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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的“一仆三主”——评董岑仕点校《王安石诗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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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诗笺注》,[宋]王安石 撰,[宋]李壁 笺注,[宋]刘辰翁 评点,董岑仕 点校

中华书局,2021年12月第一版,258.00元

杨绛先生认为翻译是件苦差使,并将之比拟为“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孝顺的厨子——〈堂吉诃德〉台湾版译者前言》)古籍整理也有类似现象,而且整理者需要伺候的主人可能更多:一是对所选择的底本负责,即使校改,亦要使人知其原貌;二是对底本的原作者负责,要能改正底本因传刻产生的错讹,使之尽量符合原作者的意思;三是对读者负责,尽量准确录入、点校和笺释,校释要为读者着想,便于其阅读理解,因此可谓“一仆三主”。

董岑仕点校的南宋李壁注《王荆文公诗》(收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依“丛书”例改名《王安石诗笺注》,下简称“董校本”),堪称王安石文献整理的重要新成果,相信会让主人们都颔首满意。

一、朝鲜本面貌及其变形矫正

李壁注王安石诗,与施元之、顾禧、施宿注苏轼诗,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向被视为“宋人注宋诗”的经典诗注。其中李壁注的宋本,仅存抚州修补版残本十七卷(简称“残宋本”);元代虽有五十卷本,但皆经刘辰翁删节原注;唯有日本蓬左文库收藏的一部朝鲜甲寅字活字本(简称“朝鲜本”),将宋刻本李壁注全文与祖出元代毋逢辰本中的刘辰翁评语合为一本,保留了比通行本多达一倍的注释,乃是目前所知李注《王荆文公诗》的最全版本。但是,朝鲜本摆印不精,讹误颇夥,又不如残宋本的刊刻可信。怎么选择底本,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思路之一是优先使用十七卷残宋本(存卷一至三,十五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九,四十五至四十七),残缺部分再用朝鲜本补足,刘辰翁的评语则用刻印最早的元代王常本,这样就形成一种百衲本。好处是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最早的版本做底本,但缺点是残宋本固因其残无由知宋本全貌;朝鲜本因只使用了三十三卷,其全貌亦无由呈现。

思路之二是以保存李注最完整的朝鲜本为底本,其错讹、乙文、空字等“变形”之处,则依赖残宋本及其他相关文献予以矫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使底本主于一本,完整呈现朝鲜本的全貌,并可通过参校等方式尝试恢复宋本原貌;但缺点是难度较大,必须细心认真,广泛使用参校本,才能发现朝鲜本的大量鲁莽灭裂并纠正之。

董岑仕迎难而上,选择的是第二种思路。她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蓬左文库藏朝鲜甲寅字活字本为底本,并觅得高丽大学藏朝鲜甲寅字本配补其中的缺叶。整理时,参校以李壁注的残宋本、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绮斋本。王安石的诗作,又另以龙舒本与浙本系统的王珏刻递修本、应云鸑本、何迁本比勘,同时参校吴说编《古今绝句》、吕祖谦编《宋文鉴》等相关史料。而每种参校本中,情况又颇复杂,如王珏刻递修本,主要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藏印次较早之明印本,缺叶等参以国图藏稍晚印本。国图藏黄廷鉴校本虽刷印更晚而多有缺叶、墨笔误描等,然其上所载黄廷鉴朱笔校语揭示了王珏刻递修本早印本的面貌,故亦录文以觇王珏本在辗转修补中的异文流变及其对应云鸑本、何迁本等版本之影响。王珏本总目部分,另校以上海图书馆藏元印本。从董校本的前言、凡例、附录可知,她几乎经眼了海内外存世的王安石文集以及李壁注的所有版本,并择取其中重要的版本作为参校本,在校是非的过程中,又广泛查阅各种史料,因此能将底本中大量或显或隐的错讹予以矫正,最大限度地贴近王安石、李壁、刘辰翁等人的文字原貌。兹举数例:

校王诗:卷五《酬王浚贤良松泉二首·泉》朝鲜本作“取遥比甘见近美,与旧争洌知新寒”,董校本据据龙舒本、王珏本、王常本、毋逢辰本、应云鸑本、何迁本、清绮斋本,将“见”字改正为“觉”字。卷四十六《破冢》朝鲜本作“埋没残草碑自春,旋风时出地中尘”,董校本据残宋本、龙舒本卷七六、王珏本、王常本、毋逢辰本、应云鸑本、何迁本、清绮斋本及《古今绝句》,发现“草碑”实为“碑草”之乙(此首为仄起入韵的七绝,据格律规则亦知当为“碑草”)。

校李注:卷九《和微之登高斋》朝鲜本有“唐濠州团练使郭解未”“五年归冯延鲁、楚文史、边镐、用廷构于唐,唐主以文镇济淮败军之俘”,多有不通之处。董校本据《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后周纪四》,发现“郭解未”实为“郭廷谓”、“楚文史”实为“许文稹”,“用廷构”实为“周廷构”、“以文镇济淮”实为“以文稹等皆”,纠正了一连串人名和用字之讹,使文义豁然。卷十《思王逢原》朝鲜本有“昔有磨去磨冰浆水今见碓捣冬凌”,不知所云。董校本则据魏泰《东轩笔录》校改为:“昔有磨去,磨平浆水,今见碓,捣冬凌。”“冰”当作“平”,且“去”“平”皆为注“磨”字声调,改作小字始通。

校刘评:朝鲜本中刘辰翁评多有讹误,乃至位置错乙,脱漏亦复不少。董校本取元王常本、元毋逢辰本,首次对刘评予以通校,补正了朝鲜本中大量讹误脱漏。如卷七《虎图》朝鲜本“自然知是画虎”后脱“凡赋亦欲有讥,妙入想象,语见事外,何必为何人作,皆是浅论”二十四字,董校据王常本、毋逢辰本补足。

经过董校本的广征诸本、细致比勘,朝鲜本整容前和整容后的面貌俱得清晰呈现,起王、李、刘三公于九原,亦当欣然笑语“小子有造”也。

二、读者的良仆

校异同与校是非是校对的两种基本功能,前者又称“死校”和“机械校”,后者则是在前者基础上更为复杂的功能。如果仅崇尚“死校”,不如直接在影印本上标点,但是整理的目的需要面向读者,告诉读者哪些文字有问题,哪些文字可以放心使用,避免无谓的废校给读者造成负担,这就要求点校者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因此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

董校本最主要的成绩之一,便体现在前举诸例的“校是非”上。此类例子实不胜枚举,其中有的是非容易判断,如朝鲜本卷四十七《铁幢浦》“如今舟是西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舟”字难解,董校本据残宋本、龙舒本卷七一、王珏本、王常本、毋逢辰本、应云鸑本、何迁本、清绮斋本及《古今绝句》,将“舟”改正为“身”。这种属于形讹的“校是非”,尚不算困难。

有的则要对各种版本状况了然于心,始能发现并校改讹误。如董校本发现朝鲜本往往“因底本抚州本的裂版,漫漶不清,摆字时形近讹误亦夥”(附录三《王安石诗李壁注版本源流考》),根据这一规律,果然捉到了很多潜藏的“虫子”。卷三《再用前韵寄蔡天启》李注残宋本在“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土人谓坛山为马蹬山,以其‘巳’字形类也。庆历中,宋尚书在镇阳……遽命工凿山取其字”处多有漫漶痕迹,朝鲜本遂误“据”为“仙”,误“马”为“要”,误“以”为“观”,误“类”为“怪”,误“阳”为“遂”,误“遽”为“遂”,误“凿”为“坛”,董校本均据残宋本、欧阳修《集古录》改正。卷九补注《平淮西题名》,发现有不少因补注时挤版造成的窜行乙文;卷三五《金陵怀古》四首其一,据宋抚州本半叶七行,行十五字格式,推排行款,发现朝鲜本大段的邻行乙文;卷三九的庚寅增注,发现朝鲜本所依宋本有错叶,误错入卷十四、卷四十二卷之末,董校本皆予恢复。特别是卷四十五的《诋仙赋》,因宋版漫漶,导致朝鲜本出现大面积讹误。如此等等,若不明白其中版本脉络,往往会视讹误为异文,校而不改,遂使文义诡异难解。

李壁注虽用功精深,但除传刻形成的文字讹误外,也有原注即误者。如卷十五《蒙亭》,李注引《梁史》为证,认为“萧深藻”当为“萧藻”。董校本则据相关史料指出“萧深藻”当作“萧渊藻”:“唐修南北朝诸史,避李渊讳,或改字作‘深’,或空字而为单名,致有歧说。李壁考《北史》及《梁书》异名,而疑萧深(渊)藻当为单名,实误。”这些原作者自身的疏失,董校本也力所能及地揭出,属于读者额外的福利。

董校本对读者的友好,还体现在其细腻的校勘原则和丰富的附录中。董校本不但版本搜罗齐备,而且凡例详明,仅李壁注校勘原则即有十五条,尽量使有用的信息萃集其中又井然有序,避免读者再去翻书查找之苦。如龙舒本编次与《临川先生文集》《李壁注》差别较大,但之前的点校本未列示龙舒本的卷帙,亦未说明龙舒本有无此诗。董校本则凡龙舒本不载的诗,皆出校记,凡出校,皆说明龙舒本在卷几,重出诗则标明各卷异文,读者使用更加便利。附录方面,存世的重要的李壁注的序跋、题记、版本著录等,董校本皆予囊括,特别是清绮斋后印本的序跋等,之前罕见披露。附录亦有简单的校勘记,对其中的误字、误说予以勾稽考辨。

即使在细节处理上,董校本亦颇帖心。如有些刘评在朝鲜本中与李壁注误混,董校本不仅重为厘清,还将所有刘辰翁评,皆以楷体排出,使注、评的层次在版式上即见分明。附录《王安石诗李壁注版本源流考》一文详实可信,但因版本复杂,仅看文字难免迷失其中,董校本在文末特别标画了一幅“李壁注版本源流图”,使读者对各种版本关系可以一目了然。从这些方面看,董校本洵为读者之良仆。

三、一点花絮

点校者董岑仕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她每年编辑的书稿不是很多,但对书稿的认真却是出了名的。为了核校书稿,经常往返于国图、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我在北大图书馆就不止邂逅过她一次,问起始知她那时正在编辑《石洲诗话》和《北江诗话》。经她修订的这两部诗话,虽然署名方式未变,但增加了以前没有的校勘记,使用了手稿本及以前未见或未用过的诸多善本,《石洲诗话》还增补了原来没有的卷九、卷十两卷,其实等于重新整理了一遍。修订《苕溪渔隐丛话》时,她居然利用节假日自费去了日本大谷大学,查阅那里收藏的一部宋刊本。

于公不苟,于私亦如此。她为了整理这部《王安石诗笺注》,历时十馀载,足迹穿行于海内外相关图书馆,饱览各种秘笈善本,矢志不移,始有今日之收获;虽不能说毫发无遗憾,如沈钦韩的注释因与李壁注大量重复而未加利用,有些误排、误字在所难免,但其敬业和对学术的投入,却让人放心、令人敬佩。在学术问题上,她的眼里常常只有是非而疏于人情,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师长都受到过她坦率的批评;据我所知,大家似乎未以为忤,也许认真是现在学术界的稀缺元素,一旦遇之,皆不免生出爱护之心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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