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鸰：文学内外

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何启治，当时他是编辑，后来做了副主编、主编，现在退休了。那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每个假期的作业就是写小说，写完由系主任徐怀中审阅后分发至各文学编辑部，我的一个中篇被分到了隶属人文社的《当代》杂志。不久后收到来信，信尾署名是何启治。我按信中意见飞快将稿子改了，一天上午，拿着它辗转换车到了朝内大街166号，见到了何老师。何老师很瘦，背微驼，戴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跟我的想象基本吻合。那是一九八五年秋季，那篇小说叫《孤独》，发在了《当代》八六年第三期上。后来又发了《星期天的寻觅》，发了《循环》，都是何老师做责编。《星期天的寻觅》还被《小说月报》以头题做了选载。于是，八七年年底，人文社组织赴海南作家笔会，就把我也叫了去。在那次笔会上，我认识了对我日后生活影响甚大的两个人，一位是四川作家，一位是北京作家。前者在笔会结束后成为了我的丈夫，后来又成了前夫。后者成为我一个重要的朋友，他叫王朔。

那次笔会人文社方面参加的人里头最高领导是朱盛昌，时任《当代》杂志的主编，印象中他永远是笑呵呵的，挺着个微微发福的肚子，从不使人扫兴。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何老师和汪兆骞。汪现在也是副主编了，也相应地发了些福，当时却是一标准儒雅小生。在笔会上他与年轻作家相互称“爷”，他是“汪爷”。小姚是人文社方面惟一的女性，负责管钱，以致我一直以为她是会计，直到去年去人文社办事遇到，方知她原来也是编辑。现在的小姚两颊仍如十几年前，红扑扑的，只是也有了一些白头发了。

海南笔会一结束，我就结婚了，《当代》还以《当代》的名义，送了一套《鲁迅全集》作为贺礼。婚后不久，两三个月吧，我和对方同时发现了彼此间不可弥合的重大差距，简单说，价值观的差距。没有你高我低的优劣之分，不一致罢了，于是很快分手，他回四川，我留北京。八八年底，我生下了我的儿子。从那开始至九八年的十年，我与人文社没有联系。不仅与人文社，很长一段时间，与文学，与有关的朋友，均无联系。儿子的出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生活追求。那一段日子，我最渴望的是钱：月工资二百多元，要养活儿子、我和保姆，此外另付保姆六十元工资。小说是完全放弃了，儿子太小，没有精力；只一间房子，没有空间，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工资外的收入。那段时间我们家的每一笔支出都要记账，稍有大意就坚持不到下月领工资的日子。肉蛋自是无力再吃，日日带领保姆吃青菜豆腐。保姆十七八岁，说到底还是个孩子，不免馋，主人翁精神若再差点，有时就会去吃小孩儿的东西，被我发现过几次，均毫不怜惜地进行了批评。那时的我眼里心中只有儿子，没有过去，不想将来，闭目塞听，像河蚌把自己紧紧裹在自己的壳里；对外不说，怕人回避，也怕人关心。转机起于那次海南笔会上结识的王朔。九二年秋，王朔找我合作电视剧《爱你没商量》，他并不知道我的窘迫，即使知道怕是也不会为了这个找我，世上穷人多了，王朔不是慈善家。他找我是基于我过去的小说和我话剧编剧的职业，小说和戏剧结合起来是最好的长篇连续剧。在某些方面，王朔一贯有着先人之前的聪明。当时甲方给的是全国最高的电视剧稿酬，王朔说一人一半，我表示了同意。尽管清楚能拿到“最高”是因为有着王朔的品牌投入，但已顾不得这许多了，实在是太需要钱了，惟有告诫自己全力以赴，以回报他人的平等和大气。除钱之外，那次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我注意到了口语化语言的魅力并进行了刻意的研究和努力，这对需要大量对白支撑的长篇连续剧和话剧来说，极为重要。果然后来再写电视剧、话剧，就有了一点得心应手的感觉，或者说基本上掌握了这门谋生的技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儿子和我的生计发愁过，这才发现，某些创作技巧迅速提高的最好途径，是与一位强手通力合作。

九七年底，我的长篇连续剧《牵手》投入拍摄。我着手将剧本改小说，写完六章时写不下去了，信心突然消失了。患得患失中给何启治打了电话，请他看一下前六章，帮着做一个判断。有的时候作者之于编辑有点像小孩离不开他熟悉、熟悉他的保姆。何老师看了两章之后就打电话给我，让我把它写完。

电视剧《牵手》于九九年四月播出，已播出了五集，人文社仍不肯开印早已交付的小说《牵手》。痛定思痛，我下决心“改嫁”，理由俯拾即是，小说开印时间应在电视剧开播之时便是其一，这一条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恰好这时华艺出版社老金来找，给的条件是开印五万册，等于人文社的五倍，并且马上就印，双方一拍即合。我给《牵手》责编龚玉打电话撤稿，她说这事得请示副总编。我查114将电话打到正在××招待所会议室开会的副总编那里，回说要请示新来的社长。这日是周五，事情如不办成一耽搁又是两天。那边电视剧的播出不可阻挡，这边老金五分钟一个电话催要结果，弄得我情绪紧张万分。我只好给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新社长打电话，直打到下午四点方才打通。新社长叫聂震宁。他不同意将书拿走，并做了相应的承诺，口气温和，态度坚决。当时我心情复杂而且混乱，有一点却是异常清楚：虽然说是去意已坚，但“原配”真诚甚至稍带强硬的挽留还是令我从心底里感到舒坦、温暖，其实这正是我一向的渴望--对于作者，哪里有比作品受到冷遇更让人寒心的?当下同意将书留下，原因有三，此是其一；其二，人文社终归是“皇家”大社，我是第一次独立出版长篇小说，由于自身虚弱本能地要想倚仗强者；其三，说到底，华艺社的五万印数同人文社的一万之差对我来说还形不成质的差距及吸引。当日稍后几个小时，人文社策划室主任便在由成都返京的路上打来了电话，称关于《牵手》的发行策划他已有了具体方案，回来后马上同我联系。原以为这电话是禀承他们社长的旨意，后来才知是一种职业上的不谋而合。在成都开会时感受到的电视剧播放氛围使他直觉到书的发行肯定会好，当得知书还没印时便打来这样的电话安抚作者。电话中的声音沉重沙哑，给我一个错觉使我一直恭称他“主任”。及至见面才知是人大毕业的一介年轻书生，从此直呼其名张福海，现在他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了。从那日起的十几天后，《牵手》上市，到目前为止，印了二十六万册。

一日，同电视剧《光荣之旅》的作者马继红通话，她说正在应人文社之邀将剧本改成小说。那时《光荣之旅》的播出时间都还没定，只是有媒体报道说这部戏可能不错。不过一年时间，马继红的待遇与我当初的待遇就有了如此的天壤之别。后来我在地铁的书摊上看到了《光荣之旅》，印数已经到了五万册，那一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在市场、媒体的冲击之下一个老社大社的剧变，她显得年轻了。

祝她越来越年轻吧!这样的祝辞对一个人来说，再真诚也是嘲讽，但对于一个出版社，却是千真万确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