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责任与担当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出版产业正处于转型时期，我们的编辑工作也处于转型时期。有着115年厚重积淀的商务印书馆，其编辑理念正经历着传统与创新的激烈碰撞。

一百多年来，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商务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国知识分子都形成一种信念，只要商务还存在，只要商务还在努力，中国文化就不会沉沦。这是当代商务人要继承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要想持续传承这笔“财富”，商务的编辑应该树立四种理念：第一，要有社会责任；第二，要有文化理想；第三，要有危机意识；第四，要有创新能力。

社会责任：编辑要站在为民族发展角度做出版

商务印书馆115年的苦难历程和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和写照。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普通百姓眼中是一个得到认可的文化机构——这样的评价看似平淡，弥为珍贵。为什么她能在人们心中有这样一个地位呢？因为商务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羸弱到极致转而进入伟大复兴这整个时代变迁的参与者、见证者。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王云五、陈翰伯、陈原等前辈身上都具有一种伟大的社会责任感，希望这个民族得到提升，希望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一种伟大的抱负浸透在他们的语录中、思想中、行动中。

百年商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使中国国民得以普遍扫盲。商务印书馆出版字典、出版教科书、创办学校，都是为了改变当时中国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状况。此项工作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之深、之诚，令人敬佩。商务印书馆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也是中国伟大复兴的起点。

第二件事情，在那个时代引进西学。中国社会从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坠入了思想文化的专制和封闭，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任何精神动力。那时，民族要复兴必须要引进先进思想。张元济他们这代人下定决心，站在为民族发展提供精神准备这样一个角度，决定引进“西学”。正是由于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中国的知识精英、科技精英和政治精英才大开眼界，逐步有了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思维方式。商务这种百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一百年来中国引进西学的出版社不在少数，但是鞠躬尽瘁、居功至伟者唯商务而已。正是由于商务人的不懈坚持，一百年来，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我们处在发展顺利时期还是发展黑暗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都会有一种信念，只要商务还存在，只要商务还在努力，中国文化就不会沉沦。这是我们这代商务人要继承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好，但面临的问题也前所未有。商务人在此时要向前辈学习，关注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提供出版精品。商务印书馆的老前辈、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先生，他1908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辛亥革命之后独立创建了中华书局。陆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个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比任何行业都大得多。”一百多年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诞生了多少伟大的行业、伟大的公司，但是对民族复兴作出巨大贡献，能够和商务印书馆比肩的，非常鲜见。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这是商务的每一名编辑都应该树立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名中国出版人，一名商务编辑，每个选题要关注支撑这个社会发展最关键的问题，要以出版物的方式提供一种理性的支撑，一种知识的储备。

文化理想：编辑要有不跟风、不媚俗的风骨

商务的编辑要有文化理想，要做有文化的事，要做文化价值含量很高的事，这是一种文化担当。真正被载入史册、被民众接受的都是具有很高文化价值含量的。

编辑一定要认清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出版都必须实施精品工程，要出精品。这几年，商务几个大项目的出版带动了整个生产流程的变革，带动了营销方式的变革，是非常可喜的。

一百多年来，商务的编辑曾经是、现在也理应成为文化生产的组织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11辑召开论证会时，全国的专家都来了，这都是冲着商务的品牌。没有商务的组织能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出版工程是无法完成的。没有商务的组织，《万有文库》出不来；没有商务的组织，《辞源》出不来。所以，商务的编辑要做什么呢？要看准一个社会需求，看准一个文化命题，来做组织工作。商务的编辑不要忘记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一种历史嘱托，要组织策划对国家民族发展真正有用的、伟大的产品。“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就是一种启示，其实丛书中的许多选题别的出版社早已做过，但商务的丛书推出后，无论是选目、版本和编辑质量都是好评如潮，也就是说，由于有着百年的积淀和品牌影响，许多项目只要商务出手，就会与众不同、不同凡响。商务的编辑要有这样的底气和“霸气”。

百年商务已经形成了不跟风、不媚俗的风骨，这是要继续发扬光大的，但不跟风、不媚俗绝不是孤芳自赏。以华文出版社的《雷锋全集》为例，有人说，如果这样的选题放到商务来出版，可能难以顺利出版。但要知道，《雷锋全集》是一个部队的老作家集中了雷锋70位战友，用20年的时间，把能够找到的雷锋的日记、讲稿、书信、小说、散文全部收集起来，长达20万字，呈现了一个真实、生动、令人肃然起敬并可以学习的雷锋。50年大浪淘沙，各种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雷锋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的一个英雄。而当下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出版物。商务要有这样的文化理想。

危机意识：每个编辑都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危机意识是个常说常新的老话题。以数字化为例，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在全国推行电子书包的方案，它一旦成为国家标准进行推行，对商务影响不容小视。如果商务不能在这一轮数字化变革中跟上潮流，就有可能出现被边缘化的危机。不要让商务最后成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市场化环境中竞争激烈，很多地方出版集团上市之后吸纳巨资，把内容创新能力极强的民营工作室收编在自己的旗下，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选题结构和质量都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将来如果商务不变，或还以不变应万变，最终被改变的是商务自己。所以要有危机意识，每个商务编辑都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

创新意识：数字化挑战编辑要学会转型

众所周知，出版产业（包括内容产业）的制胜法宝就是创新。不仅内容产业，全世界所有产业的制胜法宝都是创新。所以，商务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每一个编辑要时时有一种潜意识，今天商务的很多做法、思路，很多运行机制，包括编辑方式、组织作者的方式、与作者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可能都已经陈旧。创新来自于怀疑，怀疑是从伊壁鸠鲁到休谟到康德，人类最伟大的思想遗产。要怀疑一切，才能创新，才是内容创新的源泉。

当年张元济和蔡元培之间的“互动”，表面看是两位文化巨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实际上是现代出版业维系与作者之间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商务的编辑要去创新、去建立这样的关系，商务一定要搭建与中国文化界、知识界、通俗文艺界、理论界最高水准便捷沟通的桥梁和平台。没有这样的平台，任何文化理想、社会责任都是一句空话。

现在创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每个编辑都要面对数字化的挑战。数字化的神话无处不在，但是任何事情在它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时间的鼓噪，最后尘埃落定，回归事物的本质，纸质出版仍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知识可以从网络去获取，学与问则需要在深度阅读中进行。孤灯陋室中面对图书的学与问，是其他媒介难以取代的。纸质图书仍然会有长远发展，但是它将必须在数字化条件中完成。商务的编辑要掌握数字化条件下编辑的能力，这个能力亟需提高。所以，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产品的转型，更是编辑自身的转型，如果不转型，就只会面临一个现实：阅读依然存在，但是内容提供者将极有可能是别人。新技术的出现令人目不暇接，如果不做好准备，最后终将慢慢凋零。这是对商务编辑创新能力提出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