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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出版与成名

这是我国首次从葡语直译的佩索阿作品，《阿尔伯特·卡埃罗》是佩索阿以阿尔伯特·卡埃罗这个异名写下的诗歌散文集。书中第一部分呈现了阿尔伯特·卡埃罗的组诗《守羊人》，这是一部具有奠基性质的作品，组诗共有49首，但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首诗，或者一句话：世界是部分，而非整体。《恋爱中的牧羊人》是一组阿尔伯特·卡埃罗陷入爱情时的诗作，是恋爱中的卡埃罗对待爱情的自然而然的方式。《未结之诗》是阿尔伯特·卡埃罗的早期诗作，并与其他所有诗作归并在一起出版，这些诗中的最后几首是卡埃罗临终之前回到里斯本写出的。由于疾病的侵袭，诗人最后的诗作呈现出某种新奇，无论性质还是方向上，都与作品的总体特征有所区别。

《阿尔伯特·卡埃罗》[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著闵雪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8月版/56.00元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的一生可以在两个地理名词——里斯本与德班——中得到完整的解释。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他在这里出生，度过童年，成年后回到这里，在这里去世。在南非的德班，他完成了智识与情感教育。

幼年丧父寡母再嫁的不幸生活给了佩索阿接受维多利亚式教育的机缘。对英美文学的熟悉与认同使他殊异于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葡萄牙同时代诗人。佩索阿和与他同年出生的艾略特几乎同时提出了有几分相似但各有侧重的“非人格化”诗学观念。

关于这种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巧合”，我们或许可以从佩索阿的英语文学教育背景中得到解释。然而，佩索阿的阅读十分驳杂，在他所推崇的文学先师中，不仅有英美一脉的弥尔顿、爱伦·坡与伟大的惠特曼，也有葡萄牙文学谱系中的安东尼奥·诺布雷、庇山耶与色萨里奥·维尔德。他的人生与文学打下了两种语言文化相遇、冲突与融合的深刻烙印。

在中国，由于佩索阿的诗作甚少翻译出版，《惶然录》（亦译《不安之书》）压倒性地流行，人们习惯于把该书署名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与真正的创造者费尔南多·佩索阿混淆起来，这样，在中国的文学视野中，佩索阿成了卡夫卡一般的人物：视书写为一种命运，生前籍籍无名、郁郁寡欢，死后备极哀荣，且有“被背叛的遗嘱”增光添彩。这样的人物的确更具有悲剧般的美感，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所谓的“几近异名者”或“半异名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的人生确实与佩索阿有相同之处：两个人都做着和文学无关的琐碎工作，佩索阿自己也喜欢身穿黑大衣、头戴礼帽，在里斯本的大街上闲逛。然而，这个沉闷寡欢的异名仅仅是佩索阿的一个侧面，就真实的生命个体而论，佩索阿的文学生涯辉煌而炽热，即便生前发表不多，也不能遮掩他在葡萄牙文坛上活跃而激进的身影。他不是以诗歌而是以文学评论完成了文学处女秀。作为20世纪最具思想洞察力的知识分子，佩索阿主动放弃了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常规领域的批评，而是直接攻占了他心目中最高级的阵地——智识。在与“追怀主义”决裂之后，佩索阿继续以活跃的姿态参与葡萄牙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写诗、发文章、办杂志、开办印刷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经成为葡萄牙新一代诗人——以若泽·雷吉奥为首的“《在场》一代”——的精神导师。正是经由这些五六十年代成为文坛中坚力量的“门徒”的努力，佩索阿的经典化才得以实现。假设佩索阿可以活到惠特曼的寿数，未尝没有可能亲证自己的加冕。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说，纵然没有为大众熟知的名气，他也不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卡夫卡在葡萄牙诗坛的投影是色萨里奥·维尔德，由于自然主义风格不见容于当时夸饰伤感的诗坛，这位五金店主为诗人的“名分”奋斗终生，但始终没有获得承认，异名阿尔伯特·卡埃罗与半异名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的创造部分地参照了色萨里奥·维尔德的生平。

今天，色萨里奥·维尔德已经是毫无争议的大诗人，而在佩索阿所处的时代，秉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但是佩索阿以极大的敏锐赞许色萨里奥·维尔德是葡萄牙第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在组诗《守羊人》的第3首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维尔德的称许与超越的自信。

佩索阿生前只出版了一部作品《音讯》（Mensagem），其他作品不曾结集付梓，只在少数杂志上发表，或以手稿形式存留于世，几十年来，佩索阿研究者们索引钩沉，整理出版了大部分作品，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佩索阿全集的出版。然而，对于伟大的佩索阿，对于这位曾写过“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的诗人，发出任何怜惜其生前未获得应有荣誉的哀叹，都是一厢情愿，因为他早已在散文《成名是一种庸俗》（ACelebridadeéumPlebesmo）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名声的不屑：“有时，我一想起那些名人，就会为他们的名声感到悲哀。成名是一种庸俗。所以，成名会伤害娇贵的心灵……一位不为人所知的天才可以尽情享受无名与天才两相对照而带来的微喜，而且，当他想到只要他愿意便可成名，他便可以用他最好的尺度，亦即他自己，来衡量他的价值。然而，一旦他为世人所知，回到籍籍无名将不再是一件能掌控的事。成名无可弥补。就像时间，没有人能回头或者反悔。”（摘选自《阿尔伯特·卡埃罗》前言，略有删节）

用伟大的梦想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

《为了美好的中国——民国志士的探索与奋斗》张建安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8月版/40.00元

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有思想有作为的仁人志士。为了美好的中国，他们从不同途径，不断探索救国强国之路。该书即选取20位民国志士，讲述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历程。更侧重于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讲述他们的探索、奋斗经历，并在讲故事的同时，展现其可贵的思想和精神。这20位民国志士分别为蔡元培、蔡锷、廖仲恺、邓演达、杨杏佛、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杜重远、蒋百里、卢作孚、华克之、黄炎培，以及救国会七君子。

《为了美好的中国——民国志士的探索与奋斗》是由我编辑的，每次阅读都会对书中的民国志士投以崇高敬意，他们将创造美好中国的梦想点燃，然后投之以最大的热情、最积极的行动，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为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机而不懈探索与奋斗，正如作者张建安所言，他们的思想与言行，直到现在仍能给我们以启发，而他们的智慧和气节，更成为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作者讲述了20位民国志士的思想和言行，也由此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第一位是蔡元培，之所以将蔡元培作为最初的落笔点，可能是考虑到他在民国时期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蔡元培是晚清的翰林，但后来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他与孙中山等人一道推翻了晚清王朝，是民国最重要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他一生中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许多事情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然而，作者的落笔处却侧重于蔡元培临终前所说的最后的话：“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并这样分析：“‘道德救国，学术救国’——这八个字是蔡元培一生事业所在，是其伟大的人格所在。他虽然探索过各种救国之路，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但他更侧重学术与道德的建设。他认定：如果没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学术，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这些话，也值得我们当下的人深思。

蔡锷则是“抱定了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的信念，为建立美好的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全力。”民国的历史曾出现多次重大的逆流，其中袁世凯称帝称得上是最大的逆流。蔡锷不顾当时的病弱之躯，自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袁世凯，但为中国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于是，他举起了护国大旗，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蔡锷虽然不久即病逝，但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死而无憾。

廖仲恺与蔡元培一样，是民国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他的着眼点主要在解决当时中国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能否独立自主。当时正是中国长期处于受压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这种情况下，廖仲恺竭力提倡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他认为：“民族主义系要使中国人民得世界上人类平等之幸福，而遂完满之发达，此便是民族主义之目的……所谓人类之幸福者，即人类应有享受之幸福。外国人有享受者，吾国人民亦应有之。现在外国人吸收吾国人民之脂膏，而为制造其物质之文明，享其幸福，所以一定要打消不平等条约。”廖仲恺的梦想是中国能够独立自主，中国人民能够获得人类所应享受的平等幸福，为此他不懈努力，最终以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梦想，他是伟大的。

邓演达是一位军事家。在艰难的岁月里，邓演达一直在追寻中国究竟该往何处走，如何才能建立真正美好的中国。然而，当他上下求索，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要以“军事救国”时，噩运却降临了。这是一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邹韬奋未曾见过邓演达，却写了一篇《邓演达先生的精神不死》，是文中邹先生说：“知道他的朋友们除了敬佩他的学识经验之外，尤其不断地赞叹他伟大的革命人格与魄力。他们说他有健全的体格、坚决的意志、吃苦的精神、远大的眼光、坚贞的气节、坚强的领导力。他们说他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全才。他们说他是近代中国所具条件最完备的一位领袖人才。”邓演达虽死，但他的梦想不灭。当崭新的世界建立以后，人们仍在不断地怀念他。

杨杏佛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但他的目光总是关注到当时苦难的中国。他觉得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杨杏佛的“梦想”是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他相信自己的“梦想”会成为现实。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抱负和理想，杨杏佛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便迅速回国，他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他们是以“新闻救国”、“言论救国”的著名报人。杜重远、救国会七君子、蒋百里，他们是“抗日救国”、“团结救国”的著名人士。这些人都唱出了当时时代的最强音，他们的梦想同样点燃了整个时代追求进步、反抗外界强力的决心，他们每一个人的去世，都令世人悲悼，但悲悼之后，就是以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参与到新的探索与奋斗中去。

卢作孚和黄炎培，两人都是教育家。但卢作孚由主要办教育转向了主要办实业，黄炎培由主要办教育转向了主要从事政治活动。这都与他们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关。卢作孚本来怀着“教育救国”的宏愿，但每每因军阀的影响，无法将业已有所成效的教育办下去，他最终感到教育固然是根本，可是没有好的经济基础，“教育救国”的想法很难实现，于是，他转而致力于“实业救国”。在他为“整个中国现代化”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中，乡村建设、交通运输业成为主要部分。而黄炎培则由于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最终成为一位影响面更大的政治家。

这便是这本书的大概了。作者并没有轻率地下结论，而是通过这些民国志士自己的言行说话，也较多地引用了传主们著作中的原话，由此，在整个时代的背景下，这些民国志士的身影活泼泼地进入读者的视野，引发大家的热情与思考。尽管他们的言行必然也带着那个时代的局限，但他们的精神与我们是相连的，他们的探索与奋斗是我们生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带着理性的态度去提取其中的精华，从而获得启发和教益。

这本书也让我意识到，中国需要大量的有志之士。为了美好的中国，需要大家根据各自的情况，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努力，然后汇聚成强大的力量。

美国大学招生的“另类”指南

《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美]丹尼尔·金著张丽华、张驰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版/49.00元

该书是一部详细披露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等美国著名高校如何通过提前录取等方式，在招生录取中向权贵家庭倾斜的调查报道。作者通过历时3年对美国100多所高校的深入调查和追踪报道，首次详细披露了美国一流大学招生中鲜为人知的录取标准、故事细节和存在于各所著名大学招生录取潜在的双重标准。该书一经出版，震动美国社会，畅销全美，使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美国著名大学受到社会舆论的空前压力，不仅成为美国家庭申请一流大学时的必读书目，还迫使哈佛等著名大学取消了有利于权贵富裕家庭的提前录取政策，作者也因此荣获2004年普利策奖。

《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良知之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有关美国大学招生的“另类”指南。在美国，认真阅读该书是每一个准备申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美国名校的学生和家长必做的功课。

该书是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华尔街日报》著名记者丹尼尔·金的长篇力作。作者通过对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哥伦比亚、康奈尔等美国100多所高校的深入调查和追踪报道，揭示了美国一流大学的招生潜规则，是第一本披露美国一流大学如何为亚裔高分学生设置隐性标准以降低亚裔学生录取率的书，也是一本促进教育公平并改变了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录取规则的书。

对于国内广大希望赴美留学的莘莘学子及家长，该书实为一本权威的、不可多得的有关美国大学招生的“另类”指南，有助于广大学子及家长全面了解美国的大学制度和特点，了解美国大学的不同定位和潜在的招生规则，了解美国私立大学、公立大学、研究型大学、社区大学、文理学院等不同的大学分类，熟悉各类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招生特点，把握美国大学的特点定位,使其留学选择更理性，申请计划更符合自身实际和所申请大学的定位要求，提高学校选择的有效性，避免盲目性。

对广大教育和政府工作者而言，该书给我们展示了美国大学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有助于思考人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选择好大学，优良的大学教育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有助于在教育预算投入已达国内生产总值4%的今天，认真思考教育改革的路径走向，明确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招生录取的公平性始终是高等教育改革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维护招生制度的公开性、公平性，不仅是维护教育的尊严，也是在维护教育的最后底线。

对广大社会公众而言，该书不仅在于近距离地看到了美国大学鲜为人知的一面，更在于进一步感受到了舆论和公众监督对教育及社会公正维护的重要性。可以说，不在于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高校是否也有潜规则，是否也有不公正的事情发生；重要的是在于社会有没有维护正义、修正错误的机制，有没有赋予公众改进社会、修正错误不公的权力，并切实保障这种权利能够得到真正实施，使大学和社会及时回到正确的轨道，不致偏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