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记录改革开放的信史

《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樊锦诗 张立文 邓伟志 王家范 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史学范畴里，40年属于中时段。对一个人来说，若从成人算起，40年恰与其实现人生价值的精华时段相契合;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一中时段也足以审视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这是我翻开《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以下简称《四十年》）时最先的浮想。正如有学者所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否定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因为那是一个使中国由特殊时期回归正常的时刻。”在代后记中，这本书的主编叶祝弟交代了编纂缘起：2018年距有“中国改革元年”之称的1978年恰逢40周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推出了“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邀请近70位学界名家回顾这40年，这些文章陆续在《探索与争鸣》公众号首发后，人们争相阅读和转发，引起各界很大反响，便有了这部回忆录的结集与出版。作者中不乏我过从的师友，阅读起来更觉亲切。读毕全书，我试从历史学者的视角略做评介。

一、立此存照的学术档案

《四十年》的作者大体包括两代学人，一类是改革之初已在学界但声名未著的中生代学人，一类是那年起步伊始的原新生代学人。他们回忆所及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界的主要学科;回忆的对象涉及四代学人，既有40年问先后辞世的两代前辈大家，也有后来先后成为学界领军或主将的上述两代作者。

当改革大闸开启之际，冯友兰、张岱年、费孝通与施蛰存等都已“烈士暮年”。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为自己画上了学术的终止符;施蛰存犹如出土文物重返学界，自称“拼老命”地“一鼓作气”，谱就了学术的《黄昏颂》。冯契、王元化、陈旭麓、石泉、萧蔻父、蒋孔阳等大家较之前几位年齿略低，多在这一期间完成了传世的代表作，在学术范式与法乳传承上双双引领了学科走向。这两代已故大家大致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虽未能留下改革岁月的珍贵回忆，却由亲炙传人或至亲好友掇拾了晚年风采。郭齐勇追忆萧蓬父在特殊高压下与他结下的超出一般师生的感情，读来令人动容;濮之珍对丈夫蒋孔阳的学术回忆，读来倍感真实。

《四十年》里有多位作者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樊锦诗应该最具代表性。她不仅追忆了前任常书鸿与段文杰对敦煌学的执着坚守，也回顾了自己接棒“莫高精神”后开创数字化敦煌的一路风尘，口述低调朴实，内涵却传神感人。这代学人大多是在改革潮起后才著书立说而蜚声学界的。更多的作者是踏着改革元年起跑线，通过恢复高考才进入专业的，整个学术生涯与改革同步开始，而后“好风凭借力”，成长为人文社科界的标志性人物。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自述学问人生，也有在追怀师长时兼述自己的成长之路。尽管有代际差异，但“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却是这两代学人的共同心声与行事动力。

不少学人参与了改革过程中学术界的重大活动，他们的回忆不啻是相关学科史的开天遗事。其中，赵修义回放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三次开局性的全国讨论会，高放还原了国际共运史学界思想解放的早期历程，顾明远回顾了教育学专业学位的建立与进展，朱立元追溯了新实践美学的崛起与流变，乐黛云与王宁回望比较文学的发展轨迹。《四十年》里无论自述学术路径，还是撷取学科史的吉光片羽，都能感受到改革的脉动。费孝通迎来了晚年学术的新高峰期，许多创见“跟这种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及其发展成就无法真正地分割开来”；何勤华回忆北大法律系77级，则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的象征性符号”。上述四代学人，多是叶主编赞誉的“当今学界执牛耳者”，他们或琐忆前辈逸事，或自述生平学案，必为后人撰述学人传记所取资;他们对学科往事与学界大师的忆述，必然成为学科史的珍闻实录;而学人、学科与改革潮的互动记录，也将进入改革开放史的库存珍档，这是《四十年》重要价值之一。

二、复盘路径的时代信史

《四十年》里的几代学人都赶上了大时代：当年的中生代感慨，“在不惑之年才真正迎来了学术和人生的黄金时期”，当年的新生代承认，“自己的学术生涯几乎与之是同步开始的”。唯其如此，时隔40年，由经历全程的这批学人来复盘这场变革的轨辙，显然更具现场感与信度。在《四十年》里，沈宝祥分享了1978年初春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并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为标志，宣告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其后“每一项重大改革，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前导”。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在实践方面赢得了广泛成果，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从而“展现出一种生气勃勃的开放进取的姿态”。思想解放运动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在很大空间上释放了思想市場。《四十年》的作者们从个人经历与不同视角盘点了思想解放是如何催发学术思想界烂漫春色的。

其一，历史反思推动思想创新。回首当年，思想市场一旦开放，历史反思与思想创新接踵而来。仅据《四十年》述及的荦荦大者，就有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解冻，史学界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国际共运史界对“个人迷信”的反思，文学界“伤痕文学”的兴起与人性的再探讨。以笔者熟悉的史学界为例，自1978年起10年间，沪上史家陈旭麓与谢天佑都在反思那段特殊的历史，前者的内心独自被载入了《浮想录》，“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所涉及的所有重要层面”，后者将反思“不断撰文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笔笔带血，隐有忧虑”。思想解放迎来了思想创新。许多学人创立了自己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学说，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与“迈向人民的人类学”，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论，冯契的“智慧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胡守钧的“社会共生论”等，都只是四代学人的主要例证而已。

其二，学术研究介入改革进程。尽管历经磨难，几代学人仍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并将其融人自己的学术人生。20世纪80年代初，邓伟志敢闯雷区，连发“邓氏三论”，触及干部特权、官本位与学术禁区等硬核问题，自号“邓争议”，却获得了“高层赞赏”。陆南泉自1978年起即投身苏东国家体制改革的研究，总结出“苏联不断丧失改革机遇，问题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的历史教训，如其所说，他“研究苏联、俄罗斯的改革，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改革”。朱林兴回忆了1984年“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研讨会”的背景、过程、内容与影响，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莫干山会议”，既是“经济改革思想史开创性事件”，中青年经济学人集体发声则“成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智力支持”，“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步伐”。当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学人，有可能因缘际会“直接参与了一些重要政策的‘改革，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开放所带来的思想变化”，犹如施蛰存所说，“文史哲学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之所寄”，他们以重建人文精神为学术使命，为大变革贡献了核心价值观。

其三，两大热潮寄寓未来期许。沐浴着思想解放的强劲春风，面对沛然而至的改革大潮，几代学人无不痛感“我们的知识结构很有缺陷”，伴隨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反思，“文化问题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聚焦点”。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的学术热与文化热“打开的是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和想象”。在两大热潮中，“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与“中国文化书院”相继问世，成为引领当年学术热与文化热的三大文化团体，乐黛云、刘东与陈卫平等对此都有忆述。创立文化书院作为“体制外的大学”，与丛书编委会的制度文化一起促成了“很有创意的制度变通，也相当贴合当时思想渐趋解放的国情”。这在今天看来，几近天方夜谭。

其四，走向世界促成全球视野。随着国门的打开与思想的解放，人文社科学界也开始与世界的多元交流，掀起了新一波对外学习的高潮，西学热与出国潮构成其具体表现。《四十年》里有多位学人回忆了个人留学、访学与讲学的海外见闻。无论出国与否，几代学人都迫不及待地吮吸新知，感受新潮，在弥补自身知识缺陷的同时，争相将海外最新的学术成果与理论思潮译介到国内学界。有学人这样描述：“在久久封闭之后，西风西潮迅速涌入，我们一开始大都是如饥似渴地吸收、学习，然后才有如何自立，如何在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发展的考虑。”在中国学术重归世界学术的进程中，学人们坚定了一个共识：为了重新融人世界与定位中国，必须“有一个全球的视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视野”；只有如此，才能在国家关系与科学文化上双双实现中国与世界的真正对话。

相对说来，《四十年》更多回忆了前10年，其原因或如有的学人所说：“作为一个过来人，当我们述说‘80年代时，心底里的那份感动与悲怆是后来人很难体味和理解的。”回望40年风雨兼程，无论对学人，还是对国家，都不是一马平川。诚如《代后记》所说，“其中不仅有崇高的叙事、恢宏的体系、理论的建构，还有刻骨铭心的瞬间、饱经风霜的皱纹以及一个个五味杂陈的表情”。《四十年》里对此也有涉及。有的学人自述自己的法律生涯“与改革开放以及法治发展紧密相连”，其中“既有无数令人激动的时刻，也有诸多惆怅和遗憾”。然而，无论凯歌高奏的激动，还是九曲回澜的波折，都是无可否认的所来之径，学人们秉持良知的理性复盘，足以构成改革开放的一代信史，这也是《四十年》另一层重要价值。

三、鉴往知来的思想智库

史家章学诚认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他所谓的纪事即“欲往事之不忘”，所谓的明道即“欲来者之兴起”。《四十年》里也时有类似的见解：“历史虽然是记录过去，却能感悟未来。”王家范先生指出：“学问家唯有透过社会前进的曲折历程，才能不断改善自己的认知，拷问世界也拷问自己。”改革开放已过“不惑之年”，但较之“改革元年”，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李白游终南山诗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作为一代学者与思者，学人们“却顾所来径”时，也清晰记得苍苍翠微下“走过了一条怎么样的崎岖小道”，（代后记）从而思考改革之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种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一是对今后中国学术之路的思考。何怀宏期待思想界应有“独立于权力、资本和大众”的独立思考，他将其解释为“内部的独立”，“即尽可能地独立于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包括独立于中西思想学术之间来进行思考;即应当总是尽力以探求真知、真理、真相为目的，而不受派别、国别和文化地域的过分影响”。乐黛云企望比较文学界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有自己的实践”。但进行“独立的思考”也好，创立“自己的理论”也好，关键在于坚持思想解放决不能动摇。

二是对今后改革开放之路的思考。关于深化改革，陆南泉呼吁，“我国不论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决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关于法治建设，何勤华预期：“中国法治建设的路途十分遥远，过程中也会充满曲折和磨难，但中国法治的进步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关于文化取向，邓晓芒强调，“任何一种文化都只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点上，努力吸收异种文化的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刘东说得略见圆融：“我不赞成完全沿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走，那只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但我也不赞成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因为这只会让我们的头脑更加简陋。”关于国际关系，田国强直言有的学者提出所谓“全面超越论”等，“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美关系近些年恶化，美国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能说和这些论调没有关系”;俞可平提醒，“国内的媒体总是引导舆论把原因归结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惧怕和抑制，我不否认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我们也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由此涉及科学决策，刘吉重申：“领导一定要倾听专家的意见，第二领导一定要倾听专家的不同意见。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非常正确的。”穆光宗也主张“广开言路，解放思想，多元共存，哪怕激烈碰撞，都是兼听则明、科学决策的必要前提”。

诸如此类位卑忧国的思考与披肝沥胆的诤言，《四十年》里每个学人几乎都有所表达。他们的共识可以归结两点：一是“我们要克服的问题还很多，有的甚至还是相当顽固和致命的，然而空前的‘危和‘机，毕竟是并存的”；138二是“中国一定不能再折腾回去，重走那条老路”。我们期望，这些鉴往知来的深刻思考，不应该是束之高阁而仅供未来检索的思想档案，而应成为推动今后进一步改革的思想智库。这才是对那段历史的最好纪念，也是这部回忆录的意义所在。最后有个建议，鉴于这部回忆录作者仅限人文社科学界的学人，倘若在科学技术界与文学艺术界也能各编一部《四十年》，构成一个系列，那将是极有历史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