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家三兄弟详述大卫·柯鲁克的传奇人生

3月10日，《柯鲁克自传》新书分享会“来到中国：柯鲁克的选择与革命的二十世纪”在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举行。柯鲁克的三个儿子：国际物流、酒业企业经营者柯鲁，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广播制作人、撰稿人柯鸿冈和《柯鲁克自传》一书的译者、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王烁一起，共话大卫·柯鲁克的传奇人生。远在美国的柯鲁先生以线上连线的方式参加活动。活动由生活书店副总编辑曾诚主持。

活动现场

退休后在打字机上写成的自传

柯鲁克和伊莎白为世人所知，主要缘于他们写作的两部《十里店》。《十里店》用社会调查的手法，以亲历者讲述的方式记录了河北邯郸武安县十里店村的革命和土改历程，是一部村庄的当代史，也是中国革命的缩影。此书用英文写成，有世界范围的影响。

柯鲁克和伊莎白1948年决定在中国长期居住。他们参与创建了南海山外事学校，为外交人员培训英语，这所学校后来迁至北京，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两人一直在该校任教，后半生都在中国生活。柯鲁克2000年去世，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内有他的半身铜像。伊莎白仍健在，现年107岁，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获颁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最近写她的传记《我用一生爱中国》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比以上荣誉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的是他们两人的经历，尤其是柯鲁克的人生。在这部《自传》中，他名为“柯鲁克”（英文名为大卫·柯鲁克），这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他的三个儿子名为柯鲁、柯马凯、柯鸿冈。柯鲁克还有一个身份，是摄影师，他一生拍摄了大量的纪实新闻照片。知名摄影家高初和独立撰稿人王烁夫妇，多年来研究柯鲁克留下的照片档案，编写过一本《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并举办同题的摄影展。在此过程中，王烁了解到柯鲁克在退休后用打字机写成的自传一直没有翻译为中文，静静地躺在家中的抽屉里，她开始了多年的翻译、修订工作。

初稿译出后，柯鲁等三兄弟（他们的母语为中文）反复校改译文，力图让文字能体现柯鲁克的文风和气质，最终的定稿在2020年11月完成。

《柯鲁克自传》的第一、二章，讲他的早年经历。柯鲁克在伦敦东区长大，出自有浓厚犹太背景的平民家庭，中学阶段就读公学，毕业后去法国、德国游学，成年后到纽约从事皮毛工作，由于一位皮毛商的资助，他有机会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在大学的时期，正赶上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柯鲁克在思想上觉醒，从事学生运动，参与革命。

第三至七章，是全书最重要也最精彩的一部分。他大学毕业后回到英国参加英国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英国旅作战，并负伤，在国际纵队中被苏联吸收为特工。他的三年特工生涯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后来他被派往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圣约翰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抗战期间，在与苏联脱离联系后，他游历了不少的中国城市，在成都结识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伊莎白。他和伊莎白千辛万苦地赶回英国成婚，婚后柯鲁克立刻参战，加入空军，作为监听情报的军官在印度、东南亚一带服役。

第八到十一章，有关柯鲁克夫妇在中国的生活，到1958年为止。“二战”结束后，柯鲁克夫妇决定回到中国，原本是十八个月的旅行计划，没想到他们的后半生都留在了中国。他们在1947年来到十里店村，参加土改工作，之后参与创办南海山外事学校，1949年伊莎白亲历了北京的开国大典。进城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就再也离不开北京外国语学院了。

柯鲁克的回忆录是退休以后在打字机上写出来的，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纪实写作能力和在战争中做情报监听的超凡记忆力，让他的回忆录更像一部纪录电影，刻画了众多令人震撼的历史瞬间，即使是随手记下的小事，也带着他个性鲜明的幽默感和革命乐观主义。加之精到流畅的翻译，让人能感受到柯鲁克青春昂扬的内心世界。

柯氏兄弟回忆父亲精彩动荡的一生

作为活动主持人和该书责编，曾诚在活动开始谈到自己对大卫·柯鲁克先生的印象。他觉得柯鲁克先生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特别有幽默感。“他在书里谈自己的经历经常是自嘲的口吻，像是外人看待自己或者老年看待自己年轻时的状态，以自嘲的口吻讲自己年轻的事情，讲世界大事和战争也是用很独特的、平静、睿智的方式。”

曾诚还提到，柯鲁克先生很重要的职业是记者，既拍摄也写作，他自己就是自己一生的记者，有大量的日记、文章和照片，都呈现在本书里。“他谈到自己刚出生的经历就有很多细节，如果我们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一生，很难记得这么细这么精彩。而且你读他的故事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赘，也没有自传常见自恋的感觉，选择的一个个人生镜头都是很别致或者说非常关键的。”

接着，柯鲁讲述了柯鲁克先生高中毕业刚到美国读大学时期的经历。在家业走向低谷的时候，柯鲁克来到美国，进入皮毛车间当工人。皮毛业老板发现这个英国小伙子挺有才，就说如果你第一年表现优秀，学校给奖学金，那我肯出你第一年的学费。“我觉得他在美国受到的教育对他的人生有重大影响，因为他上哥伦比亚大学是很侥幸。”柯鲁说。当时的纽约市还被笼罩在1929年大萧条的阴影里。“有一次他跟着一位教师去了美国西维几尼亚矿区访问，支持煤矿工人罢工，到了矿区受到警察非法待遇，被关起来，由此他发现了民主社会的另一面。我觉得他的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谋求整个民族解放。”

活动现场

柯鸿冈进一步介绍了大卫·柯鲁克离开美国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情况。“离开美国之前，他看到美国矿工的情况，这激起了他左翼的思想。他回到英国的目的是想参加当时西班牙内战。”柯鸿冈说。对于这段经历，柯鲁克在日记里有十分细致深刻的记录。“当时他到战场去，马德里是西班牙中心，佛朗哥的军队要切断马德里和海边城市瓦伦西亚的通道，所以在哈拉马战场上和战友投入先期战斗。第一天他就负伤，炸弹伤了他的腿，他在那儿不能动弹，如果能动可能就被对方狙击手打死了。到天黑以后，被用担架转移到后方，这对他的人生转折起了一大的作用。”在巴塞罗那养伤期间，柯鲁克读到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对中国的事情产生了兴趣，对书里写的人充满钦佩的心情。“巴塞罗那工作结束后，第三国际问他愿不愿意远赴重洋到上海去，他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就到中国去了。”

柯鲁克在成都，约1940年

柯马凯则回忆了大卫·柯鲁克在中国的种种历险。柯马凯说，父亲到中国来是第三国际安排的，“我父亲扮作同情托派，潜入内部，提供情报。托洛茨基被刺杀以后，任务就结束了。当时抗日战争，我父亲爱摄影，也拍到了一些日军轰炸上海的照片。我父亲是很有爱心的人，又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决定留下来。留在中国开始在圣约翰大学教书。”

当二战在欧洲开战以后，许多人纷纷往西部避难，教会办的学校像圣约翰、金陵都迁到了成都。“1940年我父亲来到成都遇到我母亲。他们认识了以后，在思想上也逐渐相投。那时候我母亲也开始向共产主义思想靠拢，又见到这么一个在她来看饱经风霜参加过战斗的浪漫人物，他们后来就结缘了。还有一段佳话，我父亲求婚的时候还故意把我母亲带到长征路线上的飞夺泸定桥的那里求婚。”柯马凯说。

伊丽莎白早年身穿中国服装的照片

王烁讲述了大卫·柯鲁克的妻子伊丽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她说：“要说来到中国，其实伊丽莎白来中国比柯鲁克早很多，因为她就生在中国成都。她父母都是加拿大来华的传教士，在她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很多教育方面的工作。伊丽莎白从出生到四岁在成都度过，4-6岁短暂到加拿大由姥姥照看，6岁该上学回到了成都，一直在成都加拿大学校读到高中毕业，去多伦多读了本科和硕士，硕士毕业后她又决定回到中国继续做她的彝区和藏区考察，她的志向是人类学家。”伊丽莎白晚年回忆起当时在大山里跋山涉水特别自豪，说她一点也不以为苦，也不以为难，她引以为豪的是身体很好，看着瘦弱，其实运动能力非常强。

王烁还提到一个伊丽莎白与柯鲁克恋爱的细节，柯鲁克发现伊丽莎白喜欢周末骑自行车郊游，他自己弄了辆自行车，下周就变成他跟伊丽莎白骑车去玩，这个过程中慢慢建立了共同的理想。“所谓的情定泸定桥，当时那一年是柯鲁克要带学生去远足，伊丽莎白说我们约在哪天在泸定桥见，他们赶到了。柯鲁克在水声轰鸣中讲了在斯诺的书中看到讲过泸定桥的过程，然后两个人就订婚了。”

谈起这次王烁和柯家三兄弟的合作，众人都觉得特别愉快。柯马凯说：“我父亲酷爱文学，而且不光是英文文学，古希腊、拉丁文，他不一定看原著，但有一些经典的翻译他都记在脑海里。所以他写自传的时候好多典故。王烁翻译的过程中，把几章摊派给我们三个。毕竟我们比较了解我父亲，也许他爱唱的歌，他爱吟的诗，这一句、半句都卷进去了，我们就指出来，不要看字面意思。就像中国有些成语如果从表面翻译不行，背后有很多其他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次合作特别愉快。如果有人愿意研究语言可以对照着中英文看看字里行间还蕴藏着什么其他的深意。”

王烁表示，作为晚辈很幸运，因为偶然的因素结识柯鲁克一家，每周跟伊丽莎白女士聊天，聊了相当长时间。“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并不是那一代人信仰本身，因为经历不一样，具体的信仰本身并不一样。打动我的是他们对信仰既坚定又具有反思能力的深刻理解，还有不管经历了什么永远保有改造社会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