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著名军旅作家。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911》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伞兵出身的作家王树增，体格魁梧，身形匀称。饶是如此，每次高强度的写作过后，他还是会大病一场。这一次也不例外，王树增交出的作品是180万字的《抗日战争》。一共分为三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繁复的历史，将近两百万字的体量，以及背后浩如烟海的史料、档案，这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都绝非易事。更何况王树增还有一个原则，既然是“非虚构文学”，那么连细节都不能虚构。就比如写到交战双方的一个排长，他甚至连这个排长的家乡在哪都要查证，这无疑又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
《抗日战争》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抗日战争》写作难度比较大
记者：将《抗日战争》作为您战争系列作品的最后一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王树增：恐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抗日战争》写作难度比较大。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还有档案和资料的获取，都比其它那几个题材可能难度要大一点，体量也大一点。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一直下不了决心。
其次，抗日战争是战争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它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牵扯面之广，远远比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规模要大。我想这恐怕也是难度之一，特别是对于历史认知问题。抗日战争是我们当代中国战争史当中，认识最为含糊也最有分歧的一场战争。
记者：提到史料的运用，我注意到您在书里也提到了《田中奏折》。学界对这个奏折的真伪存在不同意见，您为何把它作为可以采信的材料？判断依据是什么？
王树增：我觉得《田中奏折》无论出现的时间和它的基本内容，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国策，逻辑上是一致的。我仔细研读了《田中奏折》的原件，我认为逻辑上是行得通、合理的。至于各种争议，我宁可相信它是真的。当然现在连史学家都没有办法来考证它的确实性，我的直觉感到好像它有相当的可信度。
记者：我注意到您引用了日本的战史，比如一些战斗的伤亡数字。想问下您觉得中日两国学者在战争史的研究中，有怎样的不同？
王树增：我们举个例子，好比说计算伤亡上，日本的战史和国民党官方的史书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扩大和夸张它的所谓战果，而把自己的伤亡压缩到最小。日本史尤其离谱。一场长沙战役，说阵亡官兵280人，这个就离谱了。我书里关于每场战役的伤亡，是站在客观角度上的。我是这么表述的，日本战史是怎么说，我们战史是怎么说。这里就差得很大，让读者去判断吧，我也不知道多少。
我们八路军的战史在统计数字上也不准确。我给你举个例子，平型关战役的歼敌数字就有好几个说法。有的人说1500，有的人说2500，有的人说是800，根据彭老总自己的回忆，歼敌数字是不过千的。但是你要知道，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在战争期间，档案的工作是十分薄弱的，记载乱七八糟。不过，衡量一个战争，最后的标尺并不是伤亡数字，那个不是绝对的标准。我们拿它举例子，就是说整理这个史料有多少困难。
抗日雷剧戏谑的是我们自己
记者：为什么您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际上在抗战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王树增：怎么理解我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句话？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首先倡导和支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谁能把民心凝结成一条心？蒋介石做不到。共产党人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为此作出巨大牺牲，连帽徽都换了。现在有些观点，说共产党人之所以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企图做大，我觉得这在逻辑上行不通。如果共产党人真要企图做大的话，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这种话绝对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你很难想象那时候共产党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多大的让步。第二，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抗战的总的战略决策就是《论持久战》。最后战争每一个阶段都验证了毛泽东的话。实际上包括蒋介石、白崇禧，也读《论持久战》。第三就是敌后战场。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始终在滞留着日军几十万的部队。就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在民族精神上，在战略战术上，共产党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记者：刚才提到抗战雷剧，实际上这个话题也被谈了很多年，但是它到现在依然存在。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王树增：我觉得这样写战争是不怀好意的。作为军人，很负责任地说，它极大地侮辱了我们的前辈，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斗志。我觉得抗日雷剧戏谑的不是对手，是我们自己。这些人说轻一点是无厘头，说重一点是别有用心的。我非常地痛恨，不是反感，我是痛恨，因为他害处太大了。世界上有出息的民族不会出现这种事情，越有出息的民族越正视对手的强大，甚至夸大对手的强大，用以坚强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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