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至24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国记协组织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报告团分赴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武汉作了9场报告会。赵鹏、何盈、雷飙、朱兴建、刘彤、肖春飞、林燕萍、张萍、张璋、栾婷婷10位记者与媒体同行、大学生、社会科学工作者分享了自己在“走转改”报道中的体会与心得。
做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浙江记者站记者何盈去年夏天做的纪录片《皮里村蹲点日记》展示了新疆叶尔羌河上游皮里村塔吉克族孩子艰难惊险的上学路。她说：“我想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因为我觉得一个合格的记者就该是这样。”
丹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彤被当地人称为“泥腿子记者”，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采访新闻。他最直接的感受是：只有记者“下去”，新闻才能“上来”。
“骑车能走到开车到不了的地方，而且我的自行车与居民的自行车摆一起，彼此之间便一下没有了距离。”刘彤说。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肖春飞说，微博时代的记者，最缺乏的是面对面的深入采访，但没有这样的采访就不可能有细腻的表达和直抵灵魂的感动，甚至连真实都很难接近。
《人民日报》福建分社记者赵鹏说，实践告诉我们，鼻孔朝天的“老爷记者”、隔窗看景的“车轮记者”、闭门造车的“文件记者”、粘贴复制的“电脑记者”，都当不成记者队伍中的合格一员。
扎到生活最基层倾听心跳声
中央电视台记者雷飙制作的纪录片《杨立学讨薪记》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前期采访时差点放弃杨立学这个采访对象。面对镜头，杨立学总是绷得很紧，回答含糊，眼神躲闪，急得雷飙直挠头，但是当他拿出素材反复看时，终于发现了问题。
有一段素材是杨立学坐在床边，就着泡菜咽白饭，而雷飙却站在旁边，居高临下反复问各种问题。“我越看越觉得脸上有些燥热。如果互换一下角色，我会对记者打开话匣子吗？”
他意识到，自己的视角和站位拉远了与杨立学的距离。“不把身段放下来，视角沉下去，真正与基层群众同呼吸共心跳，我们镜头里的人物是不可能鲜活起来的。”
赵鹏说，“走转改”就是要求记者具备群众意识和平民情怀，用群众的视角、群众的感受表达对生活的期望与诉求。
“不是一脚泥泞、一身灰尘，群众是不会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群众也不会把他们最想说的真实想法告诉我们。”他说。
真实记录当代中国发展
今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四川记者站记者朱兴建和4名同事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日喀则地区连续工作20多天，报道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故事。
11岁少女白玛央金的一双大眼睛、央金妈妈次央整日的以泪洗面、央金爸爸手中一把皱巴巴的毛票、爸爸留给９岁男孩拉巴次仁的“特餐”——朱兴建在记录央金的生活和进京求医过程中四次被深深打动。
他说：“‘走基层’不是简单的访贫问苦，更不是简单揭露社会阴暗面，我们更要真实地记录当代中国的发展，真实地体现我们的国家尽管多么不易却仍然在努力，我们的百姓尽管有种种困难却仍然在奋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当患者理解了医生，当小贩理解了城管，当春运的旅客理解了铁路，人民也就理解了这个国家，这才是‘走基层’的价值所在。”
何盈说，“走基层”要做的是增进沟通。“我们最该思考的就是国情。什么是国情？底层的苦难是国情，政府的努力也是国情；贫穷是国情，贫穷中的点滴进步也是国情；百姓的心声是国情，基层中的真善美也是国情。”
东方新闻网副主任朱国顺说，“走转改”对于公众了解真实的国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百姓心声的地方就是基层
有一次，有位同行问何盈，皮里村报道能复制吗？潜台词是：“走基层”如果都奔着皮里村这样的题材去做，去哪儿找啊？
经过思考，何盈得出了结论：不是只有走到了没有路的地方才是“走基层”。她说，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也需要记者“走基层”去反映，社会发展的探索路跟皮里村的路一样有人在走，走得也一样不轻松。
“‘走基层’不唯远、不唯苦，只唯真、只唯实。只要有百姓心声的地方，只要有需要弥合误解的地方，只要有人间大爱、有诚信、善良这些社会正气需要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该去走的基层。”她说。
江苏省广电总台宣传管理部主任蒋小平说，报告团的“走基层”报道，有聚焦西藏、新疆边远地区的，也有聚焦城市普通百姓的。“我觉得基层在所有的现场，新闻现场、事件现场、人物现场、问题现场。‘走基层’应该是新闻事业的永恒价值和要求。”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袁利说，“走转改”系列活动，让她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有了从未有过的认知与感触。“‘基层’不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是心与心的距离，我们后来人也会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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