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稷：曹乃木先生访谈录

《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

在通州搞师范教育

张稷：商务的馆史，从翰伯先生恢复馆史研究室以后，一直到陈原、林尔蔚、杨德炎和王涛总经理、于殿利总经理都相继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继续挖掘、整理和研究1949年以前的历史；另外，1949年之后的资料，较之前要少，需要抓紧挖掘整理，值得留存的，也要想办法留存下来。很感谢您能接受口述采访。

曹老，您是商务的老编辑，又是唯一被周总理接见过的《新华字典》组的编辑。您是什么时候来商务工作的？

曹乃木：你知道吗我不是老商务。我原是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1948年时候我大四还没毕业。毕业论文原是计划翻译美国一本有关经济学小册子，刚把序文翻译完党有任务交给我。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就从学校出来了。当时已经快解放了，党组织让我到冀东军区长城部去。冀东军区长城部主要负责掌管该地区和附近敌占区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及一般群众的政治活动情况、工商业发展情况以及物价、税收等，并配合军事发展对该地区解放前后全面治理情况进行了解。我到了冀东给了我任务后就让我回来。我走到天津，天津正好被围，我就只能等天津解放了。我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挖了个洞，怕万一打起来炸弹不定会炸到哪儿，危险很大！天津解放后1949年初吧，我又找到冀东方面，他们告诉说我原来所属的“冀东军区长城部”已经到了通县。于是我找过去才又见到了我们的领导。当时冀东军区长城部的领导人是董昕同志，他在北平解放后担任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也担任过吉林省委的领导。其属下侯方岩同志在通州城区解放后任通州市长。找到他们后，让我在通县呆着，负责组织个通州小学教师的学习班。于是我就把逃难走出去的老师们都召集回来开了一个月的学习会，主要内容是学习解放区的政策。1949年3月2日，侯方岩命我和李一农以军管会名义接管了一个学校，就是“通县简易师范学校”。当时该校由北京市教育局管理，那时市教育局在中南海内的市属机关办公，他们发我们经费。我们学校只招收高小毕业生，学生住校三年，毕业时相当于初中水平，毕业后分配到小学任年级教师。毕业生水平一般较该地男师、女师差一些。后来我当了那个学校的校长，学校开始招生开学，我就留了下来。

通州后来成为北京市的一个县，对了，北京那会儿还叫北平呢。通州城内称“通州市”，属北平市领导，城外通县则由河北省领导。1949年7月4日，要召开第一次“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会议地点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领导让我参加，我还被北平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列为执委会成员。会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周恩来总理也去了，正好坐得离我不是很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还请周总理签了一个名。

1950年8月25日，河北省通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给我通县师范学校校长的委任状。这样，通县初级师范学校改由通县专署领导。之后又把我从学校调到专区去了，昌平、密云、平谷、三河，等等，这些县都在通县专区里。后来河北省的各专区都成立了一个“中等学校总校部”，我被调去做负责人。由专署教育科从全区中等学校中调来四位教师做视导员，负责到专署所属中等学校做视导工作。实际成为专署教育科的附属机构。我曾两次到中学、师范听教师讲课，并视察学校其他情况。不久，我又被调往河北省委党校学习，一年后毕业。

1958年，通县专区里党的机构叫“中共通县地委”——通县地方委员会，我被安排做地委文教部长佟陆德同志的助手。很快，通县专区划归北京市，通县地委也被并入北京市委，我被调到北京市委教育部。因为我是原地区来的，所以还是分管各县的中等学校。当时的部长是廖沫沙，我就在他的领导下。从1958年调到市委，没过一两年，大概是1960年，就开始批判彭德怀。我那时因身体不好有胃病，曾在同仁医院住院，出院后赶上批判彭德怀运动，受到一些批评，但我理解我这唯一“外来户”的处境。虽然被搞了一下子，但也没降我的级，就让我到崇文区的师范学校当校长去了。而佟陆德同志却在被批判过程中自杀。

与编字典结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到崇文师范当校长，学校的全称是“北京市崇文师范学校”，当时北京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都有一所以区名为校名的师范学校。我去了之后，因为学校本身底子比较好，摊子还是不错的，做了两年，成绩较突出。后来北京市把各区的师范统一排号，崇文师范排了个第一名，更加有名了，就改称北京市第一师范学校。后来我去了周总理亲自领导的《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崇文师范改组变成了北京市联合大学。“文革”时我被打成“走资派”，没了自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解放。从牛棚里出来，回到学校，时值周总理有个讲话，说到人家外国人来赠给咱们《大百科全书》，咱们连本像样的书都不能回赠给人家，要求先把字典搞一搞。那时我在第一师范，属崇文区党委，区委派我去做这个事情。

我被打成“走资派”，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让学生学查字典。我是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毕业的，很了解语文水平、特别是查字典对师范生的重要性，因而着重强调这两方面的学习。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是要当教师的，我认为，不会查字典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师范学校的学生，必须会用字典，而且要经常查。如果学生不认得字来问你，你不见得都认识啊！所以查字典要过关，要快一点，比别人强一些。所以，我做校长时，就强调这个。特别是对汉语专业，我要求，学生的查字典都要过关，要查得快，查得好！我在学校掀起了类似于“运动”似的学习查字典的热潮。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有学生提出来，说这个校长让我们查字典，是“只会拉车，不会看路”！意思是只顾低头拉车了，不注意看政治方向，就是“重业务，轻政治”嘛！认为我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这个，我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直到后来遇上总理要修订字典，责成各个区里推荐人去做这项工作，区委就说：“得了，让他去吧，他过去就是强调查字典的！”就这样，我到了《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开始的时候修订工作是在北京大学，基本快好了，又转移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到最后准备出版的阶段，我们这一摊子又都挪到商务印书馆来了。因为这本书原本就是商务出的嘛，要排版校对什么的，人都过来更方便。后来清华大学根据有关政策，还补发给我了毕业证书。

“二曹”一起主持《新华词典》的编纂

张稷：您之后一直在商务工作吗？

曹乃木：是呵。到商务之后，就专门搞咬文嚼字的事了。我呢，还是很有兴趣的。我小的时候，上过私塾，背了些古文，从“孟子见梁惠王”一直往后背，稍有点古代汉语的基础。“文革”结束后，教育局又想调我到别处去工作。当时，北京市高等学校出现了一批大龄的大学生，教育部的一位负责同志（是个军人）想让我去管理那部分学生。我就对市里领导说，饶了我吧，“文革”这几年做行政工作做得够呛，我愿意在商务，继续做“咬文嚼字”的编辑工作，这符合我自己的兴趣。商务印书馆的领导也希望我留下。教育局也没再强迫我，我就自己把个人档案从市委调到教育局去了，又由教育局调到了出版署。这样，我就算是商务的人了，一直到退休。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简历，也是一言难尽的……

张稷：《新华字典》看似一本小书，但也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部重点辞书了，但是在建国后老百姓的文化普及、文化学习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辞书编纂史上也很有地位。《新华字典》修订小组的情况，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曹乃木：原来的修订小组组长曹先擢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我们这个《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后来就直接转成《新华词典》编纂组了，这两部辞书是连着做的。《词典》是北京市教育局领头组织编的。当时由教育局的一个副局长领导我们这个组，还沿用原来修订《新华字典》的摊子。可能后来又抽了商务的人，像周玲，我记得就是后去的，修订《新华字典》的时候还没有她。还有李达仁这样的年轻同志，也是后去的，他后来做了商务印书馆汉语室副主任。记得当时教育局局长韩作黎建议我们，《新华字典》修订完了，咱们这个摊子别散，因为大家都是搞字典、词典编纂的，有了这个基础了，咱们再搞个词典，就起名叫“新华词典”。这是他的建议。当然《新华字典》组的人也都赞同，这个事儿还是一桩好事儿，参加的人都比较重视词典编纂工作。《新华字典》修订结束后，搞《新华词典》的人留在商务印书馆继续编词典。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商务。也有人调回原单位，但是曹先擢没有动的。当时我们年纪都不太大，我比他还大一点，我们那个词典组，就把我叫成“大老曹”，叫他“二老曹”。原来我不是组长，到了词典组以后，我又负点责任，就提我做了修订小组的副组长。之前曹先擢先生是组长，没有副组长的。

字典组修订完成之后，由我做了总结。我积累了一些材料，大家说要总结总结，我就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给大家，说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连成绩带我们的缺点都写了。你不知道，在修订过程中，我们有过不少过火的地方！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例子：咱们字典里面收了汉字“就”，这个字在老百姓口语中常常用来当“搭着”讲，比如“炒鸡蛋就馒头”“就饭”“就着吃”。那时候，词条编了要大家看，要纠正里面不合适的地方，有人说这样的例句，有资产阶级性质，“就馒头”“就饭”不够朴素，应改“就窝头”。这件事儿后来常被当成笑话说。这样改当然是不对的，过“左”了嘛！自然后来也就没再改。这也说明日常生活的事情，不能样样上纲上线，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概念来套。我为这个事情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新华书店办的一个刊物上。后来有报纸采访我们，也举过这个例子。

周恩来总理接见

张稷：关于《新华字典》我们都知道周恩来总理很关心，曾经接见过编纂小组的专家。您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好吗？

曹乃木：字典组被周恩来总理召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71年4月12日凌晨1时至5时，是曹先擢先生去的。第二次召见，是在1971年6月24日下午4时至晚9时的全国出版会议上，这次组里让我去了，当时我是副组长。因为总结是我写的，我在出版会议上介绍了《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情况，代表字典修订小组做了报告。后来又去见总理。

那时候，词典编纂工作受极“左”思潮影响比较大。那次会见，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说：“你们《新华字典》的书名题字，是集的鲁迅的字。”总理又说：“不要拿着名人的字乱改乱动，这个字不是专门给《新华字典》写的，不要随便拿来凑成一个书名，不太严肃，等于作假了，最好不要再用。”——总理批评了这个事。记得接见之前，总理周围的工作人员就提醒说，总理身体很弱，事情也多，一些小事情就不要提出头儿来增加他的负担，他还得回忆还得想，让我们少发言少说话；又说总理这么忙，谈出太具体的问题来不太好。所以我们听了总理的话也都没再说什么，没有讨论。那次谈到很晚，吃完了晚饭，总理又招待我们吃夜宵，吃完又聊，一直到过了午夜一两点钟。大家就更不敢多说话了，他真的很累！

给吕叔湘先生校错正讹

张稷：您到了商务以后，就一直在汉语编辑室吗？主要做什么工作？

曹乃木：我一直在汉语编辑室没有离开过，《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编完了以后，就是些汉语的学术书。我编的最后一本书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当时的语言所所长吕叔湘先生的论文集（《汉语语法论文集》）。编辑室的主任是郭良夫——现在已故去了。吕叔湘的这本书，辑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而成的。写作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比较困难，书少，编辑也难，所以既使是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问题也不少。例如书里面引用了《孟子》，编辑得拿《孟子》的书来参校呵，但当时找本《孟子》这样的书都是很费劲的。看稿的时候我发现吕先生引的《孟子》问题比较多。我判断他这部书稿，因为直接以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集合成，又发表在特殊时期，所以错儿不会少。我写了比较具体的编辑意见，给郭良夫主任看过，吕叔湘先生因而也对我有较深的印象。另一次，我接到吕叔湘先生的一封信，说他一个同事写信指出他某篇文章的错误，他看了认为的确是错了，让我在《论文集》里改过来。我看完信，找出那部分书稿一看，吕先生没错呵！我回信，告诉他那处他并没有错。这样他也看出来了，回信说“得亏你提醒”。一来二去，给他解了一些问题。他对我这个编辑也另眼相待一些。我和吕先生来往的信笺后来交给馆里了。

编辑跟行政工作不一样，行政工作是对人的，这是对书。对就是对，错就给改过来，不错别给人改坏了。

张稷：您在商务这么多年了，谈谈对她的感受好吗？

曹乃木：商务是老的出版社，有百余年的一个历程。从张元济开始，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作用还是不小的。商务曾经有一套“大学丛书”，旧时高校几乎都用这个本子，后来逐渐就没有了，怪可惜的。我认为将来商务还可以在这方面发展，可以和高校打通，搞一套新的“大学丛书”。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书做好了，就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