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4日，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落幕了。从组委会公布的数字来看，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926项，比2010年增长22.99%。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1652项，比去年同期增长17%，达成引进协议1301项，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3，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取得历史新高。看到这些可喜的数字，作为中国的出版人，在辛苦与汗水背后，又看到了些许欣慰。
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出版业大力推动图书“走出去”工作。通过这么多年的艰难努力，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工作的确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全国新闻出版统计网的资料显示，2004年至2009年中国输出图书品种数量为：2004年，1314种；2005年，1434种；2006年，2050种；2007年，2571种；2008年，2440种；2009年，3103种。2009年图书输出种数较2004年相比，增长了136%，年平均增长率为27%，增长幅度不可谓不大。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政府主管部门和出版业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尽管有了这样的成绩，但是中国图书输出品种同中国图书引进品种相比，形势又不是乐观的。同样是来自全国新闻出版统计网的资料显示，2004年至2009年中国引进图书品种数量为：2004年，10040种；2005年，9382种；2006年，10950种；2007年，10255种；2008年，15776种；2009年，12914种。尽管我们的图书版权输出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2009年中国引进与输出图书之比为4.16：1。中国的出版人在今年的图博会上似乎看到图书版权的引进与输出好像终于达到了一种平衡的时候，却很明白，真正的平衡还远没有到来。今年展会期间（9月2日）的中日出版交流会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就谈到了这一现状。
形成中国图书引进与输出巨大逆差的原因很多，中国的出版业也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并“急切”地想早日扭转这个局面，但是真正能做到这点，又岂是朝夕能成就之事。因为即使是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与两国图书的引进和输出之比，逆差都是巨大的。2009年，中国自日本引进图书1261种，自韩国引进图书799种；而中国向日本输出图书101种，向韩国输出图书253种。中国与日本图书的引进输出之比达到了12.5:1。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把中国图书推向世界，对中国出版人来说任重道远。
要真正实现中国图书“走出去”，需要全国上下协力行动，并且需要一定的耐心。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因此可以消极懈怠。从出版社的角度，在如今的国内外图书市场大环境下，反而更要积极行动起来，切实思考，寻找应对措施，探索图书版权输出的有效途径。从现实的角度，我们需要：
重新定位图书输出的方向。中国的许多出版业者将图书打入英美市场作为版权输出的主要目标。但是，实际上，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文化来说，英美市场对中国图书的接受程度均不高。来自英国的著名版权代理人托笔•伊迪（Toby.Eady）就说，从他的实践经验来看，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和新加坡等国家对中文图书的接受程度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图书不妨先从这些市场起步，然后逐步开拓国际市场。
重视图书的翻译。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从专业翻译的角度来说还远远是不够的。很多很好的作品，由于没有好的翻译，造成误解、难懂、笑话的例子很多。“坏翻译会杀死一本好书。”这句话是托笔在代理中华书局《于丹〈论语〉心得》版权的时候说的。事实证明，重视图书的翻译有助于图书的海外推广。
培养专业的版权经理人。目前许多出版社纷纷建立了“国际合作部”、“对外合作部”等机构。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这些出版社已经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或安排专门的人员来实施“走出去”工作。但是，由于各社安排这样的机构和人员的时间不长，且缺乏系统专业的培训，目前国内版权经理人的专业水平亟待提高。没有专业的从业人员和队伍，图书版权输出之路必然经历坎坎坷坷。
充分利用国际展会的平台。目前国内外的国际展会较多。国内出版社会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书展等专业国际图书版权贸易会。但是，出版社参加这样的展会时，多停留在“走一走”、“展一展”、“看一看”的程度上，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做“联络、约谈和推介”工作。法兰克福书展有限公司国际部东亚东南亚经理任蕾曾说，中国去法兰克福书展的参展人多，但对法兰克福书展了解少。人们不清楚如何在展会去宣传和推介项目。反过来，即使有好的图书，但也由于自身的原因，使国外参展商难以找到自己而失去了合作的机会。
中国图书的“走出去”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出版社、编辑和版权经理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出版社作为执行此项战略的主体机构，精心部署，科学安排，大胆创新才能走出艰难，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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