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讲述父亲是向历史致敬

作家韩少功曾说：“要把过去土壤里的文化传统全部植根在现实的写作中，这样的作品才是有根的文学。”邵丽的新作《金枝》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金枝》这部着力刻画当代中国原生家庭情感脉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近百年里中国普通农村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亲情纠葛的故事，其间折射出中国式家庭关系与时代主流的映照关系，呼唤着人性、真情的回归。

本能驱使“超速写作”

为何叫做《金枝》？对此，邵丽表示：“在古罗马的神话中，金枝是有着金色树叶的树枝。另外，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有一部作品为《金枝》，是关于自然、巫术与禁忌的早期隐喻。我的书名重复了这部世界名著，但它所代表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子的生命希冀，或者更是一种对家族儿女的生存祈祷。然而，‘金枝玉叶’一旦遭遇摧残，比普通的一枝一叶更加令人不堪。”

创作《金枝》的构想，对邵丽而言由来已久。一次采风的路途中，邵丽和一个朋友聊到自己的家庭以及家族的故事。朋友听后，建议她一定要写出来。疫情期间，邵丽创作的《黄河故事》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由此，《收获》杂志的责任编辑吴越一直催其再写一个黄河故事。邵丽便想起之前自己讲述的那个关于家庭的故事，由此提笔创作。

对于小说最初的篇幅，邵丽的设想是写4万字左右，但是一写就收不住了，写到了八九万字。后来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个评论家问到邵丽这个情况，提醒她说，再加1万字就够长篇了。“为什么要写成中篇？所以我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增加到了16万字。但是后期，我感觉还是谋划得不到位。如果谋划好了，完全可以写出25万字到30万字的内容。现在看来，作品完成得还是仓促了一些。”邵丽说。

“这本书确实有一些家族史的意味。”邵丽表示，自己没有刻意去想，“就是一种本能的创作冲动，驱使着我，思考如何才能把这个家族的一些特殊的故事写出来”。从写作开始到出版，总共历时还不到半年时间，邵丽称自己是在“超速写作”：“我是个可塑性较强的写作者，常常在编辑老师的逼迫下完成作品。”

　话题越来越密集涉及父亲

“《金枝》是一部有关父亲的作品，父亲却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家庭的权力符号。但也仅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躲闪的影子。”在《我的父亲母亲——〈金枝〉创作谈》中，邵丽这样写道，“今年写了不计其数的创作谈，而大部分都是关于父亲的。那个被我说到的父亲，却离我越来越远。的确如此，我觉得与其说父爱如山，倒还不如说父亲如山。”

“我也越来越密集地涉足有关父亲话题的创作，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我觉得梳理我们的关系成为一种写作使命。”在邵丽看来，父亲生活的那个时代，和自己生活的时代重叠了很多年，而重叠的那部分，是构成中国历史厚度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讲述父亲于我而言有了一种向历史致敬的意味。”

“如果说我过去的作品比较侧重于从父亲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比如说《天台上的父亲》，那么《金枝》更多的是从家庭伦理方面，或者说是从家族历史方面讨论他。”邵丽这样阐释道。

上世纪80年代流行寻根文学，有了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爸爸爸》；到了90年代，出现了描写家族故事的《白鹿原》、张炜的《家族》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副社长杨新岚认为，邵丽用一种智慧，和对人生的把握和领悟，形成了这本同样为家族文学的《金枝》。

在杨新岚看来，《金枝》不但展现了过去，也把“我”现在的精神世界，通过家族文化基因的层层传递，展示了出来。家族内部巨大的矛盾和纠葛、众多的秘密，都被“我”承载着，并表现在当下的生活中。“这种与先辈们精神上的直接连通是过去家族文学中没能很好展示的，所以非常难得。”杨新岚说。

创作拼的是文化积淀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北去的河》这部短篇小说是邵丽最钟爱也是最满意的作品。在邵丽看来，这部作品有如“神来之笔”。因为“那种乡土味道，那种城乡之间的张力，那种欲语还休的惆怅，都是不可以复制的”。

综观邵丽的作品，长篇小说并不多。在邵丽看来，长篇小说不光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与中短篇比起来，它的难度要大些。“热情大于生活、也大于技术。”邵丽曾经表示，这是自己文学创作面临的最大瓶颈，“有时候想起一个题材会一腔热血，真正动笔的时候却无以言说，所以只能丢开。有时候也逼自己写下去，但结果往往不是很好”。在她看来，作家进入写作姿态是个很奇妙的过程。

“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种日常习惯。”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焦虑烦心的事情，邵丽选择通过写作来开解自己，“一进入写作的状态，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在邵丽看来，写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我始终觉得，我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我写作拼的不是青春，而是文化积淀，是生活在我心中斑斑驳驳的积累。我有信心，生命有多长，书写就会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