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改革开放学术史的缩影

《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樊锦诗 张立文 邓伟志 王家范 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引言

在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中，历来重视对一个时期学术发展与学术特色的论述。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仅是如“典鬼簿”一般，对于历史上学术变迁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求研究者能够充分把握历史上学术流变的总体特征，清晰辨识不同学派之间离合互动的复杂形态，细致考辨历史脉络中不同学术观点之间或显或隐的对话，洞察学术主张消长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能够系统分析某一时期学术主张对先前学术传统的继承或扬弃。在此意义上，中国历史上关于学术史的论述，除了重视学派之间的具体传承与互动的史事考辨，更强调能准确描述一个时期学术流变的精神与特色。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通过分析某一时期的学术内容与学术思潮，可以更为深入地探讨当时的整体文化氛围与政治社会特征。

而要想详尽地探讨学术流变，除了系统研读那一时期较有影响力与代表性的学术论著之外，更需搜集彼时学者的师承、言行、交往、互动的情况。否则对于学术的理解，就容易流于从思想到思想，而没有把进行学术生产的人纳入其中，很难写出有具体的人参与其中、体现着时代整体文化氛围的学术史来。

毋庸多言，当代中国发生着许多日新月异的变革，世界局势更是出现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新的世变需要新的知识，而新的知识是建立在对之前学术特征的总体把握之上的。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话语与学术体系，为了能在文化工作中较好地鉴往知来，对于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学术，实有进行较为系统且深入的研究之必要。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这套书汇集了众多当代重要学界前辈的回忆文章，涉及1978年以来前辈们的成长经历、学术思考、学术活动、治学感悟等，为人们了解这4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提供了极好切入点。因为所收文章多属回忆性质，所以文风直自流畅，阅读体验感极佳，读起来仿佛让人身临其境，重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幕幕场景。此外，在当前党中央强调学习“四史”的背景下，这套书无疑是人们了解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重要参考，可以通过书中的一手材料增强历史感。

二、何谓“共和国学人”：考察当代学术史的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整体的历史观、长时段的历史叙事是人们认识历史、思考历史的重要前提。在阅读这套极有史料价值的著作时，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这一重要指示不但是我们今天认识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基本指导方针，也是我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回顾当代中国学术发展时必须遵循的重要标准。学术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离不开社会的不断进步。忽略这些因素而孤立地谈一个时代的学术，往往容易流于沙上筑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人均寿命、社会结构、文化普及、国防建设、重工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大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阶级压迫严重、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以及新中国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些都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

就此而言，这套书书名中的“共和国学人”就值得人们注意。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他还强调：“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这表明，虽然“共和”这一概念清末就被引入中国，并且在清末民国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何谓“共和”的解释与实践，但这套书中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在“人民共和国”的范畴里呈现出来的。在这里，“共和国”不是一个抽空了具体政治与历史意涵的概念，而是以“人民”这一在现代历史中被具体展开的政治概念作为其基本前提。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探索。因此，以“共和国学人”作为书名，无疑是在告诉人们，当代中国学术同样是在这些政治与经济实践的延长线上，它的历史合法性与人民共和国紧密相连，因此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旨归。

而且，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直希望中国的科技与国防教育能够迅猛发展，进而保卫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资金与师资都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依然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与科研人员培养事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许多优秀的科技人才，突破了许多之前几代人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的科学技术难关。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立志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科技战线知识分子的事迹，是20世纪中国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只有将这些内容都涵盖在内，或许才能使当代中国学术以更为完整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本书中所记录的人和事。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特色

在这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一代学者成长的背景是中国与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1972年，凭借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卓越的战略眼光，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随即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年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此即众所周知的“四三方案”，之后在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新中国在1950年引进苏联的经济援助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关系迈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背景下，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代学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局中开始了他们的学思历程。因此，他们身上既秉承着数十年爱国主义革命教育下以天下为己任、为中国谋发展的崇高理想追求，又具有吸收当时世界上各种新学说、新思想的巨大热情，而且有机会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与学术访问，同时多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有过直接接触中国基层社会的机会，因此在学术上极具活力与创造力，思考的问题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当前专门化、碎片化的学术生产氛围里，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学术品格与治学特色，十分值得新一代学术研究者重视。

其次，这一代学者在师承上具有十分雄厚的条件。从书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师长，大多学术根底扎实、学术成果丰厚。不少老先生或是继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重要学术传统，延续了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或是对新中国的新文化、新学术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在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累了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这样就使得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能够以小见大，具有理论性与体系性，直面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重要问题。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这套书中的大多数作者得以较为充分地接触师长的学术，形成极为广阔的思想视野，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用心去思考一些关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大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的“文化热”，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机与学术风气下展开的。这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思想与学术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而言，今天有不少叙述20世纪80年代学术与文化的论著，从记录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些论著自然有其意义，但如果想更为深入具体地探讨当时的学术状况，就必须对当时高等教育的师承特色、学术生产制度、学术运作机制、学术发表与出版渠道有较为全面的认识。较之各类流露强烈文学色彩的书写，或许这样才能以更为严谨的学术史研究范式来认识、叙述那个时代的学术。

最后，这套书堪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当代学术发展史、学科建设史的缩影。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学科化、专业化。在书中，不少学者从自己的学术成长经历出发，叙述了相关学科的内涵、外延、既有成果、可推进之处，介绍了自己对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这给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视角，使后者得以从这些具体的个案入手，思考如何推进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一般的学科史或学术综述，基本是围绕着具体的著作或论文展开的，强调的是观念与理论的演进，而因为这套书属于个人回忆文章的汇编，所以在回顾学科发展史时，能够呈现出观念与论著之所以会如此这般背后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它提醒人们，在重新审视那一时期的学术发展时，必须注意到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不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尤其要明晰当时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风尚的内涵、源流、传播途径、表现形式、具体诉求，以及“二战”之后各种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之消长。在这个意义上，读透这套书，准确把握那一代学者的心路与思路，无疑对提高中国当代史的认知水平极有助益。

四、学术发展中的代际更替问题

从今天的新实践出发，读完本书，不禁让人想到，老一辈学者坚持解放思想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毛泽东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局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面对这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勇于直面现实的挑战，勇于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而要做到“继续解放思想”，窃以为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要实事求是地从当前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出发，而非从后冷战时代由霸权主义势力主导的全球主流意识形态出发思考问题，或是秉持一些特定年代里形成的情感诉求与价值观，尤其需要避免形成新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一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这既要用新的眼光与立场去系统研究中华文明的经脉、根底与核心价值，又要从新的历史语境与实践感觉出发，重新更为全面地审视新中国发展史，重温新中国缔造者们艰苦奋斗的初心与历程，把他们的思考与实践作为今天审视全球变局的理论资源，充分继承社会主义“新传统”。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或许才称得上是“继续解放思想”、反对新的“理论僵化”，才能用新的成绩回应这套书里前辈学者对后辈学者的叮咛与嘱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挖掘其中的宝贵遗产，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回顾历史，近代中国屡次遭受列强凌辱，列强的意识形态话语诸如文明等级论、种族优劣论等在中国不断传播，让一些人对中华文明丧失了最基本的信心与认同，甚至产生某种“逆向民族主义”倾向。例如谭嗣同虽然在戊戌年间壮怀激烈，但在其代表作《仁学》中，他因为痛恨中国国势衰微，遂认为此乃中华文明低人一等所致，反而对列强的侵略行径进行美化。他声称：“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惑，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他甚至相信日本的宣传，认为甲午之战日军占领旅顺之后，“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直接无视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屠杀暴行。这样的认识一旦成为流行风气，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会造成极大损害，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内伤。如果说“80年代”有一些时代局限性的话，那就是类似谭嗣同那样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今天开展学术研究，必须充分认识到，新中国的建立，彻底让中国摆脱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与列强的控制，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自主、穷人翻身做主人，中国人整体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毛泽东坦陈：“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但他在1956年更强调的是：“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講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6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李敦白就认为：“毛泽东还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恢复了中国的民气。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做中国人不算一件特别好的事，不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马上抬起头了，挺起胸了，宿命论受到了很大打击，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振奋，这其中，毛泽东个人起的作用很大。”正是有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人们才有底气、有信心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伟大价值。而这样的历史感，理应成为今天面对新的形势不断探索新的思想与理论的一部分。

此外，在读这套书时，笔者不禁想起以前经常听到的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确，在现代中国，青年人往往被有识之士视为国家与民族未来的希望，从梁启超在清末宣扬“少年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高呼“青春万岁”，从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里的“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那句著名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青年人勇于探索、勇于争鸣、勇于实践的精神是保证我们的社会富于生机、充满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读这套书时，必须学习那个年代里人们对年轻人友善、关怀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国家新一代的90后、00后年轻人，要允许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自己的思考与探索，要适当给予他们一些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即便对他们的观点与表达方式一时间无法理解，也要秉持对话交流的态度，而非用污名化的词语去攻击他们，或是对他们抱以鄙夷、否定、打压的态度。如果我们希望保持我国的思想与理论创新，就必须重视如何给年轻人提供比较好的发展机遇。做到了这一点，或许是对这套书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与学术氛围最好的继承。而另一方面，当代有志于学术与文化事业的年轻人也必须使自己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新感觉、新认知不仅仅停留在表象层次的表达，而须做到更有逻辑性、理论性，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触社会，特别是多了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超越自己的生活与成长圈子，能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更接地气的立场出发去思考大问题、真问题，尤其是要经得起各种挫折，尽可能摆脱无关宏旨的怨天尤人或自暴自弃，锻炼出坚韧、冷静、成熟的知识品性与行为风格。在这一点上，本书所叙述的很多前辈学者的经历，虽然历史语境与今天大不相同，但依然有不少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