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中《牵风记》：雄浑与奇幻相结合的奇峰

《牵风记》，徐怀中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记　者：您怎么评价《牵风记》的艺术价值？在题材和写法上，小说的个性体现在哪里？

朱向前：汪可逾作为全书的中心，作家心中的女神，八字以蔽之：纯净如水，冰清玉洁。她毫无心机的单纯与善良，可说原本与战争格格不入，在当代战争文学中也几无先例。尤其是小说的后半截，从汪可逾内心藐视齐竞开始，突出了她的神圣不可侵犯。直至与曹水儿双双孤身转战大别山区而曹对其视若神明，丝毫不敢亵渎。再到最后在大溶洞中的坐化式离世和肉身不腐，“滩枣”将其驮出深洞送到千年银杏树下又呈站姿向前态，可谓愈来愈奇，不能以常理喻。初读之下，难免有一些困惑。而且，据我所知，包括其他文友、论者、编者，有此困惑者还不在少数。但是大凡因此而与先生讨论者，先生均以笑而不语回应之。或曰：此间确实包含了我对战争与人生的一些领悟，你能看出三分就三分，你能看出五分就五分，我决不做更多的解释与说明，当然也不因此擅改之。没有做好是我的问题，请大家多包涵……何等笃定，又何等淡然。我认为其中主旨之一就是寓意了美对战争的超越，美体现于汪可逾这个人，更寄寓于那张琴，就像作者最为推重的原音一样，来自远古，传向未来。怎么才能让美真正超拔起来？作者在接受访谈时反复强调，要做减法，要溯源而上，回到三江源头，回到中国最古老的叙事传统。

中国文学塑造女性、赞美女神是一个传统主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相辅相成的传统境界，即无巧不成书，无奇不成典——书是说书，故事也；典是经典，传奇也。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徐怀中的美学理想：写战争中的人性、爱情和美，但人性、爱情和美又是最重要的、最高的，可以超越战争，甚至可以超越时空。我想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也是千年以返，人们都能接受而且喜欢那些传奇的重要原因。徐怀中的写作正是向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回望与致敬，同时又是一种走向高峰、创造奇峰的写作。

李国平：从思想上说，《牵风记》展现出雄关漫道、砥砺前行、浴火重生的精神气质，其中突出对比大我与小我、人生理想与民族梦想，写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合法性结果，同时又写出了一种生命气象，给予革命者以生命的礼赞。让我们想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我认为《牵风记》塑造了丰富的共产党人形象，是一部大传。

从艺术上说，《牵风记》寓意于象，“乱云飞渡仍从容”，既透露着浓烈的现实主义底色，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徐怀中创作《牵风记》，经历了三次否定。第一次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第二次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西线轶事》前后，“几次动笔又几次辍笔”，这一次的否定源于整个社会精神认知的促动，个人文学认知的变化，这个变化又是整个新时期文学认识深化的结果。徐怀中说，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作家开阔了视野，深化了文学认知。徐怀中写作《牵风记》过程中的文学思考和新时期文学探索同步发生，即是个人的深切体验，又有浓重的时代印记。第三次则发生于《牵风记》文本的完成过程中，是一个历史过程，我称之为否定之后的升华。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几乎穿越当代中国文学整个过程，是自己创作的经验总结，又应和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映照着当代文学前进的轨迹，凝结着当代文学的珍贵经验。它是一个个人化文本，又是有着丰富内涵并颇具启示意义的文学文本。

傅逸尘：《牵风记》的叙事内核是对生命的自然之美的极力赞颂与张扬，是对幽微人性的思考与观照，尤其是将人放逐到自然本性之中，然后又赋予其初心与神性，安放肉体也安放灵魂。小说浓墨重彩书写的是战争背面的景致，是对悲剧美学的深入探索。残酷与血腥被浪漫情怀与审美目光所遮掩，人性的高洁与卑下、英雄与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种自然色彩的交织与缠绕，彰显出战争背面的别样风情与生命暗影。

故事虽然并不复杂，矛盾冲突也谈不上多么激烈而跌宕，却写出了大河般宏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除了执著而强烈的文学自信，小说中颠覆传统伦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颠覆性的写作伦理和超越性的审美意向，使得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终于超越了底层叙事、世俗经验的藩篱，得以进入精神和灵魂叙事的存在之境。

在《牵风记》里，浪漫奇崛的想象、奇观化的历史场景、细腻入微的写实笔触，共同建构起一个“有情”的世界。战争是封闭的炼狱，徐怀中要在其中试炼人性，甚至是神性，最终指向的是超越意向。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打破甚至颠覆了人们对战争的固有印象和认知。这种认知是超越日常经验、甚至超越世俗逻辑的。《牵风记》将知识分子的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齐竞也好，汪可逾也好，他们除了军人的身份之外，骨子里知识分子的气质都是极浓重的。齐竞作为解放军指挥员，有着不同寻常的精英文化背景。汪可逾的职务是文化教员，这亦富含深意。这种人物形象设置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小说的精英底色、优雅气质由此铺展开来。

写实与写意、实然与或然、思辨与抒情，在《牵风记》中，现实主义与奇幻风格高度融合。小说一方面写得很虚，奇崛玄幻，深邃高蹈；另一方面写得又很实，亲身经验加之出色的记忆力，使得作者在复现和描写历史场景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在现实主义开始泛化，在故事超越形式与语言，在“底层叙事”苦难化的当下中国文学界，《牵风记》这样的唯美主义、“超验主义”与形而上思考，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书写，真的有如一股清新劲凛的春风拂面而过。

记　者：如果把《牵风记》放在新中国70年文学的漫长清单中，它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朱向前：《牵风记》自去年年底刊出以来，一直是出版界和评论界的热门话题，直至荣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可谓众望所归，实至名归。《牵风记》无疑是新中国70年长篇小说中的翘楚之作，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高峰之作。同时，这也是一部“牵风”之作，它以区区13万字，不经意间就以四两拨千金地牵住了当代军旅文学的审美之风、探索之风、创新之风。

从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到徐怀中，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独特一脉。特别是孙犁，他的冲淡、平和、纯净、阴柔、深情隽永之美，一直是徐怀中非常推崇热爱的。但是到了《牵风记》，徐怀中不仅深情、隽永、唯美，而且自铸新辞，雄浑博大，对前人既有继承更有超越。徐怀中少年参加八路军，经历过许多真实的战争场面，这些经历正是他的前辈同路中人少有的，所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熔铸冶炼，他的笔愈加深沉老到，在平和、优雅、唯美的同时，又有金戈铁马、风云跌宕的一面，有雄视天下、雄健豪迈、雄浑凝重的一面。虽然小说中工写细节如蕉叶上的蝉翼透如薄纱，但弥漫全书的写意式的战争风云却有如历史足音，步步紧逼，隆隆作响，撼人心旌。这一工一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场，并在其间激荡着一股苍茫、雄浑的生命气象。这在徐怀中乃至前辈的笔下都是鲜见的，这也就是说，徐怀中已经将沈从文、孙犁一路的小说美学风格作出了相当幅度的拓宽与推进。

李国平：徐怀中90岁高龄创作的《牵风记》，对个人来说，应该是晚期创作，这部作品孕育着诸多信息和启示，对当下的文学语境乃至新时代的文学创作，都将产生示范性的影响。《牵风记》堪称“现象级”的文本，蕴含着许多超越作品本身、超越军事文学的意义。小说融注了徐怀中一生的阅历，贯彻着创作者经过否定之否定、升华而获得的文学观念，呈现出对世界、对人的更深入的理解。这部作品是作家对文学创作规律通彻的觉醒，是个人的晚期创作，但又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示范、某种开始。

傅逸尘：《牵风记》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文本，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建构和想象，是一种浪漫审美精神的张扬。这有点类似于书法运笔中的偏锋或侧锋，使得线条气象万千、瑰丽奇谲，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中正伟岸之外的别样韵致。这种战争叙事与文学风格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彰显了徐怀中先生几十年来对文学形式的先锋性探究、对生存和死亡的形而上思考、对战争和人性的终极追问。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鲜有浓墨重彩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作品，《牵风记》对战争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对他们心理和灵魂的深刻解析，将文化、教养之于战争、军队、社会和人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怀中先生呼唤并倾力建构战争文学中的审美存在，甚至不惜颠覆以往战争历史中的实然图景，就是为了敞开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一种新的叙事逻辑。他念兹在兹的正是文化的力量，是那种超越了战争，甚至超越了时空、直抵人心的审美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