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图像研究的新拓展

《〈水浒传〉图像叙事研究》，赵敬鹏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78.00元

南宋学者郑樵说：中国的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自河出图、洛出书兴起后，发展迅速，学者做学问“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效率大为提高。在叙事上，图像与文字各有其优势，“图以写形，文以记用”，只有“两美合并，二妙兼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要之，图像在中国有悠长的历史，但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图像学输入后，图像始成为“学”，文学图像研究遂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

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有不少是插图版，自然是中国文学图像研究最好的标本，《水浒传》图像研究也为学界所瞩目，研究成果丰硕，最近出版的赵敬鹏副教授著《〈水浒传〉图像叙事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版，下文简称“赵著”。），就是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与其他同类研究不同，赵著不但广搜《水浒传》的插图，而且蒐集绘画、纸牌等各种图像文献，穷搜博采。他以图像为线索，辨析版本异同，寻绎各版本图像之间的承袭关系。如通过图像比对，他发现明代四知馆刊本《水浒传》扉页插图，是从万历年间“水浒戏”挪移过来的。明代书籍制作受商业化影响，图像盗用司空见惯，《水浒传》的插图也不例外。又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对《水浒传》情有独钟，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地》受到《水浒传》的浸润，赵著发现，赛珍珠曾延请版画名家珂佛罗皮斯绘制英译本《水浒传》插图。有趣的是，这些插图中的人物装扮、动作造型等，都借鉴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图像叙事呈现出鲜明的“表演性”特征。晚清时期，由于戏曲艺术的巨大影响，小说、鼓词、弹词等文学样式的插图，都普遍存在“戏扮化”的倾向，一些文人还将戏曲纳入小说的范畴之中，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认为，图像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理应得到史学家的重视，因而力倡“图像证史”。但他同时又提醒史学家，虽然图像有比文字更直观、鲜活的优势，但无论是绘画、雕像还是摄影，实际上都经过了作者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不等同于现实生活的复制，所以利用图像证史必须保持警惕，避免落入陷阱。赵著在运用“图像证史”时非常谨慎，他通过探讨《水浒传》中的朴刀插图，得出这种兵器在后世已失传的结论。作者先是进行文本细读，从小说中的描写入手，统计不同版本《水浒传》中朴刀出现的次数，朴刀安装的方法，朴刀刀身与杆棒长度之比例，朴刀携带、摆放和使用的方式等；接着又参考其他兵书、方志等文献中的记载，说明朴刀在宋代使用极为普通，在《水浒传》中是功能性的“道具”。然而，明清以后，《水浒传》插图中的朴刀，不但数量变少，而且与小说中的描写不一致，造成文图割裂。这说明，数百年来，朴刀形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已经失传，画家对这一曾经流行于宋的兵器不再熟悉。又如，《水浒传》中写到梁山好汉各式人等都喜好簪花，说明宋人有簪花习俗，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也为这一习俗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簪花描写不但是当时社会习俗的反映，也发挥着重要的艺术功能。但在《水浒传》的插图中，只有明代江南刻本插图中再现了这一习俗，福建建阳刊刻的《水浒传》版本中已极为罕见，清代《水浒传》插图本中则几乎绝迹。可见，簪花现象在清代已式微。总之，作者从名物考辨着手，辅之以详实的版本调查和文本细读，图文互释，以图证史，论从史出，结论可靠，是全书中最为出彩的章节。

如何通过阅读人物肖像深化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理解，赵著的论述也令人耳目一新。随着《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梁山好汉被制作为“叶子戏”，这是当时盛行于民间的一种赌博游戏。成化、弘治年间，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就称昆山人将宋江、武松等二十人肖像、姓名及绰号，分配于不同量值的叶子。嘉靖年间潘之恒《叶子谱》、徐复祚《花当阁丛谈》等书中都有记载。叶子戏虽是纸牌游戏，其实蕴含着绘者对小说人物的裁评。晚明著名画家陈洪绶是个《水浒》迷，他二十八岁时作“水浒图卷”多种，今存世的有木刻《水浒叶子》一种，刻绘水浒英雄宋江等四十人。画家采用夸张变形的技法，形象古拙质朴，衣饰线条刚正有力，流溢着民间艺术的率真质朴之趣，原始朴拙之美，旋即遍传天下，对后世水浒插图和日本江户时代的水浒插图以及浮世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著研究《水浒叶子》，主要探究陈洪绶摹仿了《水浒传》中那些“语象”。以母夜叉孙二娘为例，《水浒叶子》中的孙二娘戴着如意发簪，脸庞富态，腰肢粗笨，正在缝制锦袋，面露慈祥之色，这与小说中“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的孙二娘丑陋形象截然不同。说明陈洪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既遵循《水浒传》中的“语象”，又不为其束缚，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孙二娘的形象进行了较大的创变，赵著称之为“逃逸”。陈洪绶的创造性阅读，反映出明中叶以来，读者普遍喜爱梁山好汉的社会风尚。此外，赵著还通过图像之间的因袭惯性及其相学的标示意义，开显《水浒传》性格图像程式化形成的文化渊源。在研究《水浒传》的情节图像时，则选择“上山”和“招安”两个典型案例进行阐释，其路数与人物图像研究大致相同。

关于文学图像的传播研究，研究者一般皆聚焦于图像扩大小说影响及促进小说经典化两个视角，赵著却另辟蹊径，关注图像在这部小说主题或意义层面传播中的作用。作者通过对图像的细微剖析，指出水浒图像传播过程中混淆了“义”的类型界限，美化“义”的同时还丑化“不义”，体现出后世主流意识形态对图像制作的权力渗透。

文学图像研究牵涉多个学科，赵著从实证入手，旁征博引，表现出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又“自下而上”归纳中国古代小说图像叙事的特点与规律。站在中国文学的基本立场上，借用西方图像学理论，视野开阔，体现出作者勇于拓新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