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8辑出版

我们为此套丛书(“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所做的一切,无疑都带有不寻常的意义与使命感。可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却只能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以一颗务实谨慎的平常之心,来料理这套学术丛书赖以延续下去的诸多繁杂与无尽琐事。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可以勉励自己说:九年辛苦,感慨良多,终有所得。

1997年8月30日,季羡林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用相当平淡而坚韧的语言,说起“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特点:“我们的宗旨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我们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从未大事张扬。一如俗话所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季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又有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截至2003年6月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一共在三联书店编排了8辑,出版新书的总数超过50本,全部发行量超过30万册。如今,回顾一下我们的工作,我想用“天时地利人和”这句老话,来形容和评价过去九年中取得的初步成绩。

这套学术丛书,首先是中国改革大潮下应运而生的一桩新事物。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启发并鼓舞了许多人,包括三联书店的沈昌文、董秀玉两位老总。他们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长期抱有一些开拓进取的热情想法。而实施这些想法的机遇,则是他们于默默中一直等待和期望的。

同样抱有类似想法的,是一批往来于中美学界的年长学者。他们家居北京,常年在北大和社科院教书育人,因而对中国当代的学术发展,尤其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怀有直接而天然的殷切心愿。譬如德高望重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就经常与三联老总们说东说西,犹如一家子人在一起拉家常。

于是在北京这片古老土地上,天缘巧合,人意遂顺了。1993年春天,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的韩南教授,专程前来北京,与三联总经理董秀玉签订合同,确定由美方赞助三联出版一套学术丛书的协作方案。与此同时,也确立一项编选原则,即这套学术丛书,将由一个中国资深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加以指导。评审过程中,则采用专家匿名评议、委员会择优遴选这两项国外学界通行的制度。

就这样,“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桩新生事物,一步三晃、边走边试地起步了。一方面,作为学者、出版商和编辑人员,我们从未有过这种跨行业、跨学科的协同工作经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与哈佛协议的出版项目,它的确又是一段延续历史、开拓未来的国际交流佳话。

早在抗战时期,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即已致力于中美学术交流。他与洪业、翁独健、聂崇岐等中国学者合作编撰的哈佛燕京《引得》,至今还存于图书馆内,为万千中国学人参阅使用。一句话,我们为此套丛书所作的一切,无疑都带有不寻常的意义与使命感。可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却只能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以一颗务实谨慎的平常之心,来料理这套学术丛书赖以延续下去的诸多繁杂与无尽琐事。

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可以勉励自己说:九年辛苦,感慨良多,终有所得。而目前初具规模的这套丛书,已被许多人(包括美国人)称作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与外方合作的一个典型成功范例。

既如此,在这小有成就之际,我便想贸然代表中国学界的年轻一辈,向过去九年中贡献卓著的5位先生表示敬意,他们分别是: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院前任院长韩南教授;

哈佛燕京学院现任院长、著名汉学家杜维明教授;

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董秀玉;

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

为本套丛书尽力工作的责任编辑许医农先生。

庆贺与感谢之余,则应当坐下来自我冷静一番,以便对前一段工作有所反省改进。眼下我最多想到的,一是扩大稿源,二是形成规范,三是增加学术创新特色。

先说稿源。这套丛书宁缺勿滥,早在中国出了名。每年各地来稿百十部,我们往往连十取其一的比例也达不到。依合同之约,丛书每辑额定8本。但一连3辑,我们至多只能推出5至6本。留下的缺口,似乎越来越难弥平。真正能让委员会多数赞许的好书,实在少而又少。出路何在?我想,惟有在不降低水准的前提下,扩大我们已有的约稿面,加强与前沿学者、新兴学科的联系,并适当提高作者的年龄上限。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当年的年轻学者正进入黄金年段。他们的成熟作品,似应纳入我们的遴选范围。

再看规范。时下学界有一些争议,涉及规范的建设与保持。本丛书虽有一些水准不齐现象,但质量大体有所保障。在此基础上,我建议进一步加强学术规范,为学界提供一些可以认同的示范性学术著作。

理论上讲,一部优秀学术著作,除去知识价值与创新观念外,它还应为本学科提供某种学术规范上的新标准。当然,规范不是靠一本书或几本书形成的。但只要我们保持规范建设的长远眼光,这套丛书自然会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最后是学术创新。季羡林先生一直强调丛书的中外贯通与变革创新。他提出一个中肯要求:鉴古知今,鉴外知中。他还再三声明说:“我们对国际上一些新兴学科特别予以注意。这不是单纯地为了与世界学术接轨,而是志在要世界同我们接轨。我们不但拿来,还要送去。”

从今后中国发展大趋势看,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最高远、最困难的目标。鼓励创新,提倡开放,推动学术进步,并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中不断汲取动力,这大概是我们继续工作下去的一个主旋律。至于做得好不好,仍须这个团体付出极大努力,更需要学界的广泛支持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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