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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李昕:我赶上了一个出版最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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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

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编辑、理论编辑组组长、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1996年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2005年回京后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副总经理,2010年任总编辑。2014年从三联书店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后,李昕没有离开从事了30多年的编辑工作。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每周一、三、五仍到出版社工作。(受访者供图)

1 李敖值得研究、值得立传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作为一代出版家,您几十年都在和文人学者打交道,编辑他们的著作,每一本书背后都有故事。您去年出版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为何今年选择为李敖单独写这本《李敖登陆记》?

李昕:我写的文章,大体和这些故事有关。从周有光、杨振宁、傅高义写起,又写了马识途、杨绛、韦君宜、吴敬琏等等。这些人与我都有交往,但是都不及我和李敖的交往那么多。可是我一直没敢写李敖,因为李敖比较难写。对于他,争议太大,弄不好成了趟浑水,自己也会担负很多骂名。后来我决定写一个系列短小的文章,题目叫做《我所认识的李敖先生》,只写我和李敖的交往,不去碰那些争议的是是非非。但是今年年初见到新近担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的胡洪侠,他告诉我可以再把稿子丰富一些,出一本书。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在他的鼓励之下,我把文章扩充,变为上中下三篇,上下两篇还是写我和李敖的交往,但中间加入的这个中篇,是专门回应那些是是非非的。事后我觉得这样安排也有必要,否则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李敖不好,而你一直这么推崇李敖,长期和他保持合作。加入了这一部分以后,这方面问题基本谈清楚了。同时作品也不再局限于我个人和李敖先生的实际接触,这对于读者认识李敖先生,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通过《李敖登陆记》这本书,我们是否可以认识到一个“十之八九”的李敖?

李昕:关于李敖,我这本小书的介绍只是挂一漏万的。一方面是限于文章的题旨和行文的结构,很多问题我不能展开写,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我对李敖的了解也还是比较粗浅的。我对他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其实在我看来,无论从人格、思想、学问、才华和贡献这几个方面中哪个角度,李敖都是值得研究、值得立传的人物。国内文化界熟悉李敖思想和学术的学者作家不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与李敖的成就和地位相称的研究著作和人物传记出版。

2 进入出版社从校对做起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您曾说过这期间的工作经历把您培养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具体来讲,您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了怎样的历练?

李昕: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有传统的品牌大社,它的一切经营管理都是相当规范的,1982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一开始,我应该是被当做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来培养,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刚毕业的年轻学生进入出版社都要先做校对,现在做编辑很少有人从做校对开始,都是直接上手做编辑,但我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办法实际上对于编辑的基本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我做了不到一年大概十个月的校对,等于帮我做了编辑训练的基本功,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概念,对书稿的文字和表达就有了比较多的感性认识和直接操作的经验,所以我一直很感念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把我从校对开始培养,很快地,一年以后我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理论组编文艺理论图书。几年以后,我当了编辑室的负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文艺理论图书。我还编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也编过一些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个时期,我和很多著名作家就开始有交往,说实在,这是得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么好的平台。因为它是我们国家最高级的文学出版机构,所以跟它打交道的都是文学界的名家大腕,虽然我是一个年轻的编辑。

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也有很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像屠岸、韦君宜、严文井、聂绀弩、绿原、牛汉等前辈编辑,他们本身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我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对我来说太幸运了。一方面,我从那些书稿作者、作家、学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读他们的书,和他们打交道,另一方面,我从那些老编辑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成长还是比较快的。短短十几年时间,我就成为一个训练有素、得到全面锻炼而且有足够经验的编辑。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您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为何选择“编”而非“写”?编辑出版这份工作,除了能“安身”,还是您这辈子“立命”的事业?

李昕:我当时对自己的能力做了评估,我进大学的时候甚至有点自卑。我觉得好多同学比我能写。像方方当时已是作家,王家新已是诗人,他们才华横溢,我就有点自卑,觉得写不过人家。而在搞研究方面也有一批同学非常有才华,比如现在的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是我同学。我们同学之间常常有一些作文比赛、讲演比赛,拿出东西来着实有点害怕,感觉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虽然我学习成绩不错,在年级里排第二,但我深知在才华上,在理论功底方面,我跟这些同学还是有差距。我得发挥自己的特长,毕竟下乡多年,我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比起那些年轻的刚出校门的同学丰富,因为我们这些77、78级的同学很多是从社会上来的,如我下乡十年,跟现在的大学生不同,我们那届的学生参差不齐,入学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是30岁,故我的入学年龄25岁属于中上。我权衡了一下,恐怕我得发挥社会经验丰富、分析问题能力比较强这方面的长处,我才能有自己的成绩。所以,我选择做编辑,因为我觉得当编辑主要是利用人的眼光和见识,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不差。

3 下乡时阅读大量文史作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令尊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对翻译界的情况很熟,他也支持您做编辑吗?

李昕:其实我爸爸不希望我学文科,他觉得国内多年的政治运动让大家吃了很多苦,他因为学文科,在“文革”中也挨了一些整,所以他希望我学理工科。但我学文科是不得已的选择,“文革”前我只读了初中一年级,后来之所以能考上大学是因为下乡期间读了很多文史作品,在文科方面尚有点基础积累,但理科方面什么都没学,就草草看了一些高中三角解析几何,没怎么做过题,故高考时数学只考了32.5分。我是根本没条件去学理工科,考文科还能考过,说明我当时偏科已经很厉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下乡经历听起来似乎并不是很艰苦,读书时间还是充裕的?

李昕:我“文革”期间看过几箱子书,那时有知识青年爱看书的,我就跟他交换。我们毕业去东北下乡插队时,我有一个便利,我被安排住在北大附中的图书馆里,说是保卫图书馆。其实当红卫兵也没什么事,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图书馆看书。到走了的时候,我从图书馆带了一箱子书下乡,其中以当代文学作品居多,包括《草原烽火》《苦斗》《三家巷》等;也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堂吉诃德》《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悲惨世界》《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到了农村,我就拿这些书跟其他有书的知识青年交换。就因为这期间不断看书,后来我才能考上大学。我记得夏天每天早上差不多三点五十分就起床,四点十分已经下地干活,晚上七点五十分太阳下山,八点十分才回到我们的知青集体户,草草地吃点晚饭,然后开始看书到十点,只睡四五个小时。我们那个知青集体户的学习氛围特别浓,不但看了文学作品,而且把高中课本系统自学了一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以后当编辑过程中,父亲的工作和朋友关系给您向名家约书稿起到帮助吗?

李昕:基本上没有帮助,我没有从我父辈那里得到什么资源,虽然有很多人是认识的,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很多老编辑跟我父亲原来是认识的,但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父亲是谁,包括韦君宜也不知道,他跟我父亲还是同学。其他老编辑有一两个,如翻译家孙绳武跟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他去世时我连同代表我父亲给他鞠了六个躬,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时任副总编的他也不知道我父亲是谁,等到他退休我才告诉他。

另外,作者中如杨绛先生每次见到我,就说看见你就想起你爸爸,其实我跟我爸爸长得不像。但杨绛先生这么说,就觉得有点亲切感,她跟我聊天时,会讲他们在清华大学共同工作时的一些事情,但杨绛先生跟三联的合作长期稳定,跟我个人因素没什么关系。再如周一良先生是我父亲的表哥,我没有约过他的稿,因为在我到三联之前,三联就有编辑跟他联系,给他出书,所以不需要我。

责任编辑: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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