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走出去”深挖汉学家

从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那一刻起，“莫言热”就一路蔓延到眼下。而和莫言与中国文学一起持续“吸睛”的，还有那些“让莫言得奖的重要推手”，像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审评委之一、同时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马悦然，被誉为“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译有莫言多部作品的葛浩文，翻译了莫言几部长篇小说的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等等。除了“一起推动莫言的作品进入西方视野”之外，这些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标签——汉学家。也正如业者所言，一个诺奖再一次印证、凸显了汉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出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推动力。而需要思考的是，这个群体的能量是否在相关出版业者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挖掘？

合作角度走向深入

目前，出版机构正在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开发汉学家资源。中国出版集团公司2013年召开了国际化战略推进大会，2014年度重点工作部署中，在增强国际传播竞争力方面提出举办首届作家、翻译家和汉学家论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和欧美同学会合作，组织海外华裔和汉学家开发相关产品，正在拟列名单。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都在积极推动与汉学家的合作。

通过汉学家的翻译或者翻译润色实现图书的对外传播，是目前国内出版社采用的首要方式。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军表示，该公司借助汉学家力量“走出去”的单品数量并不多，但汉学家翻译作品产生的辐射作用和扩散效应巨大。汉学家葛浩文和林丽君翻译的《格萨尔王》已传播到十几个国家，葛浩文翻译的《碧奴》也已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五洲传播出版社与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法语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汉学家建立联系，主要约请其对“人文中国”书系、“中国当代文学精选”等图书进行翻译润色。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表示，文学领域特别是古典文化领域的海外汉学家相对明显地呈现出“青黄不接”的趋势，多是年长的人在坚持。仅从翻译角度来看，这两个领域对译者的文字功底和文化背景了解程度都有较高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刘光宇举例说，人大社承担了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大中华文库”中《唐诗选》汉德对照本翻译出版工作，约请的主要译者和编者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吕福克。吕福克曾笑称他这一辈的汉学家是“宝贝”，因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德国人已很少。在“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下，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费也会较高。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司格林把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的俄文版译文在手里放了十七八年，一直没有出版社付得起翻译费，最后还是在张洪波的协助下获得原新闻出版总署的翻译资助后才得以出版。

在翻译之外，较深角度的合作也在推进中。美国汉学家罗斯·特里尔对当代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政治问题有深入研究，他的《毛泽东传》中文版由人大社出版，近10年间实现了几十万册的销量。针对这些精通中国国情和文化的资深汉学家，人大社尝试约请其直接介入创作。该社约请特里尔撰写了半传记半回忆录性质的《我与中国》，该书以英文写作，再翻译成中文版本在人大社出版，该书的其他语种版权也在由人大社积极推介。该书的运作也催生了另一个策划思路——约请各国汉学家就这一主题撰文，目前一位韩国汉学家正在撰稿中。刘光宇表示，人大社与外籍作者约稿时，会签署作品的各语种版权，在选题策划阶段就为“走出去”做好准备。由汉学家直接撰写英文稿还可完全避免“走出去”工作中的翻译瓶颈。人大社去年推出的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的《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成功印证了这种操作的可行性，其英文版将由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社图书出版中心副主任郑磊介绍说，该社计划邀请阿拉伯地区的汉学家与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专题对话，集结成图书进行出版。受访者认为，找到合适的汉学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出版社是不是有策划想法，可以把汉学家资源转化成何种程度的出版资源。

聚拢资源优中选优

“无论从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上还是国情及文化的了解上来说，汉学家群体对于走出去都是很好的通道，部分汉学家还和本国出版界有紧密联系。因此一定要重视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帮助他们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甚至是实现具体项目的资助。”张洪波在多个场合这样说。文著协的一个设想是，建立一个“外国汉学家数据库”，今年计划纳入50~80位：从各国遴选有代表性的资深汉学家，定期推送中国相关出版信息，并即时掌握其研究方向和关注热点，尤其是他们手中工作的进度，以此有效促动“走出去”。

官方推动是聚拢汉学家资源、增强汉学家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原新闻出版总署每年都向翻译研究中国图书的外国汉学家、出版家颁发“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2年，经原总署推荐，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被国务院授予“2012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这应该是中国政府颁发给海外汉学家的最高级国家奖项。在第20届莫斯科国际书展“年度图书奖”颁奖晚会上，俄罗斯主办方专门为书展主宾国中国设置中国文学作品俄语最佳翻译奖——“秋菊奖”。已故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阿理克翻译的《中国古文经典》获得该奖。时任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亲自为该书出版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社长斯维特兰娜·阿尼凯耶娃颁奖。

3月17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行业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出口促进、行业自律、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张洪波表示，文著协正在发挥这样的作用。2013年12月，斯洛伐克《世界文学评论》杂志计划在2014年2月推出由本国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学专刊”，委托文著协联系中国作家授权。由于发行量仅有几百本，翻译和出版成本较高，项目就要泡汤。最后经文著协协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其提供了翻译和出版补贴，使专刊顺利出版。

目前，出版机构也在通过海外机构、高校及国内研究机构等渠道增强对于汉学家资源的聚拢和开发。多位业者提醒，出版业者对世界汉学大会等各种汉学家参与的活动关注度不佳，而这些会议恰是积累汉学家资源的重要途径。

郑磊告诉记者，五洲社每年推出300余种外文书，重点产品都需要有汉学家参与，因此仍急需扩充汉学家资源。值得欣喜的是，优质图书的“走出去”也成为吸引汉学家的一个途径，不少汉学家就主动联系五洲社，促使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业者指出，“中国热”使汉学在国外成为热门学科，但国外达到相当水准的汉学家仍有限，国内业者需不断收纳汉学家资源，优中选优，并加快对一些领域稀有汉学家的发现和借力。

声音

陈建军：与文化“走出去”的期望值和力度相比，汉学家作用的发挥仍有差距，可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善：一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汉学家的分步、特点和优势，国内出版界还不足够清楚和重视；不少汉学家对国情和文化变化及国内出版界的需求也不十分了解。二是支持力度尚需进一步加强，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大，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广难度大、时间长，汉学家的付出需要得到政府和机构的强有力支持，如政治荣誉等。三是持续推动汉学家队伍的培养和壮大，建立汉学家与国内学者、作家交流和出版业者沟通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