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在晚清和民国的半个多世纪一直处于中国出版业的龙头地位。这与老商务图书出版有关联，图书出版在经过最初两三年以印为主后一直是商务的主业。所有出版物都取决于图书选题，而老商务的选题制订始终遵循着三个原则，一个是基本的商业理念，一个是制胜的战略思想，一个是经营的动态平衡，有了这三方面的完美结合，老商务人把生意做成了文化，把文化做成了生意，实在高明。
“在商言商”理念
“在商言商”是那个时代较为成熟的商业企业较为通行的商务理念，但在作为文化企业的商务印书馆，在商言商又有其特殊性。
一是做出版生意。文化生意是要赚钱的，不赚钱企业就生存不下去，员工也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商务在运作中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它始终是赚钱的，并且是通过图书来赚钱，它的包括盈利在内的诸多营业指标，不仅是行业的典范，也是社会的标杆。如商务创业元老高凤池所说：“对于国家社会民族方面的贡献，远胜于其他工厂。”这样就保证了企业的行稳致远和职工的安居乐业。张元济和他的编译所员工懂得做书是一种商业经营要赚钱的，他们不是纯粹地做文化，也不是纯粹地做生意，他们的高人之处在于把文化做成了生意，把生意做成了文化。选题正是实现这种生意的起始。
一个是尽可能地不与现实政治纠缠。有一个事实是，在1929~1935年，政府共查禁图书800多种，没有一种是商务出版的。
这两个内涵，每一个都是不可忽视的。
抢占先机的战略取向
商务的编辑部门从成立起就在抢占先机。1903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新学制重点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商务编译所的第一批编辑人员就迅速抓住机遇，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从此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中小学教科书最大的供应者。
1908年，清廷公布预备立宪九年的消息。正在日本考察的张元济从报上得知消息，马上给国内商务编译所的几个重要人物高梦旦、陶宝霖、杜亚泉等写信，让他们高度关注，其中有句曰：“鄙见不宜随声附和，宜时时从高一层着想，以为国民之向导……政法书箱亟宜着手编译……”其时，高梦旦是国文部长，杜亚泉是理化部长。国文与理化是当时商务编译所两个最重要的主体部门。陶宝霖则是留学日本的归国人员，在商务从事法律类图书如《大清法规大全》的编辑。
在新文化运动中进入商务的王云五，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商务出版抢占先机的思路与做法。他将接任编译所所长之任时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在出版方面的基本想法是“以本馆资本之雄厚，在营业上固不必追逐潮流，而当以激荡时代潮流，益显而易见者。”这是王云五入馆之初给出的考察作业《改进编译所意见书》，也是后来商务编译所的施工蓝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出版“当以激荡时代潮流”。这是商务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期有突出表现的战略性的安排。
赔与赚的动态平衡
做任何生意都有赔与赚，做出版也如此。这种赔与赚，有几个要点，一是有总体上的赔与赚，不能不考虑总体上的赔与赚，总体上的赚是必须保障的，否则营业亏损，企业难以为继。二是有每一本书上的赔与赚，也不能不考虑每一本书的赔与赚。因为总体的赚与赔是由每一本书的盈亏构成与组合的。三是每一本书的赚与赔也不能绝对，如果汲汲于每一本书的赔与赚，就有可能与许多好却不赚钱的书失之交臂。这个赔赚关系是做选题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把关人与决策者的重要职责。商务是经过一番周折才明白这个赔赚关系的道理的。对于商务在早期过于看重商业利益，当时学界人士也颇有异议。甚至张元济老友蔡元培在一封信中就说：“而商务之纯粹营业主义，不肯稍提盈余以应用于开辟风气，且为数年以后之销路计，亦可谓短视矣。”经过周折之后，商务人明白在盈利水平总体见好、资金运转优裕的情况下，“在商言商”不能绝对地排斥在经营活动中对于文化的兼顾与追求，好书要一本一本地积累起来。如张元济所说“本馆宜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这也成为商务高层所接受的出版认知，并成为他们重要的选题原则。
商务把生意做成了文化，把文化做成了生意，这种浸透进企业文化的高明，对于现今的出版企业其实也是有着启发意义的，抢占待机不用说，动态平衡也不用说，就是在商言商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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