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了解，尤其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多于西方人对我们的了解。我想中国出版“走出去”，或者中国文化思想“走出去”，根本目的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
中国出版如何“走出去”？
从图书种类上讲，我们核心的东西没有输出去，比如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反映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的。近年来，中药、武术、气功等民间的文化“走出去”应该说不少了，但是我们的核心文化、核心思想，尤其是中国人的思想、哲学方面的读物“走出去”的就很少，能够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则少 之又少。因此，这两年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去年，我们利用编译局的资源，成立了一个国际出版咨询委员会，请了一些有出版经验的学术大师，像美国哈佛研究中心的主任薛龙，瑞典的议长冯西斗，日本的马列主义研究专家宫本彰，推荐应该给中国人看的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中国的专家也把我国国内有水平的，能够传世 的思想文化著作推荐到国外去，由专家咨询委员会来评审。尽管我们是一家小出版社，但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除了翻译之外，中央编译局对现实问题研究，对政治 学的研究，对伦理学的研究，包括对民主政治的研究都是长项。利用资源推动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走出去”，是我们应该探索的。
“走出去”要强调的几个问题
我想对鼓励“走出去”的有关政策提几点建议。比如对于思想文化“走出去”和民间文化“走出去”，在政策层面上更应该鼓励前者，因为前者现在还做 得远远不够，中国的核心思想、核心文化是最应该推出去的，而且改革开放30 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少，成效也不是很大。
中国出版“走出去”存在的一个重要障碍是翻译的问题。翻译队伍的欠缺跟教育体制有关系，中国出版工作需要大社科的翻译人才，然而学校培养的往往 是专注于一个领域的人才。我社从2007 年开始跟北方交大人文学院尝试合作，将出版社作为一个实习基地，与其合办出版翻译专业的研究生班，以期从中为自己培养一些人才，也给行业培养人才。我到中 央编译出版社后，要求新来的编辑先到版权部做一两年，然后再到编辑部去。因此，我社的编辑大多数都能够和外商畅通交流，洽谈版权，不仅懂价格，而且懂市 场。在中国出版“走出去”问题上，除了翻译人才之外，还欠缺版权人才，版权人才既需要懂外语、口语好，又需要懂出版，懂市场（国内国外的市场），这是比较 紧迫的问题。
此外，考核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成绩，不应只关注西方主流国家。事实上，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在日本、韩国，甚至印度、马来西亚更容易被接 受，“走出去”的道路更畅快。所以，管理部门在设置考核权重时，对这些地区的输出也应该和对西方主流国家的输出权重是一样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出版人的 积极性，让政府的力量，出版社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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