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趣味与物的“欲”？——读《趣味的历史》

《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李春青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灿烂的造物文化，一般对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博物学、考古学、文献学、美术学、历史学等方面，将其作为“证史”范例和审美对象，相对现代意义上的造物哲学和器用思想研究却相对较少专门和深入研究。

也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知识阶层就缺乏对造物和器用的专门研究，因为从源头上，物就有附庸性，缺乏正面言说的“合法性”。最早出现的与造物相关的典籍是《周礼·考工记》，随后千年里算得上有专业和主题关联的专著也就北宋的《梦溪笔谈》和明朝的《天工开物》，与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造物文明相对比，实在贫乏。《考工记》中早已言明：“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道”与“器”之间的分裂以及封建社会的阶级鸿沟未能使“梓人”“百工”们向前跨越一步，形成对自己造物经验的理论总结，而掌握言说和著作权力的“王公”“士大夫”们，只沉湎于对“道”的形而上探求，不屑于对“器”做专门论述。

但跟器或者说“物”的关系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关系，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哲学、文学、史学中，关于器与物的论述又随处可见，诸子百家各有说法——或许他们只是借物为喻，旨在阐明更高的“道”与“理”，客观上造物思想也被间接地零散地表达出来了。这是古代中国造物哲学和器用思想的一个文化特质，今天的研究者要面对它的零散性和非专门性，做出更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梳理、总结和深化。

李春青《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一书以“趣味”为独特视角，探讨了从西周到汉魏时期，中国文人阶层的形成过程，同时生成的还有与这个阶层相配套的“文人趣味”，属于趣味范式下的文艺理论研究。其中提到了这种趣味以及内在的思维模式对器物美学思想的影响，虽然全书更多着墨的是“文统”与“道统”，但是为关于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思考起点。

一、从琴的功能看器物如何获得享受的“合法性”

文人趣味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心理现象，需通过某种客体存在来表现，才能被看见和感知。文章、诗词歌赋、书法等各种文学艺术和闲情逸致的爱好，以及生活中所偏爱的各种器物，都可作为文人趣味就客体呈现。《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一书中，作者对士人、文人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如何诞生并形成群体做了详细梳理。为了近道免俗，建构和维护阶层形象，很长一段时间内，文人羞于直接表示对器物的迷恋，娱乐享受之物无论在社会的还是个体的价值体系里，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没有得到正当和被鼓励的“合法性”。

但跟百工的大量存在一样，人造物的历史事实也大量存在，物质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丰富。一些器物比如乐器古琴慢慢浮出水面，从西周到汉魏，都属于可大张旗鼓宣扬出场并有文字记录的。作者以古琴的功能变化来对应文人趣味生成的历史轨迹，这同时可看作文人是如何赋予享用它的合法性的过程，实际上体现了文人群体经典器物观念的流变。

首先是出身故事。传说琴是由神农氏所造，是“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是不是神农氏发明不可考，但琴是观照天地之法而造，目的是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有清晰表述。《诗经》中诸多关于琴的句子可证，周朝的贵族生活中，琴是司空见惯的乐器，但在当时它跟《诗经》一样，功能是纯粹政治性的，是礼教工具和贵族阶层意识形态的表征。国家层面来说，音乐和诗歌、舞蹈一样具有严格的等级性，贵族子弟要按照相应的等级来学习抚琴鼓瑟，然后在各种场合按身份和礼仪应用，以确认自己的身份，国家意识形态也用这种温和的方式变成民众的内在认同；在阶级内部，也可以借琴乐这种温文尔雅、含蓄蕴藉的方式来表达讽喻和规谏；就个人而言，“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是说琴的功能是节制欲望、提高道德修养的，不是用来满足个人乐趣和愉悦的。此时古琴琴音固然好听，但好听并不重要，与天地之道同构的“和”才是它合法性的来源，天地之和使百物不失，音乐之和使人各安其位，也就是孔子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是西周文化礼教的核心思想，把国民教育成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温文尔雅、动止有矩的人。可想象这类琴乐是节奏缓慢的，音调平和的，郑卫新声这样更有感情的流行乐被认为“其音淫靡，不同于雅乐，故斥之为淫声”。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一部分落魄贵族流落民间，成为普通的社会知识分子，也是最初的“士人”。随着西周的彻底瓦解，多国争战，这个阶层逐步壮大，到了两汉，发展成为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居政治文化主导地位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既没有昔日贵族们的政治、经济特权，也没有庶民的谋生本领，唯一拥有的就是文化知识，以文化知识为立命之本。各君主深知文化意识形态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性，因此需要才学之士来辅佐政治。费孝通也阐明过另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握有无上政权的天子，固然可以在政权的占有上一丝不让人，但是幅员辽阔的天下，却不能一手经管。他虽则未始不想凡事亲理，天子还是人，还是有实际的限制，所以他不能不雇佣大批官僚。”于是很多士有机会成为官吏，也就是“仕”，其中优秀者，不仅可做官，还可被尊为君主之师和天下万民之师。虽然他们的基本身份是士，属于“民”，但又是士农工商之首，并可凭文化知识实现阶级飞跃进入权力核心层。可官可民意味着不稳定性，相对于西周的贵族来说，文人身份更多靠后天习得，“文”也好，“乐”也好，不再是纯粹的政治制度的礼仪形式。它也是一个人在成长为“文人”的过程中逐渐具备的智识和情趣，他们必须以独特的思想和言说安身立命，所以才有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理论繁荣期。这意味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出现带来了人的独立精神活动，一些看似是个人喜好的事物，实际上是这个阶层成员的基本素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文人之间共享的趣味正是文人士大夫身份的重要确证方式，因为它需要长期的培养方可形成，要有长期读书的条件，要有生活环境的长期浸淫，以及适时切换出世入世的精神境界。一般社会大众没有条件得到这样的培养与训练，他们追求的雅和超脱，是王权阶层和普通百姓都难以企及只能赞叹仰慕的——如果个别权贵人士有文化趣味，那么他就会另获得脱俗的“文人”标签。文人形象无法继承，无法购买，却又人人有机会，即便出身书香世家，不好读书，游手好闲，那么就只能算“纨绔子弟”。文人是凭借学识、格局、趣味等综合的文人品质确立起来的，寒门子弟也可凭借勤学苦读跨越阶层，上可达天子朝堂当宰相，下可做民间社会的先生。

琴的功能一直跟着这个需求在变化，一方面它依然是圣人所造，有“天人感应”的神圣功能，也有道德自我约束和提升的净化功能；同时，战国魏文侯、齐宣王等君主就曾直言喜欢“新声”而不喜欢“先王之乐”。与诗词歌赋的发展一样，琴棋书画的娱乐功能是无法被压制的。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琴早就是文人们重要的娱乐方式，但在观念层面迟迟得不到普遍认可，直到汉代文人士大夫越来越热衷于琴艺，如扬雄、马融、蔡邕等学者都精通古琴，琴也正儿八经成为他们描写、咏叹的对象。在《全汉文》和《全后汉文》及其他典籍记录的关于“琴”的词赋铭文，有扬雄的《琴清英》，刘向的《琴说》《雅琴赋》，马融的《琴赋》，蔡邕的《琴操》《琴赋》等。他们不厌其烦地描述琴的材质、构造、功能，音色变化的奥妙和魅力，弹琴和听琴时的各种瑰丽想象，其中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大大减弱了，私人情趣和审美需求变成可以大张旗鼓宣说的东西。而这种对琴的认知，直接反映了本人的格局思想与识物能力与水平。

“琴棋书画，中国士人用来表现自己特殊的文化素养的生活方式，在东晋士人的生活中已具规模了。他们爱竹、爱松柏、爱鹤、爱山水与园林，也和他们爱琴棋书画一样，是他们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也是生活情趣。”同时，关于这些雅好趣味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实现的能力和水平，就成为文人阶层的一个门槛。在这里，“趣味”具有重要意义。历代文人多注重使自己的生活高雅化、艺术化，在言谈举止、服饰打扮、家居装饰、吟诗作赋、社交应酬等各项活动中，极力打造自己，提升自己，使自身获得与自己的文化知识修养、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品位、趣味、感觉和体验，从而使自身与没有文化修养的社会大多数人严格分隔开来。琴在后世直接被定义为“文人琴”，是文人最直接的符号表达，是个人身份、高尚情操、精神人格的象征。一个文人沉溺于琴，不可视为享乐和沉溺物欲，反而是追求道德情操与趣味的正面显现，区别于凡夫俗子，这成了它获得享乐和正面言说“合法性”的方式。逐渐地，玉器、青铜古器、笔墨纸砚等文房雅玩和园林中诸多奇花异草，越来越多的事物以类似方式得到被正统言说的资格，直到宋明时期器物品评风潮大爆发。

二、文人趣味影响下的“体”物审美方式

就美学而言，“士人是大一统中国的整合力量，同时也是大一统美学的整合力量……就整体—部分关系中强调整体来说，只有一个美学，由士人来思考的中国美学。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美学就是士人美学”。不难想象，日常生活、文化艺术、佛道玄理都被文人赋予了雅趣，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器物自然不会例外，成为涤除官场风尘、平衡内心分裂、追求文人情趣的载体。

但趣味影响着思维方式，反过来思维方式也制约着趣味，李春青在《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中总结道：“中国古代文人必须应对的社会历史需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世界、特别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考量，跟西方的罗格斯中心主义不同，在中国古代学术话语中，‘体’，也包括体道、体物、体认、体悟等词语，可以说最为集中地呈现着中国古人的这种运思方式总体特征。这种特征的核心之点是在‘物’‘我’浑融中呈现物的价值与特性，或者说是通过将我置于物的境况中来呈现物于我的某种关联性、相通性。”无论是道家庄子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还是儒家将对物的客观认知活动纳入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政治目标和道德修养体系，中国传统文人都不是很在乎所谓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他们注重的是解读出人与物的深层主客观一致性。人和物都呈现着天地之道，具有内在相呼应性，所以人可以切近物的内在特性，对客体设身处地地进行体察与感受，“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式地揣摩、感受……从而完成的是人格自我改造、自我提升，最终到达对个人人生和国家社会政治问题的象征性解决。

为了更好地追求这个“道”，就得克制物欲，文人擅长各种探讨各种消解生活欲望的方法。中国社会各阶层历来都普遍认同崇俭抑奢，认为它与人格修养、人生抱负、社会风气、国家前途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从天子到平民，都认为放纵物欲是不道德的。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物向来被限定在功能性框架内——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标志社会身份差异。因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古代知识分子的正式言说中，物作为“道”的附庸才是安全和有合法性的，直白的物欲是被打压的，但又长期默然实存。日用之物如服饰、器用、居室、饮食要以质朴实用为本，雕文刻镂、精致华美被斥责为“奇技淫巧”，加之日常用物与社会身份关联密切；奢靡也易招引政治祸患，即便现实生活中奢侈放纵从未断绝，建筑、丝绸、瓷器、金银器等奢侈品发展更是辉煌灿烂，长期领先于世界……文人正统的言说中，一个物的地位，更多取决于文化中它跟“道”的关系，能不能通过“体”的方式带人走向高远。比如，古琴作为一件有“君子品格”的乐器，享受至高无上的敬意，而对一般生活器物的过度喜爱，则不免被认为是“玩物丧志”。

文人这种“体”的审美方式是对他们所爱之物的特权，具体说就是通过跟物的关系的观照，找到物我和谐相互建构和成就的状态，让一部分物欲合理和合情化，让人通过物能获得多维度和层面的存在感受。

三、解放“物欲”与解放自身

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哲学没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关于物质的概念，但“物”一词又频频出现，并总是与“人”相对而言的，谈人与物的关系，在中国是相当古老的话题。古代中国哲学提出了许多关于“物”的基本观点，如圣人创物、百工开物、物阜民安、君子爱物、格物致知、成己成物等。“体”物式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认识人与物的关系依然富有启发性，它一方面压抑和管理着物欲，另一方面又一直在激发积蓄突破和解放能量。在“体”的哲学思辨逻辑里，物对人的意义同样值得探讨，人造物是人的观点、精神的物化实现，物作为客体是人主观意识的体现，它的主体化过程也是心理和精神的物化和显化，也即我们说的思维与创造。如果对物欲的态度发生了解放，那么必定是人也发生了变化，只有解放的人才能解放物，物反过来确认和深化了这种解放。

中国古代美学历来都是从认识人的美开始，逐渐扩展到发现其他事物的美，如古琴能成为审美对象，本质上是以人的视角为参照，它有“君子品格”，文人眼里这些品格在玉器、瓷器等器物品评用语中都是共享的。文人阶层及其趣味诞生、形成和成熟的春秋战国和汉魏时期，也是先认识和塑造“人的美”，然后投射到物的美。汉魏人物品藻风气在这点上尤为明显，对照古琴的“合法化”历程，是有趣的呼应和同构关系。

文人阶层自诞生起就伴随着严格的自我要求，儒家要仁义道德，道家追求虚静自然，总之无论出世入世，都需人品高洁志向高远。汉魏时期随着玄学的发展，“名士”之风盛行，文人可以因为才德出众而出名，进而跻身仕途，也可以因为另类的个性得到社会青睐，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从注重道德品质和官员楷模标准，到欣赏个人人格、神韵气质、自然天性。一路从奴隶社会走过来的中国文人阶层开始探索个体的生命状态和生命价值，是一个极重要的文化和思想的转变，新一套“趣味”标准在此形成，不仅运用在人物品藻上，也衍生到对物的观照上。审美开始具有自觉性并成为一种价值取向，魏晋人物品藻在玄学语境里，士人清谈之风带来理论思辨水平的提高，必然造成士人群体精神的变化和重塑，这也是人物品藻的本质。当人们品评一个人外貌、气质、修养、行为、个性成为一种习惯和风气，无意之中就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艺术欣赏和评论标准的思考。这样一来，文艺理论就产生了，作为政治和生活重要内容的器物用度，即便没有专门论著，一系列思想观念也必然是同步形成的。

看似是趣味生成，实际上是士人对主体“我”和客观“物”的发现。在政治伦理和道德的教化影响下，在“名教”的包围中，人物品藻实现的是“我”的突围，思想的解放促使他们反思人的存在，进而凸显了个体在社会中的主动性与重要性，于是便有了士人纵情、移情、任情的生活态度。虽然这种爆发性持续时间并不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算是“昙花一现”的高光时刻，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长久的，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从此又多了一些理想人格参照。文人群体以文化知识立命，学而优则仕，有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他们在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流动，是能沟通上下的中间阶层，使官民两大社会阶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上下一体，既帮助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合法性、建构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并推广它，以维护既定社会秩序，又能让统治者约束权力、善待百姓，从而使得社会大众能够心甘情愿接受政治、文化教化。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之所以具有几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恐怕就是有一个庞大的擅长言说教育和整合的士大夫文人阶层了。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可官可民的身份，人生顺遂仕途顺利者少，加上自我内化的乌托邦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文人群体内心处于多重分裂之中，如何整合这种分裂也是文人士人的终生课题。人的自我解放、物欲的解放，都可以缓解这种分裂感，很多时候它以个人修养和生活情趣的表面形式出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文房雅玩以及对自然万物独特的视角和解读方式，能消解现实社会中诸多的不得志，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大人生使命中，得到喘息的空隙，获得一些心灵的自由空间。这种平衡分裂建构自我的能力与方法，无疑是现代器物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探索与处理，古代文人仍可做现代人之师。

《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一书深度梳理、研究了古代文人“趣味”的生成和流变、成型，窥探了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与文论话语生成演变的内在逻辑。对此，笔者认为此书是很强的基础性研究，“内在逻辑”可以延展至多方围绕着文人群体的多角度多话题研究。物质文化和器物美学研究作为近些年的一个热点，想跳出以往的证史、考古、博物、文献研究套路和框架，转向人与物的内在关系、意识与对象心理学探究，将之视为社会意识、精神实质的表现，显示出人的认识、目的、体验、评价、意识等，是更为深广也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尝试。

文人趣味固然是历史的、传统文化的，但它影响的器物关系研究，在当下有着不亚于在古代的意义。人与物的话题伴随人类自身历史，而且当下的状况似乎更为严峻，大工业生产和商品化时代，人类将越来越依赖于人造物，物似乎牢固地控制了人类的命运，人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和维护越来越有心无力，反而成了物的附属，即一种“非人化”状态。如此，反观数千年前文人如何自我觉醒找到独特趣味，如何保持主体性赋予人造物价值的心理和物化过程，或许可激发出新的研究思路和救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