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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的人》:“陌生与惊喜的阅读体验”

“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侧记

“当一部书卖到近60万册的时候,绝不是靠营销做得好,而是一定有一些内在的东西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一部反映现实的书,是一名作家站在我们这个时代,来写这个时代的生活、这个时代的感受的书。究竟是什么打动了那么多读者,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抛出的问题正等待学者专家们去思索、解答。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艺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潘凯雄、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应红,以及格非、孟繁华、程光炜、张志忠、李洱等出席研讨会。

作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 《晚熟的人》讲述了发生在作者故乡的种种新人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介绍它: “根植乡土,小心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大胆挪借八方音容。从《红高粱》到《晚熟的人》 ,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自开天辟地臻入气象万千。依然是读者熟悉的那个莫言,却带给我们陌生惊喜的阅读体验。 ”那么“陌生”与“惊喜”体现在何处?专家们的目光首先聚集在了在书中多次出现的人称代词—— “我” 。

“ ‘莫言’这个人在《晚熟的人》里的‘进进出出’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以前莫言也这么做,但是在《晚熟的人》里可以看得出来,以前他是有时兴之所至,这回是有意为之。 ”李敬泽指出。应红也认为,“第一次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写进了小说”是《晚熟的人》的一个特别之处,书里书外两个莫言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小说中的人物“莫言”可以说是现实中的作家莫言的一个镜像,当书中的“莫言”旁观他人的故事的时候,书外的莫言也在用审视的眼光打量自己。作者本人的介入打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亦真亦幻,难分虚实,这也是《晚熟的人》给读者提供的新的阅读乐趣。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从“谁在讲故事”的角度出发,总结出莫言小说叙述人“从复数到单数”的变化情况。在他看来,过去莫言的小说叙事人称中运用最成功的、或者说对中国小说叙述人称的一大贡献,就是引进了“我爷爷”的视角,这使得莫言讲述故事时能够来去自由。而《晚熟的人》的叙述人称就是“我” ——莫言,并且直接表明是获奖之后的莫言,基本写的是获奖后的故事。莫言早年的作品《白狗秋千架》也用了第一人称,但全部是童年视角,现在的第一人称则全部是年过五旬、年过六旬的人。叙述人称的调整使小说带有强烈的非虚构色彩。原来的“我爷爷”叙述人称是复数“我们” “他们” ,现在叙述人称从复数变成单数,小说从虚构变成非虚构,回到单数,回到真实的个体。

作为写作主体,小说中的“我”又是指谁?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将《晚熟的人》所有短篇中的人物放在一起的时候,她意识到,实际上莫言所写的是那些“有历史债务的人” :“所谓的‘有历史债务的人’是说,当小说家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会讲述他的爷爷怎么样、他的父亲怎么样、他的儿子怎么样。在这部作品里,莫言凝结了时间,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里。莫言选择的这些重要人物往往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甚至是大历史的‘余数’ ,是属于大变革的历史深处的那些人。而当莫言要写他眼中的历史时,再次投射到每个个体,在高密东北乡寻找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但同时也是那些无法被判断、无法被价值观塑造的人。 ”张莉说。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格非提出,莫言的写作姿态是返璞归“诚” 。格非认为,今天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话语立场,甚至也有尖锐的对立。作为一位当代文学写作者,应如何做出判断?莫言在作品中回到了“诚” ,老老实实地回到事情本身。如《等待摩西》中写到关于老一辈的信教问题,一直到近些年来关于乡村的宗教问题,在处理历史变化的时候,莫言是“贴着人物写的” ,他对人物的处境、情感都表示了尊重。这是一个写作者非常重要的姿态。现代小说在表达意见时,有一种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优势,即“我完全不赞同你的立场、价值观,但是我仍然被你感动” 。格非将莫言小说中这样特殊的魅力归纳为“诚” ,在他看来, 《晚熟的人》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读者,也许都感受到了莫言作品里的这种力量。

对于格非提出的“诚”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理解为“诚心、不较劲、不故作高深” 。如《左镰》中提到“我”屏住呼吸凑近洞眼看花蛇; 《晚熟的人》中“我”在擂台赛从观众席被蒋二冷不丁拉上去致辞。这些白描式的对话看似像大白话,但非常轻松、自如、精彩,如同设计中的极简主义,莫言在语言的锤炼上也是极简的。此外,莫言避开了小说戏剧化的情节、人物内心的冲突,将他原来在长篇作品中非常坚定的、标志性的魔幻的外衣彻底放下,不再披上那个斗篷了。

从魔幻到写实、从虚构到非虚构,从传奇到日常,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的认知里, 《红高粱》时期的莫言和今天的莫言变化非常大:“ 《红高粱》给人灿烂的、色彩明快的印象画的感觉,有语言的极致感与如同狂欢、盛宴的汪洋肆意的快感,不是写实而是印象派的呈现。 ”刘琼认为,如果说莫言过去的作品好似繁盛的牡丹,那么如今《晚熟的人》便是茉莉花的清香,而不是单纯的从繁入简。 “从书写的角度来讲是删繁就简,但是从阅读的角度来讲则更加复杂。1985年我第一次读到《透明的红萝卜》 ,多少觉得里面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但今天‘魔幻’两个字去掉了,莫言回到现实主义的当下,也是他从风格上的转型。 ”这种从“牡丹”到“茉莉”的转型,《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认为归因于莫言当下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解: “ 《左镰》里面留白的写法是让暴力缺位,《晚熟的人》中没有描述常林自杀的方式。但是暴力在《生死疲劳》里描写了五次还是六次。这是与历史观的和解。 ”季亚娅说,莫言运用缺位的方式来告诉读者, “我不再纠结暴力是怎么来伤害我的问题” ,其实是和大历史观之间的和解,是和一切恩怨情仇的和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引用莫言的话:“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过早的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 ”王立军认为,作家不希望自己过早定型,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晚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艺术创作能力能够保持得长久一些,“如今那个讲故事的人回来了,虽然故事变了、主人公变了,但没变的依然是能够‘晚熟’的莫言” 。

责任编辑: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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