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良知的对话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舒晋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由《说吧，从头说起》《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到《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再到这部《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似这样矢志“将文学访谈进行到底”，舒晋瑜大概是唯一的。需要对当代文学怀有怎样的热情和执着，才能如此追踪着当下文学演进的脚步，久久不舍呢？不只是追踪，还有回溯乃至钩沉，某种意义的抢救，某种程度的揭秘。舒晋瑜的热情与执着可贵而又可敬。她的文学访谈，有时候简直可以作为当代文学的索引，按图索骥。这并非夸大之词，须知，这四部汇聚出版的访谈集，尚未囊括舒晋瑜所做文学访谈的全部。

现在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很难想象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情景了。舒晋瑜常常“从头说起”，让我们重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新时期文学初叶。对话史铁生、陈世旭、韓少功，她很自然地提到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镇上的将军》《西望茅草地》。且不说获得初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殊荣吧，单单它们甫一发表那种争相传阅的情景，四十余年过后，回想起来，还会令文学的过来人怦然心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苦难中的温情，《小镇上的将军》，抬过小镇大街的将军灵柩，《西望茅草地》的苍凉，即使再过去四十年，也不会淡忘。当下流行的中短篇，很少有那种激荡灵魂的力量了。舒晋瑜的“从头说起”，跟作者本人的“重提当年勇”截然不同。舒晋瑜关注的是“他者”，她做的是文学史家的工作，在舒晋瑜的文学访谈中，总是贯穿着史的意识。

正是由于舒晋瑜触到关键处的发问，让史铁生做出了超越“清平湾”的回答：“那时候还有一种比较虚弱的乐观主义。我并不认为悲观是一个贬义词，在比较深层的意义上。但如果以自己的悲哀为坐标的悲观主义是不好的，以自己的某种温馨为出发点的乐观主义也是虚假的、浅薄的。真正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它是人的处境的根本状态……”这是史铁生每周都要去做几次透析距生命的终点不远的回答了，差不多是“清平湾”的绝响；舒晋瑜访谈的“抢救”意义在此。舒晋瑜在史铁生访谈的“采访手记”中写道：“他对于写作的宁静和执着，对于生命的冷静和超脱，对于亲情的感悟和回忆，对于每一个关心他的人的友善和热情—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亲切而意味深长。”这样的手记，让人读出的不仅是对史铁生的理解，也有舒晋瑜深深的悲悯。

像舒晋瑜一样，对于陈世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所秉持的理念，与我们印象中的名家大相径庭。”不仅如此，而且，我们也很难想到，以《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分获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者，陈世旭“快写一辈子短篇了，退稿依旧是常事”。陈世旭似乎没有享受到名家稿子被争抢的宠遇，只有当事人和同此遭际的作家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悖理与常情。这大概又关系到“文运”了吧。有的人就是文运亨通，一起步就顺畅，畅通始终；有的人就是文运坎坷，即便著作等身，也依然厄运相伴；这与作品质量并不等同。不过，陈世旭引契诃夫“大狗叫，小狗也叫”的话，称自己为后者，倒是很达观的，可为文运蹇厄者之鉴。倘若看看杜甫的文运，那更可释然了。

韩少功以小说家名世，最初的盛誉亦来自小说，他获得鲁迅奖的却是散文集《山南水北》。这本没有什么奇怪，有好多小说家的散文倒比专事散文的作者写得好。韩少功《马桥词典》之后的写作，往往有一种打通文体的倾向。他的《暗示》是作为长篇小说出版的，但其文体形式却与传统的长篇小说不同。正如舒晋瑜所言：“从语言的切口进入谈论韩少功，大概是必要的途径之一。”韩少功的后期作品总能让人感觉到语言坚硬的理性因素，这也是他那么多理论文章产生的重要基础。舒晋瑜问他《山南水北》这部作品对他来说是不是有挑战，这一发问便引出了韩少功那可作有志成为杰出作家的同道圭臬的话：“一个作家最为可怕的挑战其实来自自己，来自心中所设定的标高，来自对自己麻木、怠惰、势利、浮躁、浅薄的克服。”读到对第四届鲁奖评委张守仁的访谈，得知韩少功并未将《山南水北》报奖，张守仁看到报评的一百八十四部作品中没有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立即提请组委会通知韩少功报送作品。《山南水北》就此以唯一一部全票通过的作品获奖，评为第一名。张守仁认为，评了《山南水北》第一名，“这一届鲁迅散文奖就有了权威性和顶梁柱”，韩少功也算遇上了知音。

舒晋瑜对邵燕祥的访谈，不仅具有“抢救”意味，也有“钩沉”意义，其回溯更为久远。“文革”后期，在一所师范学校里，老师捧着笔记本，给我们一班工农兵学员朗读他年轻时抄写的邵燕祥五十年代初期的诗作，其情景亦历历在目。邵燕祥是以随笔集《邵燕祥随笔》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舒晋瑜由邵燕祥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入手，连连发问，问诗人怎样评价那个时期诗作的价值，这便引出了邵燕祥对新诗界的总体评说：“现在不怕你追求诗，就怕你把不是诗的东西当成诗来追求，而且诗人也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不要赶风。”不知道诗的追求者读到老诗人的这种说法会引起怎样的思考。会幡然醒悟吗？会停止那种对于不是诗的东西的追求从而把大量分行排列的散文逐出诗歌界吗？那当是舒晋瑜与邵燕祥共同期待的。

读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常常忍不住感叹舒晋瑜读书的广博，她需要怎样夜以继日地阅读，才能将一部书写中的当代文学史纳入心中，指点源头和流向，提出她的问题。还有，她的一篇篇“采访手记”，好似为受访者画像，她所画出的音容语貌，关涉文，也关乎人。在对何向阳的“采访手记”中，舒晋瑜写道：“在人声鼎沸的嘈杂中，何向阳安静、温婉、谦和，和她细致入微的文学笔调紧密地糅合，留下一个严谨扎实、温文尔雅的学者印象。”这手记，绘写的是何向阳，也仿佛是舒晋瑜的自况；舒晋瑜给人的印象，不也是这样吗？还有，何向阳主张：“作家和艺术家之间，和哲学家之间，和思想家之间，精神领域的创造者必须有这样的场域，就像《流动的盛宴》，进行精神的互惠，共同创造文学的高峰。”何向阳倡扬的这种精神领域创造者之间的交流互惠，也像是舒晋瑜与作家、诗人、评论家的相识、相知与相通。做过舒晋瑜采访对象的，大概都会有这种得遇知音之感。

在对吴义勤的“采访手记”中，舒晋瑜为吴义勤“画像”用的也是温婉笔调：“作为著名的评论家，他拥有很多知心的作家朋友，因为他既有对文本出色的感悟和阐释能力，又有对作家劳动的基本尊重与充分理解；即使外行也能与他的作品一见如故，大约是因为他的文章既有学理的逻辑，又有深入浅出的表达；既有善意的体贴，又不乏深刻的见识。”读着这样的描摹，熟悉吴义勤的作家，能发出会心的微笑；吴义勤对作家劳动的基本尊重，却不是所有批评家都有的。吴义勤强调：“批评的力量不是说你的情绪或姿态有多强悍，嗓门有多大，调门有多高，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说服力，有没有本领让读的人服气。”吴义勤进而苦口婆心地主张，也好像是劝诫：“如果批评一个作家的局限，我们能换一种方式，不是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愤世嫉俗，而是和风细雨、娓娓道来，令人信服地指出问题，这样的批评也许反而会有力量。说到底，学会说理，学会进行说理的批评是至关重要的，越是尖锐否定性的批评，越需要解决‘怎么说理’的问题，要说服别人，首先要说服自己。”舒晋瑜就此发问：“您的文章总是比较体贴作家，这是否与您比较温和的性格有关？”吴义勤则诚恳谦和地回答：“这也许就是我性格的局限，面对文学我总是‘心很软’。我总是愿意去发现和寻找一部作品打动我、感染我的地方。我想，一部作品有我需要的哪怕一点东西就足够了，我们读一部作品肯定是想从精神上得到正面的美好的享受的，肯定不是为了去寻找不痛快，不是为了受罪。所以，我看作品确实不是着眼于缺点和不足。”吴义勤的“心很软”，不仅体现在他的批评文章中，也表现在他的日常工作与待人的作风中。正如舒晋瑜“采访手记”中所言：“常见主席台就座的吴义勤，不苟言语，睿智的目光在镜片后藏起笑意；然到了台下，他乐呵呵一脸童真，谈笑风生，未及接触先让人觉出三分亲切。”

必定是同气相投使然，吴义勤对孟繁华学术风格的总结为“有思想、有骨气、有胸怀”，吴义勤认为：“孟繁华的成功在于，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根植于他的人格、他的个性、他的人文情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而不仅仅源于一种批评方法的应用。”当舒晋瑜问孟繁华“你认为优秀的批评家具备怎样的潜质”时，孟繁华提出了“合宜的批评”这一概念，差不多与吴义勤“心很软”的批评在某一点上有些相接了。说到家，批评家不是法官，不是裁判，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作家的朋友，而绝不是敌人。“心很软”的批评，“合宜的批评”，首先建立在对作家的劳动设身处地的体恤与理解上。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廉价的捧场、起哄式的鼓吹。好的批评家，首先应该是好的读者，最最切紧的是坐下来认真地读作品，从作品出发，道出独见，而不是跟着一阵风追跑。孟繁华提出“合宜的批评”，当然也建立在批评家好好读书的基础上。他说：“热爱文学、从事批评就要说真话，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难做到。合宜的批评最难能可贵。合宜就是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恰恰是就高不就低，尽量往大了说，往高了说，这是批评普遍的风气。能在这种风气中坚持合宜的，就是好批评家。我也难以做到。”孟繁华说得中肯而又恳切。

平心而论，作家希望批评家能够体恤作家的劳动和苦心，同时，作家也应该体谅批评家的难处。批评家要面对作品，有时候还要面对朋友的作品说真话，做出“合宜的批评”，多么困难！不过，文学要健康发展，如同一驾前驱的马车，创作与批评这两个轮子都不可或缺。俄罗斯文学黄金时期创造的辉煌成就，谁能否认“别车杜”的意义呢？批评家的立场——政治立场、人生立场、美学立场，这些重要立场坚定正确，不为时势不为情势所动摇，才会成就一个优秀批评家，“合宜的批评”方可期待。

李敬泽是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与评委、组织者双重身份接受舒晋瑜采访的。舒晋瑜对李敬泽的“采访手记”，一改她的温雅柔婉，换了另一种笔法，好像是另一个舒晋瑜了：“总觉得应该羽扇纶巾，或朱子深衣，才和他骨子里的追求相符，又觉得似乎他从来也没被世俗尘嚣打扰过，不然，何来那些风雅闲散、怡然自得的文章？何来时而与嘉靖年间人‘话不投机’，时而又与大明王朝的外国囚犯盖略特‘一见如故’？”“他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谈笑自若，在时光隧道中穿梭自如，在古今中外辽阔天边的精神视界沉吟梦想。”舒晋瑜为李敬泽画像，基于她对李敬泽深深的理解，换言之，她是由李敬泽的文与人尤其是为文之道提炼生发出来的。李敬泽是以评论集《见证一千零一夜》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读过李敬泽评论文章的人，大都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这是别样的评论文章，既非学院派的架式，也非随感式的招数。他像修道的隐士，偶尔一露，面目迥异。这与李敬泽的文学主张亦即为文之道有关。他认为：“新文学以后，我们建构了一个文类传统，规定了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诗歌是什么样子，散文是什么样子—但中国传统中，最根本的是‘文’。现在拿出《庄子》让你给它一个现代归类，你一定会抓狂，这是虚构吗？非虚构吗？是小说、散文、论文吗？都是都不是。这些事情，庄子不会想，他所写的只是‘文’而已。”这便是《青鸟故事集》被定位为“既是散文评论，也是考据和思辨，更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的文类注脚了。李敬泽是有意打破文类界限，“从心所欲”的。他的为文之道，为的正是先秦时期的“文道”，这也是他认为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比先秦文章差得很远的原因所在。这让人想起了鲁迅的文学批评文章。看看《中国小说史略》的笔法行文，就更加明白鲁迅的新文学开山人的意义了。山林已启，后来者何以为继？

文学评奖不是体育赛事，没有秒表计时，没有尺子量高。由于标准的难以把握，每一次评奖结果，都会激起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大奖，近年来争议之声更大。舒晋瑜对几位鲁奖评委的采访，让我们略略得知了一些评奖内幕，舒晋瑜的访谈，便有了某种程度的“揭秘”意義。在对吴思敬的采访中，我们得知，首届鲁奖诗歌评委会主任牛汉，“牛”劲上来，顶着“相关领导”要将一部“说教气太浓、诗意不足、总体看来水平不够”的诗集评上的压力，表示“如果一定要这部诗集得奖，我就辞去评委会主任”。我们还得知，在关于于坚是否能获奖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评委韩作荣站起来说了令全体评委震惊的一句话：“如果于坚这样重要诗人不能入选，那么这届评奖就没有意义。”老诗人牛汉、韩作荣的刚正让我想到了远去的汉唐气概、魏晋风骨。于坚以最后一名获得此届鲁奖，让人记住的不只是他的诗集，还有韩作荣的铮铮铁言。当舒晋瑜问到“鲁迅奖散文评选中有何遗憾”时，张守仁则为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没有得奖抱憾：“这样的一位作家，世界一级的作品没有得奖，我很伤心。”胡冬林岂止是没有获奖，他的作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声誉。胡冬林已经去世，他生前被埋没，逝后迄今，也很少读到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张守仁在胡冬林去世后写的一篇文章《我有个亲人在长白山》，可以作为胡冬林的墓志铭了。

评委难当，因为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太大。匿名制，实名制，再匿名制……反反复复，力图完善，而完善又着实难求。对评委的要求，可以一条一条列出，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文学良知。失去了文学良知，一切都是空话。从舒晋瑜的访谈中得以窥见的点滴评奖内幕，让我们对评委的辛苦和难处给予莫大的同情，对牛汉、韩作荣等秉持文学良知的评委肃然起敬。作家、诗人、批评家以及评委，从事的不是有关人类灵魂的事业吗？从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良知，人类灵魂，也到了亟需抢救的时候了。

基于此，称舒晋瑜的这部文学访谈为“诉诸良知的对话”，应该是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