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让各阶层人读懂《聊斋》，我们出过七种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成立于1951年，是全国首家大型文学专业出版机构。首任社长冯雪峰先生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办社方针，并沿着这一思路组建了出版社的基本团队。“古今中外”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内容结构进行布局，出版社下设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四大板块，分别拥有文学古籍刊行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等几大副牌。“提高为主”是从出版物品质方面明确了发展方向，强调未来的出版要以经典为主，靠精品立社。六十多年来，人文社始终遵循着雪峰先生提出的八字方针，本着守正出新的原则，在文学出版的各个领域，坚持围绕经典，跟踪学术，与时俱进，打造精品，努力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成立伊始的人文社，在图书出版方面很快就有了一套全面的规划，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从1958年9月编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可以看出，除了当代文学板块外，现在已成为人文社支柱产品的其它几套常销图书，在这套规划中大都已经有了雏形。其后的几十年间，人文人一直在不断补充和调整这些产品，使之日臻完善，最终成为了出版社的核心资源，经过反复开发，服务于一代又一代读者。

在古典文学出版方面，“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都出现在这本《规划草案》中。后来因为出版分工，除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没有系统出版外，另外两套图书都成了影响至今的著名品牌，只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在出版时，丛书名改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俗称“黄皮书”）。

人文社挂牌营业的时候，现在的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还在接受公私合营改造，当时的出版渠道比较有限。为了尽快满足广大读者对古典文化的阅读需求，人文社于1954到1956年，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快速影印了一批文史名著，解决了市场的急需。接着于1953年12月出版了《水浒》标点本，拉开了新中国整理古籍的序幕。此事曾引起过中央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做了报道。六十多年来，出版社的发展虽不无波折，但在图书出版方面，坚持以经典为主、走精品道路的方向却从未改变。兹以《聊斋志异》出版为例，试对人文社多年秉持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理念做一考察。

人文社的《聊斋志异》出版，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先后出版过一部手稿影印本，三个选本，三个全本，在社会上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今，考察这些版本产生的背景，和出版社的决策过程，应该能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其长期以来坚持的立足经典、跟踪学术、不断打造精品的经营思路。

一

中国古代小说，在历史发展中，分别形成了以书面语和口头语——即文言和白话——为载体的两种表现形式。从形成的时间看，文言小说起步较早，白话小说要晚很多。就两者关系而言，白话小说在题材内容上虽对文言小说有借鉴，但从作者队伍、作品趣味和读者对象看，双方其实是各成系统的。文言小说第一个创作高峰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笔记体的志怪小说为主，其时道教兴盛，许多作者出于传教目的，抱着“发明神道之不诬”和“补正史之不足”的态度从事创作，所述多神异之事。唐宋时期，文人们对这种文体做了改造，发展出了唐宋传奇。传奇作品的情节设计更加曲折，故事更加完整，描摹人物更加生动，语言也更加优美，代表着文言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其后明清两朝，文言小说的创作传统一直未断，代表人物如瞿佑、邵景詹、王世贞、纪昀等，均有作品传世。但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还属清朝康熙年间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出现的时候，我国的白话通俗小说已经非常成熟。中短篇小说如宋元话本和明人拟话本（以“三言”“二拍”为代表），长篇小说如所谓“四大奇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已广泛流传，影响巨大，新的作品也还在不断问世（如乾隆朝出现的《红楼梦》）。相比之下，文言小说整体上已呈式微之势。《聊斋志异》的出现，不但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还一举登上文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并引来了大量的拟作和续作。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人。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他一生用功苦读，虽有凌云之志，却久困场屋，屡试不中，不得不穷困潦倒地度过了一生。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出路通常不外乎三条：一是通过科举之路出仕，二是应聘做某个官员的幕僚，三是开馆授徒。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进学成秀才。第二年起就开始在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中顽强挣扎，但却屡战屡败，这种经历造成的精神打击，令他刻骨铭心。与此同时，现实的生存压力，又使他不得不抛家离舍，靠坐馆教书维持生计，在青灯黄卷的寂寞中打发漫长的人生岁月。他的足迹，除了因参加乡试去过省城济南外，基本没离开过家乡。唯一的一次远行，是康熙九年（1670）秋应江苏宝应知县孙蕙之邀，南游做幕，不到一年即辞幕还乡。此后他一边教书，一边仍不懈地参加乡试，总期待能龙门一跃，改变命运。但无奈文章憎命，熬到71岁才考取岁贡生。此时距他走完人生历程已剩下不足四年了。作为一名乡村知识分子，蒲松龄除了应举和教书外，还积极参与过地方事务，对社会风化也一直比较关心。这在他的创作中也有集中的体现。

据业师袁世硕先生考证，蒲松龄“年才及冠便热衷于写狐鬼小说了，后来很长时期，他是既不废举业，……又不听友人的劝阻，不断创作他的《聊斋志异》，这两种文墨事业，都一直拖到了年逾知天命”（《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前言》）。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看，作者只有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使作品产生感人的效果。《聊斋志异》中的优秀篇章，正好能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佐证。其中写得最精彩的作品约有四类：一是反映科举弊端及其对士人精神的戕害；二是描写男女爱情；三是批判官吏的腐败和社会黑暗；四是崇扬民间智慧和美德。

蒲松龄一生饱受科场失败的打击，这些经历给他造成的心理伤害，在刻画士人精神世界和描写科举的许多篇章中都有充分体现，如《叶生》《司文郎》《贾奉雉》《王子安》等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者要么讽刺考官无能，要么感叹天命难违，要么让失意者死后得中以求一快，这其中无不饱含着他个人的某些经验和感受。特别对饱受科举之害的文人内心刻画，若没有切身的经历，无法达到那么逼真的效果。另外，从年轻时起，蒲松龄为了谋生就不得不常年客居，精神上的寂寞是不难理解的。为了寻求一种心理的慰藉和补偿，他精心塑造了一系列幻化成人的花妖狐鬼，她们聪明善良，美丽多情，能力超凡，对超越世俗功利的人间情爱充满了向往，能冲破礼法的藩篱，主动向正直淳朴的男子示爱。这其实都从侧面折射了作者的某些精神需求。对于社会的黑暗和官府的腐败，作为底层文人的蒲松龄当然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在强烈社会责任和正义感的驱使下，他提笔写下了《促织》《梦狼》《公孙九娘》等揭露性极强的作品。对于民间智慧和美德的欣赏，是《聊斋志异》趣味性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如《仙人岛》《狐谐》《红玉》《张诚》等。

在中国小说史上，不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看，《聊斋志异》和稍后出现的《红楼梦》，都分别代表着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因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

二

《聊斋志异》写成后，限于作者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所处的乡村环境，一直没有机会付梓。它虽是用典雅的文言写成，但不论描摹人物，曲传心理，还是模拟对话，都能做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凭着文学上的高度成就，很早就在一些文人圈子里产生了影响。最初的传播和阅读当然只是通过传抄。康熙诗坛执牛耳的神韵派诗人王士禛，就曾对它做过评点。《谈龙录》的作者赵执信也收藏过一个抄录本。乾隆年间赵起杲、鲍廷博编刻的第一个刊本（青柯亭本），也是以学者郑方坤在山东做官时得到的抄本做底本的。可以断定，如今存世的许多抄本，可能只是当时众多传抄本中的一部分。这些都足以说明此书在正式刊刻前的传播情况和产生的影响力。青柯亭本出现之后，社会上翻刻很多，流布极广，此后二百年间社会上通行的《聊斋志异》，都是这个系统的翻刻和重印。直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自己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影印出版了《聊斋志异》的手稿本后，这一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聊斋志异》手稿本出版于1955年10月，一函五册，首印4100套。这部手稿早先被闯关东的蒲氏后人带到辽宁铁岭，发现时已只剩半部（原书八册，只存四册）。1951年春，原辽东省文化处接受了它，并将其上交原东北文化部，后移交给了辽宁省图书馆。它的发现，彻底颠覆了青柯亭本两百多年的统治地位，让人们发现青柯亭本不但篇目不全——约删除了三十多篇，而且对一些有碍时忌的文字多有删改，这与当时文网森严有很大关系。因此，重新整理一部篇目完整，文字接近作品原貌的《聊斋志异》，就显得有必要了。

在影印出版手稿本的同时，人文社就已经计划为这部名著出个普及性选本，好让普通大众能理解和欣赏它。1956年12月，该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由著名古典小说研究专家张友鹤先生注释的《聊斋志异选》。张友鹤原籍安徽安庆，解放前为著名报人、记者，与其兄张友鸾和张慧剑有报界“三张”之名。他古典文学功底深厚，解放后经张友鸾介绍到人文社任特约编辑，帮助出版社校注古籍，先后完成了《聊斋志异选》《唐宋传奇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镜花缘》等小说的校注工作。人文社当年有个规定，凡是中国文学作品，第一次出版均用其副牌作家社的名义，等被社会认可后，再改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推出新版本。《聊斋志异选》出版后，大获好评。所以1957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纳入正在陆续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随后便一印再印。2002年5月，此书又被收入“大学生必读丛书”再次推出。粗略统计，其总量已超过了100万册。

张友鹤《聊斋志异选》总共选录作品80篇，约27万多字，虽注释精详，但部头颇大。为了让读者能有更多的选择，1977年7月，人文社又出版了由中山大学整理的《评注聊斋志异选》，该书选录作品55篇，共计19万多字，注释也较详备，最大的不同是为每篇作品增加了“评说”，这样能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从帮助阅读的角度说，比单纯的注释本要进了一步。

在新中国的《聊斋志异》出版史上，我们不能不提张友鹤先生的另一部整理本，即《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俗称“三会本”。该书于1962年7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张友鹤先生依据当时能收集到的各种版本，试图恢复《聊斋志异》的原貌。他的会校主要以手稿本做底本，手稿本缺失的部分，则依乾隆十六年张希杰铸雪斋抄本为底本。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将校勘成果、历代注释、各家评语汇集后随文插入到每篇作品中，非常方便读者和研究者参考使用。该书共分十二卷，收录作品494篇，附录6篇。这个本子出版后，顺利取代了青柯亭本的地位，一时成为研究者依据的主要版本。到目前为止，据准确统计，已经累计印刷了21.1万套。

值得一提的是，张友鹤先生整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的最初想法，很可能就是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聊斋志异选》的过程中产生的。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度猛增，经典名著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由于《聊斋志异》是用文言写成的，当代读者在阅读上难免会有困难。为了给想要阅读全本作品的读者提供一个便于理解的版本，人文社于1989年9月出版了由朱其铠先生主编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该书吸收了学术界当时对《聊斋》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完全依据铸雪斋抄本的“总目”排定卷次和篇目，正文则以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为据，个别参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补充。此书的最大特点是篇目较全，而且每篇都有新的注释，是第一部提供全文注释的通俗读本。全书为三册平装，正文分十二卷，收录作品也是494篇，附录3篇，总计120万字。1997年5月出版社曾将其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精装本）。2007年又收入平装本“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这个版本目前一直在加印。它尽管产生于出版竞争日益激烈的年代，但累计印量至今也达到了19.18万套。

与此同时，前面提到的两个选本由于产生的时代较早，在篇目选择上难免会受当时的政治氛围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特别是《评注聊斋志异选》的评说文字，颇有时代痕迹。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两个版本在市场上开始受到了冷遇。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更能代表《聊斋志异》文学特色的选本，人文社又约请参与过《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校勘注释工作的李伯齐先生，和他的助手徐文军一起，重新做了一本《聊斋志异选》，该书选录作品49篇，总计20万字。为了方便读者对照注释阅读正文，每篇都采用页下注的方式排版。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欣赏这些作品，出版社还从光绪年间刊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中，为每篇小说选配了一幅精美的插图，以期收到图文并茂的效果。该书自2006年1月出版以来，已经取代了过去的两个选本，成为人文社的常销图书。

张友鹤先生的“三会本”出版以后，学术界又陆续发现了《聊斋志异》的几部早期抄本。特别是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康熙抄本，在面貌上与手稿本是一致的，明显是从手稿本直接过录的。但这个本子仍然是残缺的，只存了半部（即四册），庆幸的是里面有两册可补手稿本之缺（即两册与手稿本重合，两册不重合），这就使人们离该书的原貌又近了一步。另外还有新发现的不知抄主的二十四卷抄本和改题《异史》的六卷本，都是张友鹤先生所没有看到的。它们的出现，使“三会本”的不足日益显现了出来。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卷方面，手稿本和康熙抄本完全一致，只分册，不分卷。蒲松龄儿子蒲若《祭父文》和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都称“《聊斋志异》八卷”，这和据手稿本判断原书为八册的情况是一致的。“三会本”依据铸雪斋抄本将全书分为十二卷，显然不能代表作者原意。二是铸雪斋抄本与手稿本相比，文字差异最大，这些改动多出自抄录者之手。因此，“三会本”欲借助铸雪斋抄本补足手稿本缺失的半数内容，其实最终反而背离了它的原貌。

所以，长期从事蒲松龄著作编辑整理的齐鲁书社原编审任笃行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长期搜集整理，参考新发现的各种资料，就重新编辑了一部《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于200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不论从占有资料的完整性还是校勘的严谨性上，都超过了张友鹤先生的“三会本”。但因其规模较大，参校的版本众多，初版本难免有遗珠之憾。在它出版后不久，任笃行先生即开始着手全面修订，历时八年，方告完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修订版在其生前，一直未能面世。后经世硕师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其纳入出版计划，经过反复编校，于2016年10月推出了新版。该书为四册精装，正文依据蒲若《祭父文》和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述分为八卷，收录作品493篇，附录4篇，总计130万字。

此书从初版到修订完成，前后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充分吸收了半个多世纪来《聊斋》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修订版首印3千套，甫一面世，很快售罄，随后又连续加印了两次，累计超过了1万套。

随着读者趣味的多元化，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作为文学出版的国家队，人文社必须要有长远的思路和规划。对于经典作品的优秀版本，既要保持全品种拥有，也要保持层次的丰富性。毫无疑问，《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是一个堪称权威的学术版本，它的出现，使学术界对《聊斋志异》的原貌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另外这些年来，《聊斋志异》研究也有了不少新发展。特别是对作品本事的考证、文本的分析、语词的训释等，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成书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虽然仍有流传的价值，但也不无可改进处。

于是，人文社又约请近年来埋头于《聊斋志异》研究，并且取得了不俗成绩的《文艺研究》原编审赵伯陶先生，做了一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该书吸收了《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的校勘成果，将精力重点放在注释和简评，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对于读者准确理解原文大有裨益。

《聊斋志异》系用文言写成，作者饱读诗书，常巧妙地化用前代的语词典故而不露痕迹，如不仔细辨别，就很难理解作品蕴含的深意。本书作者充分利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古籍数字化最新成果，通过逐字检索等手段，在注释中对前代事典和语词背景，尽可能地做了溯源，对于今人理解作品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如《马介甫》“异史氏曰：‘设为汾阳之婿，立致尊荣，媚卿卿良有故。’”对于“汾阳之婿”，历来注家均认为是唐代名臣郭子仪之婿。本书据《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认为，“汾阳之婿”“当是指郭子仪之子郭暧为唐代宗长女升平公主驸马一事”。并且指出，“蒲松龄反用郭暧夫妇事说明怕老婆或有其理，意味深长”。另外，对于一些已出的注本和相关辞书中的注解错误，作者也提出了很多纠正意见，并且一一列举书证，讲明缘由。例如《促织》中“成氏子以蠹贫”中的“蠹”字，历代注者包括当今的语文教材，基本都解释成了蛀虫，认为具体应指吏胥。但本书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将其解释为“祸国害民的人或事”，即皇宫岁征蟋蟀的弊政。这是十分准确，也是言之有据的。可以说，本书集历代《聊斋》注释之大成，并有了新的突破。对于自己的这番努力，作者在《前言》里是这样解释的：“蒲松龄常年涵泳于文献典籍中，操觚为文，用词遣句皆惨淡经营，多有出典，注释小说不厌其详，或多列书证，或详明其典故之来龙去脉，方有可能使读者阅读在简单接受的基础上向复杂接受迈进，尽可能领悟作者的用心良苦。”

此书的另一特色是给每篇作品附了一则“简评”，这些文字有的融合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有的则能独出新意，发人深省。用作者的话说，这些文字“是作为注释之补充或延伸而设置的，概不复述小说故事情节，有话则长，无料则短，顺其自然，不拘一格。或明其本事，略作比勘；或连类而及，阐幽发微；或辨析人事，以史为证；或夷考风俗，稍加引申；或发明本义，总结技巧；或探究事理，科学商榷；或摭拾众说，钩沉索隐；或就事论事，瞻前顾后”。总体看来，这些简评对读者理解作品都有启发意义。

该书为四册平装，250万字，于2016年4月出版，与修订后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几乎同时面市。上市后读者反映良好，至今已印刷了四次，总量达到了1.3万套。

在《聊斋志异》的出版方面，人文社如今已成一方重镇，目前共有三种全集和一种选集同时在售。在专业和普及的道路上，我们都始终跟踪着学术研究的步伐，吸收最新的成果，用心服务于读者。由于我们产品类型丰富，定位准确，版本特色明显，基本能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