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探索的无限可能——从陈彦《星空与半棵树》谈开去

《星空与半棵树》，陈彦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彦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的转向意义，是探索现实主义的诸多可能——他以象征性、托寓性和混沌性，赋予现实主义抽象的思辨价值，补益了现实主义在具象性、写实性之外的面向维度。

《星空与半棵树》是陈彦酝酿多年的新作，其与《装台》《主角》以来的现实关怀，一以贯之。他始终指向“作为此在的人”的价值，小人物的生存挣扎。而与以往聚焦特定职业人群、圈层场景不同，新作的涵更加广阔繁复。“这里拉开的是一个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省城、京城的宽阔舞台，人物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高高低低、阶位错落。”基层公务员，士绅农商，黑恶村霸，迂回穿插，纵横衍射，如根脉枝叶，河网星辰。他不止在写城乡关系、人际关系，还兼顾了“天人之际”，人与自然、生灵和风物的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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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聚焦上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三十余年城乡意识的裂变。以半棵树被盗挖偷卖为导引，以温家和孙家的世仇积怨为枢要，延展出北斗村盘根错节的人情世相、风物地理，演绎社会全息影像。当村霸攫取基层权力，黑恶势力就有了世袭，正如高衙内得了高俅的亲传。孙铁锤身上，是代际遗传，历史累加的恶。温如风母亲就被孙铁锤的爹仗势凌辱，背上恶名，落坡身死。孙铁锤不学无术，继续混成村干部。老实本分，闷声度日的温如风，被这“哈怂”所逼，想做蔫儿驴，也做不得。他被孙铁锤剔牙花子塞进嘴里，半棵树被偷挖，夜里挨了黑打，“伤了下身”，明知黑手，却苦无证据。自家磨坊被挖成了“孤岛”，妻子花如屏也遭霸凌。

这种恶的浓缩颇具暗示：伤其下身，是绝户之意；挖其地基，是断根孤立；胁迫其妻，是羞辱之极。告状与维稳，讨说法与去安抚，自然成了小说两大线索。陈彦坚持书写中的“原样主义”，用史笔、直笔，不虚美，不隐恶。《诗经》以来有怨刺，《史记》里有不平鸣。然而，作家并没有陷入自然主义的窠臼中。他对恶行艺术概括，上升为美学上的丑恶怪诞；对自由崇高充满召唤。温如风是林冲的某种“反写”。林冲主动放下尊严，隐忍吞声，被逼死路，才会动弹一下。温如风则不计后果，讨说法找公道，从县城、省上到京城，不断“出访”。陈彦承袭了古典小说戏曲里的发生逻辑。不止有《水浒传》以来正邪斗争，呈现出逼、恨、闹、平的结构轴线；亦有公案侠义小说的原始期待：公正的官，出头的侠。

派出所所长何首魁，看上去面冷心硬，黑脸无情，对温如风的出访，曾经反感生厌。事实上，他渐渐认为如风是个汉子，执着无畏，暗生敬意。他讲策略，有原则，不为行政因素干扰，严防冤假错案。最终他击毙孙铁锤，并为此牺牲。小说塑造典型人物，凸显出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充满变易的“生成性”。甚至叫驴这样偷鸡摸狗的混混，结局也是为正义而死。性格鲜明，并不意味人物类型化、脸谱化与单向度。相反，它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情境的连续性、情感的逻辑性中，写出人物的成长性（从渐变到剧变的过程）。

这亦是心灵史的书写，暗含了成长小说的变体。安北斗原本也担心晋升和官帽，患得患失，其心态与“小公务员之死”的故事，相差无几。他从一个成天有泼烦杂事的计生干部，荒诞地变成安抚、“盯梢”，不断去“领人”的“专差”。然而，他却在情感上开始认同、理解老同学，甚至为其支招建议。他不计前途，最终妻离而家散。其中暗藏“小说的估价”，追寻正义、高贵、自由、尊严都有代价。有身死牺牲、有家破返贫，但义无反顾。

作为西安人，我理解这种“秦人秦性”，天然有副生冷硬倔，悲慨苍凉，无畏无惧的地域气性。转化在故事中，就有了原始的生野语言，透出又狞又厉，既莽且荒的生存质感。陈彦承袭了宋元话本以来，“说话艺术”的精髓，其对白见出剧作家的年深功力，描写呈现细腻的粗粝、大俗大土的冲击。即使在写男女之性，也是风情画，犹如大写意。花如屏、杨艳梅，如活脱的鱼，风里的烛，摇情荡性，浪言俏语。与梅里美笔下乡间女子风情，也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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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和半棵树，提供了另一种整体隐喻：关心自己，自我观照。这是以往现实主义创作，常缺乏的重要维度——小人物的觉醒、自救与行动感。大多底层书写，总爱透露一种自上而下观，上帝去悲悯的姿态，这不过是优越感的变形性外溢。半棵树与星空，本是两种意象，指向两个世界、两种视角。前者是鸡飞狗跳、鸡毛蒜皮的切己利益，后者是灵魂升华，终极关怀的精神寄托。二者可转译为“占有与存在”的关系，其本质是对生存方式、心灵人格的重思。

一场天灾使全村人都改了名，都取了一个“存”字——存盆、存罐、存雨、存镰，恨不得“存万物”。这种土气，正是形而下地占有劳动工具，生产资料的原初思维。但人又有追求存在本身，自由高贵价值的超拔，树是要伸向星空的。找那半棵树，是找弄丢的“人心世道”。仰望星空，是为了获得视野、胸怀、信念与慰藉，解决现实烦难。如果你放下生存利益，星空（形而上观照）也毫无意义，它不过是一种无根的本体论。温如风和安北斗，写得好，是因为陈彦写出了“界限性生存”——人物总存于局限和超越的边界上。挣扎必痛苦，但痛苦有意义，二人代表不同视野的辩证，对偶与转化，相互校准。

人物不能超越自己的认知层级、身份归属和物质利益。作家不可凌驾人物，代其做出看似境界很高的价值抉择。我们很容易陷入言必称宇宙意识的陈词。然而，中国作家的自然观、宇宙观，自古以来就奠基于现实伦理之上。即使谈自然山水，也讲道德比附。观星取象，也讲天垂象、应吉凶，星辰里面有神明。即使安北斗爱观星，他从天文中参悟的也是一套处世经验。

陈彦展现了同一故事内部，价值信仰、观念行动的“异质共存”——它们相互交斗，都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这暗合黑格尔对伟大悲剧性的经典说辞。如风二字代表儒家的行事原则，君子温柔敦厚。但利益、尊严需要捍卫，去闹去争，是一种法家的对立转化。而当你用道家自然观，审视这些冲突，微如尘芥，都不是事儿。隐忍不发，不平则鸣，还是以直报怨，以眼还眼？我想小说的复杂深刻，在于这内源性的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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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也探讨乡村基层中“系统的杂糅”。一面是乡间宗族式的人情社会，一面是行政层级的制度体系。如何利用熟人面子、亲缘关系，四两拨千斤，因地制宜，高效管理，这是一种“地方智慧”。如何首魁用叫驴摸排线索，辅助办案。安北斗靠本村的好人缘，将计生工作的琐碎事儿，捋得平顺。然而，这种乡村意识结构，也有滞后的脱节性，不完全的蜕变性，孤岛化的半封闭。数千年乡村伦理价值，在商业主义冲击下，被逐步掏空。利益共同体渐渐取代了以乡约、宗祠构建的价值共同体，极易被村霸利用。现代治理体系在乡村，面临权力末梢运转不畅，难以通达的现实处境。

正如《白鹿原》里朱先生，代表传统士绅的建构性力量。北斗村的有德望者草泽明、乃是“乡贤”形象，成为文化寻根、价值守望、秩序复归的精神符号。这位闲居在家的民办教师，观察人心人性，见证利益斗争，表面荣辱不惊、抽身事外。唯有在全村信仰崩塌，彻底迷失的关键时刻，才愤然出山。乡村被商品拜物教，物化异化。挖树挖河，炸山采石，是“自然货币化”的后果。道德危机与生态危机，相生相伴，是一体两面。孙铁锤一手遮天，造石像如立“生祠”，鱼肉乡里，闹出事故，草菅人命，全因他有自家人孙仕廉，充当靠山。

可见，扫黑除恶、反腐斗争、道德重建与民风重塑，完全是同构同步的。它们统一在同一故事里，成为系统化的叙述层级。这种叙述显然比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文学”更为复杂。以往的启蒙与怀乡，寻根性与现代性，城乡二元的符号性对立，逐渐在当代叙事里消解。城乡一体化，人员流动往复，最终将呈现为同一空间系统内的冲突。正如村里的树，被挪到城里别墅，乡村也逐步成为一种“都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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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小说里的荒诞，也与西方荒诞主义、黑色幽默的绝望底色，保持着距离、可以说，陈彦写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荒诞性，完全有古典叙事的内核——惩恶扬善，看重因果，归于一种“可理解性”。过去，我们很轻易将其视为迷信。孙铁锤的爹，最后被捅掉的蜂窝蛰死了，他的舅也掉粪坑里臭死了。利欲熏心，炸山取石，造成的伤亡，是否也算因与果？

善用因果，是潜在性地输出价值，伦理期待。在蒲松龄笔下，变异变形，幻化志怪，是道德律的重建。荒诞背后，是有立场的文学，站在受欺侮和弱势一方，是隐在审判，情感倾倒。陈彦的“四体”设计，即是一种回环往复，天地人神共在的道德拟境。猫头鹰充当自然与人事的“交感”，两个世界象征价值的交集。它如同灵媒，意谓超越论视角：类于《红楼梦》一僧一道之穿引，西方戏剧里降神与唱诗。用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

猫头鹰开篇说，结尾说，用异在的，超视的声音，絮絮叨叨。如同结构主义者用中间功能转换项，调和对立两项价值：白天与黑夜，人与非人，社会与自然。夜行见证罪恶，环顾能察八极，出没可应祸端。换言之，猫头鹰是叙事中的“巫言”。当作家否定了上帝视角，又想写出超验性，它即是一种代拟附体。换言之，这种荒诞，绝非荒诞主义。它俨然是对作者功能的反讽。从这点来看，猫头鹰说，与太史公论赞、异史氏言、陈彦的按语，一脉相承。

作家重思了现实主义题材长久以来的某些积弊。我概括为：主题大而无神髓，叙事平而少波荡，节奏如过起日子，论质感则“缺根少土”。大量长篇小说并没有处理好戏剧性和俗常性的关系，没有精微与广大的对立统一，导致絮絮叨叨，造成叙述的内耗。《星空与半棵树》意欲探索，现实主义的轻逸与厚重，观念与实在，高蹈和沉潜。我们应当将现实主义从创作风格的层面解脱出来。

现实主义之本质乃是一种批判/关怀的双重姿态，其与“作为方法”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并非属于同一层面。但它们完全可以“无类无极”地融合，构成创作上的体与用。在我看来，陈彦此作的转向意义，是探索现实主义的诸多可能——他以象征性、托寓性和混沌性，赋予现实主义抽象的思辨价值，补益了现实主义在具象性、写实性之外的面向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