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枫式幽默”、巧合，以及小说里的道德热情

《漂洋过海来送你》，石一枫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主持人语：生于1970年代末的石一枫已经是当下的重要作家，2021年发表的《漂洋过海来送你》是他又一部重要作品。石一枫立足北京，放眼全球，以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意外事件联接起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远方，追问时光流逝与空间变幻中世道人心的变与不变，彰显其中值得珍视的价值。石一枫从来都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这一次更充分发挥了北京方言的魅力，将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但石一枫又从来不是一个只讲故事的小说家，当他讲述偶然时，心里想的是必然;当他构造琐碎的细节时，心里有一个宏大的结构;当他进行虚构时，心里想的是如何提炼现实，并改变现实。他是有趣的，同时是严肃的。他充分了解现代小说轻盈的叙事技巧，同时又执着于现实主义的厚重传统。但是这样富有难度的写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获得平衡？有趣是否会妨害严肃，而严肃又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并产生效果？徐刚和谭雪晴从不同角度对石一枫的写作予以商榷，但字里行间仍能读出对作家和作品的敬意。或许他们商榷的并非这部小说，而是文学本身。他们恰恰是对石一枫式的写作充满了期待，同时对文学本身的时代境遇怀有隐忧。

——丛治辰

摘要：在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里，石一枫以“胡同北京”为依托展开的“相声贯口”，体现出叙事的“下沉”与“紧接地气”。他在建构标志性的“一枫式幽默”的时候，并不惮于借助通俗故事的叙事外观，而使小说显示出雅俗共赏的独特气质，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叙事中“巧合”的运用上。小说体现了石一枫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来演绎“大情怀”进而捕捉“大时代”的蛛丝马迹的文本建构能力，它与其说是在描绘现实的走向，不如说在寄予某种形式的希望，这种诚挚的历史祈愿似乎在进一步坐实作者近乎天真的道德热情。

一 “胡同北京”与“相声贯口”

作为地道的北京作家，作为王朔之后的新一代“顽主”，这些年来，石一枫似乎有意要与他早期的青春“京味”写作划清界限。在他这里，十多年前的《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恋恋北京》等诸多小说里鲜明的北京背景变得不再重要。当然，北京还是那个北京，只是游走在此的赵小提、节节和陈星等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开始让位于那些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形形色色的外地人。从《世间已无陈金芳》里的陈金芳，到《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再到《心灵外史》里的大姨妈，以及《借命而生》里的杜湘东、许文革，皆为此类人物。甚至即便在以明确的地理标识认真打量城市褶皱与细部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里，石一枫也依然执着地以外來者王亚丽与“果粒橙”为核心来展开他的北京叙事：鱼龙混杂的麦子店，终究象征着“一座五湖四海共享的北京城”，它“古怪的生机”只与栖身在此的“南腔北调、忙乱不堪”的人们密切相关。由此来看，石一枫最新作品《漂洋过海来送你》（以下简称《漂洋过海》）里实现的文本转变，便有了略显隆重的特殊意味。

确实如此，在长篇小说《漂洋过海》里，一个久违的叙事变化在于，小说的主人公那豆，终于是一个正儿八经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了。这位来自“那个民族，那样的人家”的“胡同串子”，动辄就要“起范儿”的“鼓楼花臂”，显然颇有些京城“顽主”们“混不吝”的劲头。这使得小说看上去又回到了石一枫早年习惯的叙事腔调，即“通过一类文化混混儿来观察他人、评判生活”，而这种视角上的偏好所带来的便利在于，“可以更加自然地运用口语，以及令看起来不那么可信的人物显得真切一些”。主人公那豆连同他置身的北京人文环境，显然为小说的情节推进提供了诸多便利。纵观整部小说，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狂欢化的北京方言世界，以及丰富驳杂的地域人文掌故，这一点通过我们跟随无所事事的“胡同串子”和他爷爷——那位同样无所事事的遛鸟大爷——体会他们以胡同为中心的“城市穿行”，以及随之一道展开的生动有趣的人物对话，便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些都是“胡同北京”所承载的文化形态的生动再现。此外，这里当然也有老北京旧年风物的“消逝”，比如爷爷所在的酱油厂的拆迁，而传说中的“科技园”却并没有兑现，它一直停留在地皮炒作和金融运作的“战略合作协议”之中。这种新与旧的对立，似乎永远是城市历史变迁的题中之义。

对于《漂洋过海》来说，与这种“胡同北京”的叙事腔调相配合的是，小说的故事推进仰仗的是好似“相声贯口”一般的情节设置。故事的“包袱”一个接着一个，大有“贫嘴”到底的势头，密集的“笑点”令人目不暇接。而小说正是以那些“金句”和俏皮话为依托，在以“耍贫嘴”的方式展开的“段子式”写作之中，将作者标志性的“一枫式幽默”展示得淋漓尽致，生动的画面感始终“在线”。因此不用说，这部《漂洋过海》从身份到作派，从形式到内容，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如今难得一见的“京味”特色。于是，说好的从老舍到王朔的写作传统，这一次仿佛都有了着落。

然而，尽管从“北京叙事”的角度来看，《漂洋过海》从人物到语言，再到明确的地理标识，都是“以北京为方法”，呈现地地道道的北京故事。但也正如孟繁华先生指出的，“在他狂欢的语言世界里，那弥漫四方灿烂逼人的调侃，只是玩笑而已，只是‘八旗后裔’的磨嘴皮抖机灵，并无微言大义”。确实如此，这种由“相声贯口”构成的“一枫式幽默”，可能只是作为小说情节的润滑剂，纯粹指向着一种叙事的流畅和文本的愉悦。这便正如作者自己所预料的，这样一来，人物性格的塑造就极易淹没在叙述的推进之中，以至于一不留神就会陷入“肤浅而自鸣得意的喋喋不休”之中。仔细读来，《漂洋过海》也颇有几分这方面的问题。尽管小说力求以贴近地方、驻足民间、毫无架子且极“接地气”的方式，展现出“京味”幽默的写作追求，并以此表达对于“端着架子写作”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某种厌恶。但也不得不说，有些时候，缺少“微言大义”的幽默桥段，在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却无法将读者引入更深的思索层面，这便势必使得纯粹的“文本愉悦”流于某种形式的“肤浅”。当然，追求幽默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那么再回到石一枫的这部《漂洋过海》，以“胡同北京”为依托展开的“相声贯口”，以及由此构成的标志性的“一枫式幽默”，这固然是小说叙事的“随餐佐料”，然而，假如读者有心重新审视小说情节推进的节奏和效率，大概也不难发现这种“相声贯口”的“喋喋不休”之处。换句话说，小说在叙述推进过程中的笑料不断，以幽默的情节连缀成篇，固然是《漂洋过海》的突出特征，然而有时候，作者自己也会陶醉在这绵延不绝的“贯口”之中，难以从中跳出做更宏观的审视。这不厌其烦、毫不“留白”的劲头，甚至让读者都有些喘不过气来。看得出来，作者极为贪恋某种文本的愉悦，甚至颇为“自鸣得意”于这种愉悦感，乃至于在叙事的中途左顾右盼流连忘返，不愿放弃那些无关宏旨的金句桥段，这便让叙事显得过于充分和饱满，甚至有繁冗且啰嗦之嫌，缺少留白和余韵。这大概就是小说令那些“笑点”偏高且具有简约之癖的读者略感不满的地方。

二 “无巧不成书”的意义及其限度

事实上，由以上“胡同北京”与“相声贯口”体现的“叙事下沉”与“紧接地气”之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石一枫的这部《漂洋过海》也体现了他一贯的写作追求，即为了显示自己对于所谓“纯文学”叙述腔调的不满，往往不惮于借助通俗故事的叙事外观，使得小说时常具有雅俗共赏的独特气质。这一点在他过往的小说里已经展现得极为充分。有很多迹象表明，石一枫对于时代的勘探，并非是以纯文学的僵硬方式来完成的。相反，他总是力图通过制造阅读的吸引力，将目标人群牢牢捕获，进而在故事之中寄寓更为宏大的叙事抱负。《地球之眼》便是以“寓雅于俗”的方式，塑造了安小男这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进而在“道德领域”思考社会和个人所遭遇的精神难题;《世间已无陈金芳》亦是如此，这部“难得的社会问题小说”，留给人的深刻印象在于它叙事的明快与流畅;而《借命而生》更是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质，它甚至被誉为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或华语世界的“基督山恩仇记”;而对于这部《漂洋过海》，其通俗的叙事外观则主要体现在对于“无巧不成书”的叙事模式的充分借重。

因为对于《漂洋过海》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将小说意义局限在“胡同北京”的狭窄层面，而是将北京的里与外、历史和现实，以及与此相关的更加驳杂的人群彼此联结，进而开掘出更为丰富的文本意蕴。然而，小说如何能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线索归拢一处？这种“联结”的能力说起来并不神秘，只需将故事的偶然性发挥到极致即可。因此，巧合与误会似乎永远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强大动力。这一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传统叙事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所谓“无巧不成书”的套路及其操作方式。文论方面，王骥德《曲律杂论》就有所谓“入曲三味，在‘巧’之一字”的说法;而创作方面的例证则更加丰富，比如从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到昆曲《十五贯》就有因十五贯铜钱而引发一场血案的曲折故事，而民间戏曲中也广为流传着诸如“上错花轿嫁错郎”之类的离奇故事。这种借助偶然性造成的情节突转来迅速达成故事情节的戏剧化，以便造成现实中难得一见的离奇效应，几乎是传统叙事的惯常手法。

其实不光是中国传统叙事，这类手法在当代电影中的运用也极为普遍。从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到保罗·哈吉斯的《撞车》，再到墨西哥导演伊纳里图的《通天塔》，甚至再到国内的《疯狂的石头》等电影，匪夷所思的情节巧合，永远是制造离奇故事的不二法门。从这个角度来看石一枫的《漂洋过海》，似乎就不会觉得小说里火葬场司炉工李固元的“美尼尔综合征”的情节设置过于唐突了。事实上，正是这位资深“劳模”随时随地的晕倒，以及碰巧遇到的“特殊客户”的强行“加塞儿”，小说中三条毫不相关的线索才因为“盒子”的“混乱”而被纠集到一起，就像小说里李固元所说的事情“全拴在一块儿”了。这也为接下来的情节走向埋下了伏笔。而小说里另一个关键情节点，则在于那豆和“发小”阴晴在黄耶鲁家的游艇岸边夜宿。正是在此，阴晴碰巧发现了黄耶鲁父亲的犯罪线索，而在这之后两人的通宵长谈，也为那豆次日的壮举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恰是这里的意外发现，成了那豆“起范儿”的根本缘由，这显然也是巧合对于故事走向的进一步推进。正是在故事的这些关节点上，对于“巧合”或“偶然性”的强行征用，让情节迅速推进，使得石一枫的小说建构起了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叙事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正是以这种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荡涤了流行的文艺腔，从而让叙事趋于通达和质朴。

在此，其实有必要对上文所提及的“巧合”的确切意义进行认真探究。首先，这当然是叙事的“粘合剂”，它能把互不相关的人物线索联系起来，以便构成一幅完整的叙事图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叙事的“过滤器”，将那些无关的杂质加以过滤和净化，令小说的矛盾和线索更加集中。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巧合又构成了叙事的“催化剂”，借助巧合所达成的叙事戏剧性，促使人物的性格发展，作品的主题深化。这是人们对于文学中巧合之功效的一般性的理解。然而，围绕巧合的确切意涵，有一段不可忽略的文坛公案，或许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关于巧合，季镇淮先生曾在《谈“无巧不成书”》一文中谈到：“真实的故事，不一定就能非常有力地动人，而要有动人的力量，那就还需要有巧的情节……在小说里碰到日常生活里很难碰到的情节，人们才觉得巧，感到非常的惊异，显而易见，这个巧是所谓碰巧、巧遇、巧合。”他的文章由“無巧不成书”谈到苏联作家奥·冈察尔的卫国战争题材短篇小说《永不掉队》，以及知侠的短篇小说《铺草》，通过分析相关作品，证明“文艺作品必须巧妙地组织偶然的情节，巧妙地使偶然的情节通过必然的过程在适当的地方出现，使作品的真实性集中起来，达到动人的效果”。季镇淮的讨论似乎指向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文学常识，对此，李健吾在《读〈铺草〉》一文中有所回应，尽管他认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是在诸必然过程交叉点上出现”。但他也进一步指出：“‘巧合’如果不能够增进读众或者观众的认识，开扩读众或者观众的意境，提高人物的存在意义，尽管巧，在艺术价值上不起作用。”然而，相对于李健吾的辩证的讨论，王元化却在当时旗帜鲜明地反对“无巧不成书”的“巧”。在王元化看来，“文艺的真正的动人的力量，并不是巧的情节，而是真实”。他用来辩护的例证是俄国“自然派”的奠基人果戈里，为此还引用了别林斯基对果戈里的评价：“一篇引起读者注意的中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才能过人。”这是因为，“对象越是平凡，诗人就越须要崇高，才能够从中抽出不平凡的东西来，使这不平凡成为完全的真实。”王元化最后试图导向的是“现实主义的真实”与“文艺的战斗性”，以此反对小说对“特殊的情节”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背后体现了一种文学的“消遣”心态。

由此可见，围绕巧合的争议，大概体现的正是小说的戏剧化与自然化的对立，或者说通俗性所连带的娱乐感，与严肃的关于现实本真性的追求之间的对立。从这个角度，便能见出石一枫小说里巧合的意义与局限。在此，巧合固然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叙述元素和手法，但在具体的实践之中，巧合手法的运用是否得当，关键是要做到“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只有“出乎意料之外”，作品的构思才会不落俗套，只有“合乎情理之中”，事件才会真实可信。对于石一枫来说，故事的转折显然需要强悍且明快的节奏变换，因而戏剧化到略感生硬，直至情节“狗血”的状况，想必也会时有发生。尽管这样一来，小说的说服力可能会打一些折扣，但总体上也很难说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的小说并不试图将关切的重心落脚在准确绵密而逻辑周延的叙事上，他总会经由一种通俗的故事外观，在写意的层面去投射作者孜孜以求的意义世界。

三  诚挚的历史祈愿与天真的道德热情

在论及石一枫小说背后孜孜以求的意义世界时，越来越多的评论者都注意到他那张“不正经的嘴”所掩藏的“太过正经的心”。纵观其小说，在“相声贯口”及“一枫式幽默”背后，确实具有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来演绎“大情怀”，进而捕捉“大时代”的蛛丝马迹的非凡能力。这一点如其本人所说“我能写的基本上还是一些身边眼前的普通人，然而这些普通人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为此，他的小说总会弥漫一种近乎天真的道德热情，执着地将其貌不扬的普通人刻画成“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并赋予他们的故事某种“史诗”光环。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会用表面的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痞劲”，来掩护文本内在深沉的理想主义情怀。相信不少读者都能洞察到他的老于世故和天真热情，以及他那“正经的心”所包含的严肃追求。他正是用那执着的理想主义，追问这个时代的道德状况，勘探个体与他人的情感联结，进而思索当代生活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

在《漂洋过海》里，石一枫同样试图刻画的是“小人物”的“史诗”。写作就是这样，有时候总会被那些激动人心的创作理念所蛊惑，以此按图索骥来筹划人物，并使之一点点显形。这一次，这个逐渐显形的人物，就是小说里的那豆。作为无所事事的“胡同串子”，他的出场显然是为了给人留下“低到尘埃里”的印象。如小说开头所展现的：“那年那豆二十三岁，在大酒店当服务员。他爸那三刀，在出租汽车公司开车。他妈马丽莲，在大方家胡同西口的清真肉店卖牛羊肉。那豆的爷爷也跟他们一家三口住，过去是北新桥酱油厂的工人，不过早退休了，现在连酱油厂都没了。”看得出来，那豆出身于典型的北京平民子弟家庭，他没有煊赫的家世，也看不出能混成“人上人”的丝毫希望，这不禁让人依稀想起过往“京味”小说里落魄的旗人后裔形象。因此小说开篇就对这位跟在遛鸟爷爷后面屁颠屁颠的“小猴儿崽子”有着清晰的人物刻画和身份定位，我们并不能指望这位人生的失败者能有多大出息。然而，石一枫的小说就是这样，那些扑到尘土里的失败者，却总会实现他由凡人向英雄的“惊险的一跃”，从而绽放出人性的光辉来。

不错，在《漂洋过海》中，石一枫执着设置的那位“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正是主人公那豆。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逐渐发现，这个二环都没怎么出过的“胡同串子”，处处显出街头混混儿的“痞劲”，却能为死去的爷爷拍案而起。这里固然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但我们很快又发现，他愿意漂洋过海，甚至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也舍命一搏，还与更宏大的事物息息相关。尽管从小说表面来看，那豆决定奔赴美国，是因为在“话赶话之间”他“起了个范儿”，甚至他自己都觉得，这个“范儿”起得言不由衷，而且过于轻率了。但是，他终究还是决定跨出这一步。在此，他的“替人辛苦替人忙”当然有被人要挟、下不来台的层面，或是因耻于谈钱而有点“搂不住劲儿”的意思，甚至还跟这么些年他所“念想”的“发小”阴晴有些关联。

然而这一切，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爷爷这里。于是，小说在此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段爷爷不到十五岁时，在鼓楼给即将奔赴战场的部队看守纱布的经历。由此也顺势引出他老人家一辈子恪守的人生准则：“人呐，要能替别人做点儿事，心里真美。”这种朴素的人生感悟中，显然包含着石一枫试图在小说里灌输的博大命题。确实从人物来看，作为酱油厂几十年的搬缸工人，那豆的爷爷总是替别人着想，他“善于原谅别人，说明他同样善于原谅自己”，甚至如小说所言，“原谅了别人的粗野、草率和唯利是图，也就等于原谅了自己的怯懦、懒惰和随遇而安”。也正是因为这种善良，他面对“拿这厂子去养更多的人”的蛊惑，交出了自己的股份。如小说所刻画的，他就是那种“为了别人”宁愿“把自己交了出去”，甚至“汇入了一股宏大的、浩荡的力量”的人。在那豆的心目中，少年的爷爷自有一腔豪情，这豪情的根由在于，那些“无名无姓，无穷无尽”的“别人”都和自己有关，这就颇有点类似于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關”。不出所料的是，爷爷的这腔豪情穿越时空，鼓动着那豆，使他勇敢地成为了那个为了别人的利益，也能豁得出去甚至以命相搏的人。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还能发现，这种朴素的正义感，至少还包含着某种单纯的执念：即不愿看到这世界上有人为所欲为，其他人忍气吞声。这不恰恰正是“扑在尘土里也自带光芒”的人所彰显的人格力量吗？

除了言传身教的爷爷，《漂洋过海》里老一辈的美德，如同记忆的潜流伏延千里，都在那豆这里得到了回响。黄耶鲁的奶奶引出的是老一辈的革命遗志，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以及无名烈士的英勇牺牲;而即便是因病犯错的“劳模”李固元，也有在汶川大地震中令人感念的勤恳工作。而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当然是革命“子一辈”的所作所为，比如酱油厂姚厂长的儿子“姚表舅”，就显然在厂子股权改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勾结地方政府，利用“庞氏骗局”展开金融诈骗，然后卷款逃亡海外，则正是黄耶鲁的父亲、沈桦儿子的“丰功伟绩”。这样的情节设置，显然是要达成一种有关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的历史变迁的慨叹，这也是石一枫小说一贯的情感偏好。正如《借命而生》结尾处的许文革这位产业资本的暴发户，终究随着时代转型而被新的金融资本所吞噬。小说最后出现的更为庞大的神秘力量，摧毁了他重建工厂的理想。

或许在《漂洋过海》这里，石一枫终究是要表达曾经的历史遗留，被今天新的人性光芒所冲破的历史祈愿。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小说与其说是在描绘现实的走向，不如说在寄予某种形式的希望。如其所展现的，那豆的行动所彰显的人性光芒，总能对周边的人物产生十足的感染力。比如它对“发小”阴晴的鼓舞和教育意义就极为明显。这位因家庭的变故而远走美国，又因生活意外而身患抑郁的留美学生，一直在寻找“世界为何如此”的答案。而正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她陡然顿悟只有面向更宽广的人群勇敢地跨出去，才能寻找自我救赎的通途。而在工人何大梁那里，那豆直接感染了他對死者田谷多的情谊，力促他完成田“锅”的遗愿。小说最后，何大梁终于替田谷多完成了那个庄重的仪式：他爬上那座即将完工的桥梁钢架，找了个螺纹孔，把田“锅”的那枚螺纹拧了进去。此外，“起范儿”的那豆之于黄耶鲁的教育意义则更加明显，这位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也终究能够明白冲破利己主义的泥淖，为他人奋力一搏的重要意义。这种诚挚的历史祈愿，似乎在进一步坐实石一枫小说近乎天真的道德热情。

然而，对于小说所寄予的善良愿望，我们又怎么能忍心指责呢？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宁愿相信那些“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正如研究者所说的，“他们坚强的意志，真诚无畏的牺牲精神，常常让人联想到宗教中的使徒形象”。这类“使徒”的气质所凝聚的理想主义光芒，总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一股升腾的力量与向上的激情，这或许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如石一枫所一贯呈现的，《漂洋过海》的最后，所有的人都获得了人生的教益，以此迎向了一种共同体的团结，而更加令人心生温暖的是，那些无名的烈士也渐渐有了名。这种新的团结之所以可贵，在于它能让我们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认清生活的意义。尽管这种略显煽情的方式，也许只是情节剧的俗套，但它并不廉价，反而更像是以“笑中带泪”的形式给予读者的心灵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