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陈昕如何谈出版经济学的研究价值

在当前我国的出版学研究中，经济学分析是一个薄弱环节。《出版经济学文稿》作者陈昕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出版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建设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书中全面阐述了出版经济学理论，可谓是出版经济学的奠基人。

《出版经济学文稿》陈昕著/中华书局2015年3月版/65.00元

如果说巢峰是倡议“出版经济学”研究的先行者，那么，陈昕则是出版经济学的奠基人。1983年，巢峰首次将“出版”与“经济”联系起来，提出了“出版经济学”的概念。正是受巢峰的启发和支持，陈昕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图书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预测。1985年，他发表的论文《开展社会主义出版运行机制研究》，是全国第一篇将出版定性为产业的文章；他于1990年推出的《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也是国内最早对出版业开展经济学研究的专著。

此后的20多年中，陈昕着重通过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出版，陆陆续续撰写了100余篇论文及多部专著，在以出版家的身份享誉中国出版界的同时，也被业界同仁冠以了“出版经济学家”的雅号。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出版经济学文稿》一书，是他关于出版经济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从中可以看到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深厚造诣和对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深切关怀。

在《出版经济学文稿》中，作者对中国出版业做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产业到部门、从全球到国内的全景式研究。与许多学院派学者的观察性研究和推理性分析不同，作者的所论，建立在充分、扎实的图书出版数据基础之上，广泛采用历史材料、市场资料和对比数据，时间跨度达到30年，空间跨度涵盖数十个国际国内大型出版集团，运用缜密的理论架构进行深度分析。

陈昕在书中首先剖析了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进行客观评价。他在1980年代末就非常敏锐地指出，从1986年开始中国图书市场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供给方要及时转变角色，否则将无法走出图书市场萎缩的恶性循环；中国居世界前列的出版品种数字支撑着的出版繁荣业绩很可能是虚假的，需要通过建立图书销售代理制来推进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解决生存问题；曾在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留下显赫一章的新华书店，正成为中国图书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出路在于开展深入而广泛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他对图书出版业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总能较早地发现，一针见血地给出重要的判断，并为之探寻解决的途径。

作者还梳理了中国图书出版业在过去30多年发展中经历的不同阶段。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机理作深入分析，以求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描述。他还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的经验，以国际国内出版形势的变化为背景，提出中国图书出版产业长期发展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出版社的类型选择与企业改制、集团化及其结构安排、数字化建设与数字化产品等），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作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延式、数量性、粗放型的方式实现的，进入21世纪后，这种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所以他提出了中国图书出版业在出版模式和增长方式方面亟待转型的观念。在书中他描述了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外部冲击，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梳理和归纳了中国图书出版产业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给出系统性的解释。

最后，作者解析了中国现阶段的图书定价情况并给出了实证研究和相关的政策建议。作者以中国图书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图书价格不断攀升这一现象为切入点，对图书商品经济属性、图书垄断性、欧美国家图书定价模式等开展多层次的研究。图书本身的低价格弹性、高收入弹性、较强的垄断性、作为信息产品其价值的复杂性，以及较强的正外部性等，使得图书与其他一般商品有着显著的不同。而他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弹性指标对图书商品的经济属性加以具体量化。

在过去30多年中，作者以他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图书出版业历史变局的重要见证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未来学家。透过《出版经济学文稿》可以看出，一直以来，他所呼吁的焦点也常常是中国图书出版业下一步发展的重点，而且，往往是在大家看不清方向的时候指出并被后来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路径。如他针对1986年后中国图书市场在高速增长后回落的事实，得出中国图书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判断，引致业界议论纷起，作者还与出版界前辈王益打起笔仗，成就了当代出版史的一段佳话。

在我国当前的出版学研究中，经济学分析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经济问题就没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相反，我们实在有必要以一种继承和发展的态度，在从事出版工作的同时开展出版经济学研究，从出版经济的实践出发，合理地运用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各种出版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使经济学理论和出版学实践获得丰富和发展。从这方面而言，陈昕的出版经济学研究，在为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寻路、为中国出版经济学的创建奠基的同时，也为当下的中国出版人如何进一步做好出版工作确立了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