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的人》,莫言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0月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艺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讨论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应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以及文学界专家学者和主办方代表等40余人与会研讨。研讨会分别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主持。
自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言陆续进行了写作探索和创新,如创作戏剧剧本《锦衣》《高粱酒》、改编歌剧《檀香刑》、写作诗体小说等。《晚熟的人》是其获诺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也是他近10年来出版的第一部新书。该书包含12个不同的故事,时长跨越半个世纪,自2020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销量已达50万册。
李敬泽在研讨会上说,莫言早期的作品中,家乡不是用来“回”的,而是站在那里讲故事的。而《晚熟的人》表达的回乡主题之中,可以看出创作者姿态的重要转变,作家主体与家乡、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莫言曾经对他的故乡天地尽在掌握,而《晚熟的人》中回乡陪护的莫言,则对故乡满怀一种认识的困惑,带着无法判断又努力作出判断的复杂情感。因为他要回的故乡代表着现实中所有庞杂的力量,代表着缤纷变化、前进沸腾的历史主体。作者站在过去、现在、未来之中思索“回乡”本身,将其上升为当代社会重要的认识装置和文化装置。无论在现代以来的学术脉络之中,还是在莫言自身的创作历程中,甚至在当下时代变革和人心变化中,文学如何面对社会这个根本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
与会者就《晚熟的人》的短篇小说创作、人物塑造和时代历史关系、写作的伦理观、莫言自身创作流变等多个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潘凯雄、格非、徐则臣认为,返璞归“诚”是莫言近作的写作姿态,小说是贴着人物和事件写的,写作者诚实面对现实使得短篇小说的文体有进一步发展。孟繁华、程光炜、张志忠谈到,通过不断还乡,作者把青少年的故乡记忆与当下加以参照,书写城乡杂交背景下的新人及旧人身上的新事,带出转型中的中国乡村,在更高意义上把握了城乡关系。在何向阳、徐坤、张莉看来,《晚熟的人》具有经过改造的自传性,保留了其作品一贯的传奇色彩,但戏剧化有所减弱,如同日常传奇的变奏。李洱、刘琼、刘江凯聚焦近作中莫言的语言变化,认为其作品从强烈的狂欢色彩、汪洋恣肆的语言运用变得更加简单澄澈,简单之中自有其复杂性,显示了从呐喊到彷徨、从热烈到安详的气质变化。梁振华、丛治辰、季亚娅梳理了莫言笔下历史变革中的人物命运,认为莫言把宏大历史中的具体事件投射到小说人物命运之中,塑造出一批“深负历史债务”的人物群像,形成独特的“莫言式”的历史语法。饶翔、李壮、刘诗宇认为,《晚熟的人》指向莫言作品一贯有之的生命主题,生命能量的增值、繁衍和发展在小说里不断被表征。
谈及对“晚熟”的理解,与会者认为,这既是针对历史本身,也是针对文学自身的主体性,既可看作是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精神状态的期盼,也可视为对不成熟社会语境中的反讽,具有丰富的解读价值。“人也变了,故事讲法也变了,但是莫言没变。”这一点成为与会者的共识。大家表示,要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发展变化的语境之中,深入解读莫言在《晚熟的人》中所展现的变化,以深厚宽广的文学史视野解读其个体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