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看中华文化精神的诠释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何悦玲 著，中华书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020年，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悦玲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一书经中华书局出版面世。该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关系认知、“史补”观念、传“奇”书写、“春秋笔法”四个维度深入探寻中国古代小说的史传传统及其内涵变迁，挖掘小说与史传的内在渊源，谈及小说与史传“家族相似性”的内在联系与谱系渊源，从微观层面发掘其相似性的动态发展演变，为中华文化的深耕提供了崭新的、富有价值的观照视角。

一、内容意旨：文史合一，以史存道

1.植根“史补”，文史互鉴

在古代，史传文学这一文体没有得到一定的重视，正统文化将其定位在“史补”框架中。何悦玲认为，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但由于其内容及形式及表现之“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实难与“五传”“三史”相提并论，于是只能作为正史的参数和补充。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一书探讨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生成的文化渊源及其内涵变迁，深入分析了“史补”意识的萌发及发展历程。其中列举了桓谭、班固、刘知几等人对史传文学地位的界定，论证史传文学“史补”角度之功用。该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补史的意识和观念，于唐至宋元时期发展极致，而于明、清时期日渐走向多元化。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史书具有文献保存、鉴古知今的价值。史官建置作为国家政权结构的重要方面，要求史学的大历史学家才、学、识兼备，博學多识成为衡量“史才”的价值尺度。在此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慕史心态。《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中所描述的慕史心态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生成的重要渊源之一。“史补”意识源自对“史”尊“说”卑的文化体认，也来自对史家以“史”存道文化活动的效法，同时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及品位的深刻用心。文言小说于魏晋六朝时期已现“史补”端倪，宋元发展极致，明以后则日益走向多元化。白话短篇小说“史补”也由魏晋六朝时期的“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转为“佐经书史传之穷”，旨在辅“史”以成教化之功。历史题材的长篇章小说中，“史补”辅“史”以演“义”，白话小说“史补”功能的实现，皆以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审美特征为前提。小说历史记事功能产生最早、历时最长，几乎贯穿了整个文言小说发展史，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小说本质特征的成熟，但也同时赋予古代小说以美善兼济的人文特性。

2.美善兼济，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趣

中国古代小说在文体生成上与史传同属叙事体，在文化谱系上存在内在关联，不论在叙事精神还是叙事笔法上，均与孔子所撰的《春秋》存在紧密联系。《春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具有的“元叙事”功能和作用，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一书通过沿波讨源探寻古代小说的叙事原则，解构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要素。《春秋》的籍事传义以“事”见“义”，其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为中国后世小说创作题旨提供了方式方法。

中国文言小说“史补”观不仅通过创作题材上的拾遗发挥小说纪事实、探物理、采风俗的历史记事功能，还借史传施以成教化之功的政教功能。史传文学言以载道，以“大同”为统领，透过文字载体阐述天人合一、仁义礼智，强调“以人为本”，专注人的知行统一，通过惩恶劝善主旨表达赋予小说创作羽翼，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和价值向度。在史传文学动态发展中，佐经书史传之穷，言以载道的功能逐步得到发展，小说的本质特征逐渐彰显，从起初旨在辅佐史传实现世风人心的教化逐步升华为美善兼济的人文特征，并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独有的特色。

史传文学以史存道的精神使史学得以延续，这得益于史传文学所承载的内在含蕴。《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一书中探寻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及评论中“史补”观念流行的重要原因，并强调史传文学以史存道的精神探寻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助推器。历代史家以“道”自任的担当精神及以史存“道”的文化活动，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内在的精神纽带，由史传文学衍生的小说创作也在效法前人遵寻以史存“道”的意旨，有意识地通过小说创作传播“道”之大义。不同时代的小说创作虽对史家以“道”自任的担当精神及以史存“道”传承虽存在差异，但仍具有内在传承性。文言小说的“史补”意识产生最早，历时最长。《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在交代史书编撰缘由的同时也透露了周公、孔子建立起“道”的传承脉络，为后世史书编撰、文献保存、鉴古知今等价值功能注入了传道内涵。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诸如重民本、尚正义、为政以德、自强不息、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等文化思想，体现了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与气度。如儒家思想中的“忠恕观”出自于《论语·里仁》，忠于君、忠于国，宽厚待人、推己及人，这是孔子儒家思想核心“仁”的具体表现之一;《史记》人物列传中，蔺相如一心系于赵，从未离开故国谋求高就，屡次陷入外交险境时挺身而出，以其智勇保全了国家利益，对廉颇的挑衅不发一言，不与廉颇争斗交恶，维持“将相和”，以国为重，其以德报怨，待人宽厚，正是传统“忠恕观”的典范;廉颇身为赵国大将，不仅善用兵，具备征战之勇，更是忠君护国，虽已年老仍出征攻伐，其一生之“忠”都系于赵国，这也是 “忠恕观”的典范。中国的史传文学和历史实事相互佐证，映衬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精神内蕴，彰显了古人以“易”“道”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生活观念，塑造了中华精神的文化核心。

二、叙说方式：继承中发展，打造和合兼容的文化图景

1.继承传统，兼收并蓄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是学习、借鉴、吸收优秀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继承发展以成“自我”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小说文学创作巧妙地吸收和融合了不同的文化，整体上呈现和谐共进的景象，构成中国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多种文学笔法的交融赋予了史传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一书指出，中国古代小说中以《春秋》为宗的创作意识无论是以“事”见“义”的叙事目的、以“义”为断的叙事伦理，还是直书其事的见“义”法则、尚“简”用“晦”的审美追求，均是对《春秋》的自觉继承。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小说主动接纳“诗骚”传统因子并加以消化和吸收，在叙事中夹带大量诗词是史传文学的特点之一，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彰显了兼容并蓄的中华精神文明。

2.传“奇”述“异”，和而不同

古代小说与“史传”同属叙事体，小说与历史不尽同而可相通。史书以实录为灵魂，既强调史实的价值褒贬，又强调叙事的可读性。《尚书》对尧舜的记载，《春秋》对自然异象的陈述，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奇述异的特征。史传对奇闻逸事的采撷与作家经世致用的编撰目的紧密相关，对古代小说传“奇”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史书尚“奇”的追求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则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唐时期，小说传“奇”被称为“明神道之不诬”的工具，以小说编撰为谈论之资，视小说创作为舒愁解闷之工具，因此创作者通过撰写小说以实现“补史之网”的目的。明清时期，小说创作以题旨而论，与补史之遗、依为佐谈之资的创作目的，辅助国史不足的创作意识。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以《左传》《史记》为准，通过对其传“奇”的史传渊源及内涵变迁的勾勒，考察古代小说传“奇”本质生成的史传渊源及其内涵变迁，窥视中国古代小说脱离史传逐渐成熟的历史过程，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及其蕴藏的文化精神提供了新的观照角度。史書编撰以“义”为贵，在传信、尚用观念的影响下，人们以“史”为据，小说尚“奇”属性致使其与正统史书对立，因此小说“奇”的生成及其价值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史传促进了小说文体的发展，传“奇”也最终成为小说区别于史书的本质所在，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区别于史传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小说传“奇”内涵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在与史传宏大叙事一较高下的设论用心下，逐步脱离史书渐趋于成熟的轨迹，呈现“正典”话语内涵下的尚“奇”特征，彰显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三、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创作力的表征符号，国家和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发展，而中国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中国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不断走向成熟，两者之间既存在“家族相似性”的内在联系与谱系渊源，又富有各自的艺术疆界与文化品位。

“史传”文学传统贯通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的时间与空间，是对中华悠悠历史的记录和传承。传播是一种天然具备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在输出的过程中强化了受众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史传文学和历史事实表里一致、互为佐证，构成了中国和合兼容的文化图景。史传编撰的尚“奇”取向，春秋笔法、“诗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衍生出中国古代小说以人为本，传“奇”、传“情”的文化属性，体现了对小说文化属性的自觉认同。“以人为本”精神的诗意存在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为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不断更新发展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