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范用（罗雪村 绘）	范用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汪家明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

本来我是没有勇气写这样一本书的，因为从逻辑上讲，写范用，关联到三联书店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新三联书店的历史，而三联书店的历史，又关联到中国现当代出版史，中国现当代出版史又关联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史、思想史，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嬗变。我没有这个储备，没有这个能力。

2008年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韬奋书店二楼做了一个“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的展览，并编印了一本展览小册子，名为《时光》。我把展览分了四部分，即“时光”“书时光”“朋友时光”“最后的书时光”。这四部分，其实就是现在这本书的四部分。范用先生很喜欢这本小册子，让我代他寄给许多人。虽然开初他对我们要找展览图片很不积极，尤其是要用他收藏的朋友的书信原件，他舍不得。那时候他已经基本卧床了，朋友的书信是我和同事擅自到他的书房里找出来翻拍的。范先生没看到展览，他只看到小册子，怀疑地问我，书信的照片是从哪儿弄到的？ 不过，他对小册子满意，没再深究。如此是否可以说，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写这本传记了？

2010年9月范先生去世后，很多朋友建议我写范用传，而且认为要写范用传，非我莫属。让他们说得我自己也这样认为了。我是他晚年与他走得最近的出版晚辈。他的许多出书愿望是交给我来做的。比如做老漫画的书，比如五本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集，比如《莎士比亚画册》《爱看书的广告》《叶雨书衣》《凭画识人》《存牍辑览》《书痴范用》等，都是他亲自交给我的。《叶雨书衣》的文字是我提问他回答，录音后由我整理完成的。他与三联书店老同志聚会时，往往拉我参加，因此我认识了仲秋元、王仿子、曹健飞、许觉民、倪子明等三联前辈。

范先生去世后半年，我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如果他在世，我是不会离开三联的，因为他肯定不同意。

2015年出版范先生生前交给我的《存牍辑览》，书中收了文人朋友和作者写给他的三百七十五封信，是他一笔笔抄出来的。抄出的稿子有半尺厚。我知道他存的友人和作者信多达两千多封，这些信后来都捐给了上海出版博物馆。在出版博物馆和三联书店的支持帮助下，我发愿把这些信全部编辑出版。这个愿望在2020年范先生去世十周年时完成了（四卷本《范用存牍》），上海还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范用生平展览。这些书信中有许多书的背后故事和细节，十分难得；另外，我查阅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存的与范用先生有关的书稿档案，包括他写的选题报告、编辑计划和审批意见、书籍设计建议以及他写给编辑部的信等。这些资料不是外人可以查到的。固然，范用先生的许多行迹出版界已经耳熟能详，有许多回忆的文章，范先生自己也写了不少，但有了这两种内部资料的整理，我写范用传就有了底气。范先生去世十年间，我已陆续写了六七篇介绍、回忆的文章，经过修改，它们可以直接作为传记的篇章……总之，就这样，写作范用传似乎顺理成章就开始了。我希望把这本书作为范用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

写作还没开始，2019年，人民出版社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家丛书”希望我写范用，要得比较急。整理好资料后，我于2020年9月开笔，2021年12月写完第一稿，交给人民出版社，已是国家基金项目的最后期限。人民版《中国出版家·范用》于2022年8月出版。2022年5月到9月，我在原稿基础上增加五万余字，即修订稿；10月又修改一过。与范用先生十分亲近的宁成春老师设计了这本书。2023年7月18日，在范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当天，三联书店版《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出版了，8月18日在上海出版博物馆举办了新书发布会。那一天，我心里默念，范先生，您看了这本书会满意吗？

二

写这本书，梳理范先生一生的轨迹，我对他有了一两点新的认识。我发现，三联书店九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一个邹韬奋，是1949年前老三联书店的代表，另一个就是范用，是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三联书店的代表。

三联书店是了不起的，这个了不起不是谁封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是一代一代三联人做出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三联人既是出版人，也是坚持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革命者，被捕牺牲、殉职的人员有十八个。1949年革命成功，三联书店总部从香港来到北京，当时有一个说法：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等）的出版队伍是新华书店，在敌占区（国统区）的出版队伍是三联书店。名字叫书店，其实是编辑出版和发行销售一体化的。新华书店也出版书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三联书店最多时在全国七十四个城市都有分店，大城市里还不止一家。每一个分店就是一个出版社，既出书，又卖书。1949年三联书店和新华书店这两支我党的出版队伍在北京会师了，他们共同领导起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实际上，由于三联书店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学者和专家，在经营上又有企业化管理的经验，如胡愈之、徐伯昕、艾思奇、黄洛峰、薛暮桥、胡绳、陈原等，而新华书店缺乏这方面人才，所以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出版岗位，都是三联书店的人在主事，这种情况延续了很多年，包括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生活书店创办人之一），中宣部出版管理委员会主任黄洛峰（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人民出版社首任社长胡绳，其他如文化部、新华书店总店、印刷总公司、国际书店、商务印书馆、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等重要出版单位都是三联书店的人在那里当家。由于这种原因，1949年后三联书店的骨干都分散任职了，只有陈原、范用、倪子明等几位老三联一直与三联书店相伴，尤其是范用先生，可谓在三联书店终其一生。

在范用先生长达七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其实只有两段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年努力做出版工作的日子。一段是1938年至1949年，这十多年是他的“大学”，一边做出版工作，一边干地下革命，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在汉口和重庆，他结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也经历了许多同志的牺牲。邹韬奋、黄洛峰、徐雪寒等老一辈三联书店创办人的优良品格和职业化的出版精神对他有着深刻影响。李公朴曾交给他一本书出版，但书出版后还没寄到昆明，李公朴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他曾受聂耳的哥哥的委托，请人写聂耳传记……在上海，经他的手出版了《巴黎圣母院》等一批西方古典文学名著，他为这些名著联系译者，设计封面，找插图并自任编辑。他还根据组织的要求，搜集上海电话簿和地址簿，预先做好毛泽东著作的纸型，为解放上海做准备。来到北京后，他在胡愈之、黄洛峰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认为这是自己意外的人生际遇，赶上了“充满希望的年代”。

另一段是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十多年是范用人生和事业的巅峰，充分展示了一位追求真理并敢于坚持真理的编辑家的风采。他是创办《读书》杂志以及恢复三联书店独立建制的最积极的鼓动者、筹备者和实践者，经他策划出版的许多重头图书对“文革”后解放思想和文化再启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范用先生是一位职业出版家、一个纯粹的爱书人。常人无法想象范先生拿到一本里外都美的好书时的快乐心情，恨不得晚上睡觉也搂着。对一本值得重印的好书，他甚至不管能否联系到作者，也不管作者是何许人也，总是说“先印吧、先印吧”。说实在的，他脑子里根本没有比一本好书立刻出版交到读者手里更重要的事情了。夏衍先生说，范用出的都是文人写给文人看的书。

过去文化圈中有个说法，范用先生是“书痴”，说他有“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其实他还有四爱：爱书的设计、爱插图、爱漫画、爱音乐。

对爱音乐这一点，过去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范用先生从小就喜欢唱歌，差一点去抗日剧团做演员。1946年到1949年他根据党组织安排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有了一台收音机，后来还偶然得到一台唱机，凡是电台播放外国名曲，他都收听。为了听音乐他还买了几本西方音乐知识书籍。三联书店同事从大连得到一批撤退的日本侨民扔下的音乐唱片，有六百多张，运到上海时给了范用，于是他就大听特听。老朋友、翻译家戈宝权当时也在上海，他的女朋友是歌唱家，范用有时到戈宝权家必定要听唱片。范用还是以贝多芬生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热爱者，从四个城市的书店买齐了四卷本。他最喜欢的一幅插画是这本书里的最后一幅，就是宁成春老师设计这本书的封面用图。来北京后，他经常去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唱片，多次遇到他的好友、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日积月累，他有了可观的唱片收藏。晚年他和叶至善先生的交往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谈用外国乐曲填中国古诗词的尝试。他拿到叶至善送的唱本，立刻高声唱起来，急得他夫人丁仙宝赶快让他降低嗓音，怕影响了邻居。

不过，仅从“三多”“四爱”看，许多人会把范用当作趣味高雅、带点休闲意味的出版家。在这次梳理范用先生生平时，我发现他的另一面：他在出版民主党派人士作品，出版外国友人作品，出版港台作家作品，出版经过20世纪50到70年代的坎坷经历的老一辈文化人作品方面所起到的卓有成效和示范作用，我们过去关注不够，梳理不足。我认为，在以上四个方面，范用先生都起到了作为出版人、编辑所最应起到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真正执政党人的责任。他对我党的性质、准则和目标有成熟、坚定、独立的理解，对党的历史有清醒的认识。范用先生认为我们应当真诚感谢勇敢帮助过我们的外国友人，像《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作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绿色的五月》的作者、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他认为三联书店应该“多出些友好人士的小册子”。当编辑不理解范用的苦心，提出绿川英子的文章选编应围绕同中国有关的内容，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中没有涉及中国内容，他都批示说，没关系，可以出版，包括出版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和《我热爱中国》等，为中国革命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为读者提供了视野宽广的读本，也圆了这些外国友人的梦。

1945年，在重庆，党组织派范用参与救国会的工作。救国会主要领导是沈钧儒。范用作为秘书参加各种领导会议，亲眼见到他们如何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国民党当局斗争。1946年组织派他到上海工作，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参加上海救国会的活动。1949年以后，他又根据工作需要，参加民盟的工作，仍在沈钧儒的领导之下。他亲眼所见民主党派人士在创建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中付出的巨大热情和所做的重要工作，认为我们应该真诚感谢这些同路人。作为出版人，就应该为他们出书，让民众了解他们，了解历史。范用明确提出“出版这些书是我们三联书店的任务”。

范用先生真正响应新时期“拨乱反正”的精神，主动地、真心真意地为一大批由于种种原因被伤害的老文化人出书，通过出版他们的著作，为他们进行第二次平反，发挥他们在文化建设方面巨大的余热。

范用先生还最早同香港、台湾出版界、文化界建立了联系，把内地（大陆）文化人的作品输送到港台，把港台作家、学者的著作在内地（大陆）出版。在这方面他又是一位开拓者。

除以上所说之外，范用先生在主持创办《新华文摘》、参与创办《读书》杂志时理念、宗旨之间的联系，也是研究者过去较少注意的，没有把这两本都与范用先生有密切关系的杂志合并在一起研究。《新华文摘》比《读书》早四个月创刊，范用先生是首任主编。早在1962年他就想创办这样一本刊物，而且出版了“试读本”《新华文萃》。1978年他为《新华月报·文摘版》提出的办刊宗旨是：“凡学术理论文章，具有探索精神或一得之见的；凡文学艺术作品，有创新之意，或引起争论的，本刊将尽可能转载”，“要摒弃那种把民众作为‘灌输’或‘启发’的对象的教师爷式的编辑作风，尊重读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比较权”。这个办刊宗旨与《读书》完全是相呼应的，所不同之处在于：《读书》发表原创文章，《新华文摘》是选编全国报刊的文章。当年这两个刊物互通声气，为解放思想的大潮推波助澜，起了巨大作用。而且，相比之下，《新华文摘》的影响范围更大。范用先生在这两个刊物编辑出版中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三

范用先生做出版的一大特点是，他善于把作者变成朋友，又善于把朋友变成作者。他不但奉行邹韬奋先生提出的三联书店店训“竭诚为读者服务”，也表现出“竭诚为作者服务”的精神，许多至交好友都是在为他们的作品服务过程中加深了感情，以至于陈白尘、郑超麟都说，作家遇到范用是一大幸事，说范用可谓作家的知己。反之，许多朋友的书出版，都是范用先生“催”出来的，比如赵家璧的《编辑忆旧》，王世襄、启功等的著作等等，先是朋友，后来催生出书稿。

范用先生的骨头最硬，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先生说，“文革”中范先生被批判时拒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拒绝揭发王子野，因此挨打最重，被打断了肋骨。书中收入的范用写的《咸宁批判》很可一读。老同事戴文葆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边远农场，范用一直跟他通信，每期给他寄《红旗》杂志，让他有一点精神安慰。后来，戴文葆病重，奄奄一息，农场同意他回北京治病，需原单位有人来接，范用主动承担了这件没人愿意做的事（当时他是副社长）。1960年4月的一天，范用到永定门火车站坐晚上11点的车，第二天早上4点到农场总部，再坐6点的车到附近，然后再步行十几里路，下午1点到戴文葆所在的大队。办完手续，范用借了一辆平板车把戴文葆拉到车站……这件事很能反映出范用的人情味，也看出他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标准。

总之，写范用传让我认识到，今天做出版，范用先生的具体业绩我们无法重复。但是，对书的热爱，对出版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从出版工作中得到巨大的乐趣；同时，树立自己的出版原则，有主见，不随大流，更不浑浑噩噩，永远做一个清醒者，如此种种，坚持不懈，也许在出版业发生巨变的当今，还能做出有声有色的好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