失去这种对限制的意识？原始人有一个严格的限制，他们只是从自然界中采集一些资源，他们不会去破坏环境，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科学技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扩张。

我们看中国，中国其实是一个拥有科学技术的国家，但是它也很少用科技来进行扩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王朝，非常大的国家，它没有必要去扩张。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火药，并没有把它用于战争，比如把它做成烟火让人开心，但是西方人发现中国的火药很好，拿过来做成加农炮，这样就杀死了很多敌人，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人思维。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去探寻西方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对欲望的控制，开始失去了对限制的意识。其实古希腊文化中，含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它并不是一个扩张的文化，而是有很严格的限制。

举例来说，古希腊神话中一个最著名的神话就是普罗米修斯，在心理学上来说它是英雄的形象，它从神那里盗来火种给人间，神非常生气，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当人有了火就会开始发展，开始积累，开始扩张，这是不对的。所以，普罗米修斯最后就受到了惩罚。

我希望当今的中国不要去像西方社会一样过度发展，带来各种恶果，而是希望我们适度找到并了解我们的欲望，设定适当的限制，让我们良好地发展。

中国文化深处比西方文化控制得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很多很多年之前，西方人就已经不太相信《圣经》了。在古希腊的城邦，它是由很多独立的小城市组成的，它们非常遵守城市规模的限制。在城市之间可能会发生战争，但即使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吞并的现象，不会一个城市去吞并另一个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就保留了它原始的规模。

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说一个城市合适的规模，应该是怎样的呢？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主要的区域，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去讲话，这个讲话的人当然不像现在，他是没有扬声器的，他就在那儿讲话，只要所有人都能够听到他自然说话的声音，这个时候城邦的规模就是合适的，如果规模已经大到有些人已经听不到他自然说话的声音，就表明这个城邦太大了。

表面上看起来佛家、儒家还有基督教都有一个相似性，都会设置一些限制，也可以把它叫做道德上的限制，比如不要偷窃。但基督教具有一种欲望，它内部是想要无限扩张的。至少在我看来，东方的宗教没有试图去扩张的特性，也许这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处，它有这样一种自然的平衡，试图去设置一个限制，就不让我们的欲望得到发展。

西方文化导致西方大多数人的心理或多或少存在偏执的因子，而轻度的偏执与妄想，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偏执狂作为一种人格倾向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令人无法抗拒，尤其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这应了那句老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纵览历史，我们不能仅仅纳入众所周知的“战争狂人”作为偏执狂的病理透视，而且将视线投入到历史更悠远的时光，甚至延伸到人类起源的传说时期。

余世存：不必神话中国古人的克制

西方从中世纪的黑暗里走出来之后，就开始大踏步发展，向前走了。但是，中国的中世纪在汉唐帝国之后走向了宋代，宋代的理学家们发展出另外一套理论，一种人生社会的理论，那就是我们曾经一再批判过的“存天理灭人欲”，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合理性，应该说也是很有节制的意思，只不过我们在节制方面做得太过了，所以西方的发展可能是罪恶的，而我们的节制也可能是罪恶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发展得不错，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我们中国的每个国民个体来讲，无疑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但是不能忘掉还有很多边缘的弱势群体，还有不少人处于想发展而发展不得的境地。

管制本身也是剥夺和限制，可以说明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其巨大的复杂性，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复杂的情境，在这个情境面前，我们怎么才能够救赎个人，进而救赎于社会，进而救赎于文明，这是一个大问题。

欧洲的知识分子或者精英们可能对美国模式嗤之以鼻，但在中国人看来，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它们是一个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比如我们百年前革命先驱孙文就提出一个口号“节制资本”，也确实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来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安排里，对商业、技术的发明，对资本有一种排斥，有一种节制。但是，即使孙中山先生那么讲了节制资本，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一个办法来节制资本。

我一方面是非常支持鲁格·肇嘉先生的这本书和他提出的很多结论，但一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我觉得还没有解决，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处在资本主义的模式里，资本主义怎么能够节制，如果我们节制不了资本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带着人类文明继续在发展的道路上狂奔。

我记得有一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曾经提出一句口号，他也是觉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走得太快，觉得整个世界像一辆列车一样，我们在车上停不下来了，所以它的口号是“让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一旦踏入人类文明的列车，我们是很难下来的。

我问过一些科学家，我说文化精英们，或者成功人士，如果把地球糟蹋完了，他们就要到外星去吗？所以你们看这些年来星际旅行的幻想也很多，我们看了很有快感，但是要知道，我们是参与不了星际旅行的，他们去了，他们给我们留下一个脏乱差的地球，甚至无法生存的地球。所以发展的罪恶确实是一种罪恶，当然现在谈这个罪恶，我不知道是不是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