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

2015年初,厉以宁先生发表了题为《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一文,启动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汇集了三十几位作者的文章十数篇,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展开了分析和论述。

学者们纷纷聚焦于蓝领,既因蓝领人员体量庞大,是中国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造中产阶级、构建纺锤型社会无法绕开的话题。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蓝领阶层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总体上看,这种发展以增量为主,蓝领阶层面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在发展中有所弱化,不过仍十分突出。而随着2012年快速跨过“人口红利”拐点,蓝领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愈发尖锐。曾几何时满地里找工作的劳动力,顿时变得紧缺起来,用工荒从沿海向内陆快速发展。而另一方面,蓝领阶层的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工作收入等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有媒体就此指出,用工荒的背后,是技工荒的稀缺,一些紧俏技术岗位频频喊“饿”,薪酬也相当可观,但后继乏人,比如曾不被新一代农民工看好的木工等工种。

对于蓝领,本书作者们更愿意将他们视为按经济收入和工作性质划分的特殊阶层,但现实中,中国蓝领阶层组成极其复杂,既包括部分城市工人,同时也包括大多数走向城市的农民工。这种身份分野,不仅涉及收入、工作条件,更多因为盘根错节的户籍问题——虽历经改革,但农民工仍旧受阻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难以顺利融入城市。

就蓝领问题,厉以宁导入了有别于城乡户籍的“二元”概念。在这种“二元”维度里,一部分蓝领有着较好的薪酬,工作环境也较好,另一部分蓝领则自始至终收入较低且工作环境较为恶劣。尤其是,低收入蓝领阶层上升通道极为狭窄,现实环境决定了他们再如何努力,也难以超越另一部分高收入蓝领的收入下线。这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低收入蓝领群体的现状如果不能得到改观,很可能形成贫穷固化,甚至进一步恶化为贫穷代际传承。

本书文章对蓝领阶层的分析探讨深入具体,从中国蓝领目前面临的问题看,倒是觉得,首先应当冲出两大“包围圈”:一是冲出户籍制度的“包围圈”。许多政策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客观上阻碍了人口顺应经济发展的合理流动,这也是大批农村人口无法改变的“候鸟”特征；二是冲出传统思维认知的“包围圈”。传统思维模式里,技工有别于普通工人,但技术工种仍然被看成中低阶层,表现在用人单位里,技术工种收入始终难以超越哪怕是最低级别的领导。

当然,这并不是说蓝领冲出两大“包围圈”后,就会自动迎来又好又快的美好明天。从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蓝领阶层的爬升,普遍需借助技术平台,这也是发达国家力推的“工匠精神”。

德国是崇尚“工匠精神”的著名国度,“在众多类似德国优秀中小企业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工人都具有优秀的手工艺传承,所有工人都具有着令人尊重的工匠精神。在德国,一个技能高超的熟练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科学家基本没有差距,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工匠精神的认可和赞赏”。

只有冲出两大“包围圈”,中国蓝领才有更多向上爬升的可能。而中国蓝领未来能否成长为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匠精神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直至繁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