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喜欢建亭,既是行路休憩之所,也是园林建筑点缀,还有以物志事,寄托思念之功能。在苏轼的一生中,曾有三个亭子与他密切相关,并各自留下了一段佳话。
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考中进士,26岁时,到陕西凤翔府做签判。府衙后面有一块荒地,苏轼便想把它利用起来建一个花园,于是挖沟引水,修圃筑墙。不久,花园完工,他又在园中的土丘上建了一个亭子。这时,当地旱性严重,苏轼被派去太白山求雨。他很认真地做这件事,一边向天祷告,一边上书朝廷,请求把太白山龙神的爵位由“侯”升为“公”。朝廷同意了,龙侯成了龙公,接着竟然真的下了一场透雨。而此时,苏轼主持修建的园亭也落成了。面对雨后欢呼的百姓,一展愁眉的同僚,新竣无名的亭子,苏轼有感于应时之雨对农事的重要,便给小亭起名“喜雨亭”,并写了《喜雨亭记》,“亭以雨名,志喜也……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在文中,他还提到了五日不雨和十日不雨对农事的影响。并进而指出:如果发生旱灾则会影响到社会的治安,人们的生活,天降珠玉也不如降雨水。好雨之功应归于谁呢?在他看来,既不是当地的宰官,也不是天子,而是太空。
《苏东坡全集》,曾枣庄,舒大刚 编,中华书局
这篇记很容易让人想起前朝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年轻的苏轼也怀抱苍生、心系天下。喜雨亭,表达了他关心百姓和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
正直率真的人也许不适合当时的官场,元丰二年,苏轼到湖州任太守,在谢表中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结果被御史斥责为“衔怨怀怒”“指斥乘舆”而被捕下狱,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这又让人联想到唐代的孟浩然,在皇帝面前朗诵新作“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从而惹得皇帝不满而丢了做官的机会。苏轼则是丢官又入狱,比孟浩然还惨。
东坡画像
但生性豁达的他在黄州过得并不压抑,黄州城南有座安国寺,寺里有座无名小亭。苏轼经常与知州徐君猷来此谈天说地,甚为相得。后来徐君猷离开黄州赴湖南上任,安国寺的僧人们很怀念徐君猷,请苏轼为他们常聚的这个小亭取个名,题个匾。苏轼联想到自己来黄州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觉得徐君猷是个好官,明理公正,清廉仁爱,勤政有为,便给此亭取名为“遗爱亭”,还写了《遗爱亭记》,此记重点在陈述“遗爱”,遗爱的主体是徐君猷。从苏轼的一些诗文来看,徐君猷生性俭朴,不善饮酒,为人真诚,夫人姓张。他对苏轼很好,不以犯官看待,还常交游,黄州也是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狱草烟深,讼庭人悄”。
在《遗爱亭记》中苏轼说,徐君猷依理做事,按需而举,能以德行政绩令百姓官吏信服,为人也洒脱,深受官民喜爱。此记以亭记人,人亭一体,言简意赅,既刻画了徐太守的形象,也反映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篇短小精湛、寓事于理的精妙短文。
北宋庆历三年,范仲淹等人上书要求改革,在仁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庆历新政。庆历四年春,支持范仲淹的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庆历五年,变法失败,范仲淹自请去职,改任地方官,欧阳修也因替范仲淹等新党辩护和私事被贬,任滁州知州。欧阳修喜欢玩乐,为政崇尚宽简,让人们都尽量过得轻松自由。在滁州时,欧阳修结识了和尚智仙,为了便于欧阳修游玩,智仙在山路上建了一座小亭,这就是后来位列四大名亭之一的“醉翁亭”,欧阳修也为之做了一篇同样著名的《醉翁亭记》。
本来这事与苏轼无关,但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欧阳修原版的《醉翁亭记》刻于庆历八年,因字太小,刻得又浅,难以久传。宋神宗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用大字书写重刻,从此文章书法相映成辉,后人赞为“欧文苏字,珠联璧合”,与琅琊寺中吴道子所画的《观自在菩萨》石雕像同为寺中“三宝”。
喜雨亭是苏轼自己主持修建的,体现了他热爱生活、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怀,这时的他,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遗爱亭是他被贬黄州后与当地人士相聚闲谈的地方,虽非他所建,名字却是他起的,可以说是为此亭赋予了意向,注入了灵魂,也体现了他的良好愿望——遗爱。此时的他,人到中年,也经历了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但他对生活对世界的爱越发深沉。醉翁亭既非他所建,亦非他所游,然他却为之书写了一篇四百多字的书法作品,使好文以好字彰显,可谓锦上添花、相得益彰,为人们留下了又一文化瑰宝。这时的他已步入暮年,但也走上了仕途的高峰,而未来的一连串贬谪还没开始。此时他为老师文章重书重刻,既是襄赞文化事业,也是敬爱师长的表现。
亭者,停也,还有养育和公正的意思,如亭育、亭决。东坡先生曾潇洒地游走在天地之间,留下的是辉耀千古的文章和可堪称颂的往事。在他身后,苏堤、赤壁、蓬莱等处因他闪烁着别样的光辉。而这三个亭子,在千百年的风雨中,也仍然保留着有关他的往事,并浸润着仁爱、温馨、美好,流风和美,余韵悠长。
(本文为“第五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