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

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对我国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也是近年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此事的缘起，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倡议，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进行。我在范老处工作，参与了一些具体事务，因而保存了若干有关文件。历经年所，幸未遗失。现应编者之嘱，提供于此，并略加说明，以供参考。

蔡美彪

在此以前，在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面告吴晗，要他与范文澜组织校点《资治通鉴》出版。此书于1956年校点完成出书。1958年9月，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9月13日范文澜、吴晗邀约有关人员商办此事，由我作纪录。现将我保存的会议纪录稿，抄录如下：

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纪录

时间：1958年9月13日下午

出席人：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

(一)吴晗报告标点前四史工作缘起。商订办法如下：

1．《史记》已有顾颉刚用金陵本为底本的标点底稿，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负责复校。前《汉书》用王先谦补注本，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负责组织人力标点。《后汉书》用王先谦集解本，金兆梓现正进行此书的标点工作，由中华书局负责督促完成。《三国志》的标点由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

2．四史的标点分段体例应予统一，以《资治通鉴》标点体例为标准，由中华书局草拟印发。各书后附载历史地图。书籍装帧力求简便。

3．历代避讳字可制成对照表，作为附录。本文中一般不改。

4．前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应在年内完成，争取明年国庆前陆续出齐。其中《史记》一书争取今年年底出版。

5．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

(二)关于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的决议

1．此项工作已商请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研究所负责审图。

2．改绘工作原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负责，地图出版社派人协助。拟请科委与教育部联系，将此工作列入复旦大学研究工作计划，由该校负责领导完成。

3．改绘地图分幅陆续出版，限于明年国度前出齐。

4．改绘地图以今图为底图，应力求精确和统一，台湾及我国领海内各岛屿必须绘入。

以上纪录是我依据会议商讨的意见整理而成，纪录稿送吴晗看过，他在两处作了文字上的修改。上录文字是修改后的定稿。范文澜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会议在该所会议室举行。出席人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侯外庐时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当时中国科学院分设三个历史研究所，后来，第一所与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仍称近代史研究所。金灿然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张思俊是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因讨论地图出版工作，所以请他参加。

纪录中“吴晗报告标点前四史工作缘起”，即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此事的指示。主席的指示原为标点出版前四史，会议经过讨论，提出“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向毛主席报告。所以，这次会议实为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最早的纪录。

改绘杨守敬地图即据杨守敬《历代疆域图》改绘中国历史地图。这是毛泽东在指示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交付的一项工作。原由范文澜、吴晗组织的“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统一管理。由于工作进行中涉及到地图测绘等一些问题，这次会议决议，商请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谭其骧教授负责主持，纳入复旦大学研究工作计划。这是一项重要的决定。此后这一工作即在复旦大学和谭其骧教授主持下，与全国各地专家合作进行。1975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项巨大成果。

1958年9月20日吴晗将我寄给他的纪录稿退我。来信说：

美彪同志：

记录已看过，即请印发。(并送姜君辰同志二份)

敬礼

吴晗 九．廿

姜君辰同志当时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社会科学组的负责人，因这次会议商讨了改绘历史地图的领导事，所以，要把纪录送他查阅。我收到此信后，即按照经吴晗看过并作了修改的纪录稿正式打印，并对他所拟致姜君辰信稿提了一点建插图议。10月6日，我又收到吴晗来信，全文如下：

美彪同志：

致姜信已照尊旨加上一句，原稿附还，即请加纪录二份发出。地图出版社拟稿已送科委未，请您即检催(我处无地址)。纪录已由我处送主席一份，具范、吴名，并请告范老(底稿附)。

敬礼

吴晗 十．六

吴晗这封信，附有由他所写具范、吴名给毛主席的信稿。原文如下：

主席：

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纪录送上，妥否，乞指示。

敬礼

范、吴 十月六日

信中所说“其余二十一史”，据会议纪录，是指“二十四史”中的其余二十史和《清史稿》，并非徐世昌所定的“二十五史”。吴晗在传达毛泽东主席关系标点前四史的指示时曾提到主席对他说，送给他的《资治通鉴》精装本“像是块砖头”，“我要在床上看书，得练习举重” (大意)。所以会议纪录上写入“书籍装帧，力求简便”。范吴具名给毛主席的信中也因而再次呈报“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尔后，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采用平装分册出版，即缘于此。

我接到吴晗此信几天之后，又收到他的来信，说主席已复信，原件由他保存，将抄件寄来，请告范老。他抄寄的主席来信很简要，大意是：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吴晗的这封来信和毛主席信的抄件，“文革”中已上交，我手边没有存件了。

标点计划经毛泽东主席核备后，中华书局和有关专家便开始紧张工作。1959年7月即出版了《史记》的校点本。工作中依据实际情况，对原来商订的办法有所变动。如原拟附历史地图，因地图工作尚在进行，不能绘出，没有附录。书中避讳字，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处理，在“出版说明”中作了交代。同年十二月，校点本《三国志》出版。1962年出版《汉书》，1965年出版《后汉书》。“文革”以前，前四史的校点出版工作已全部完成。

“文革”期间，范文澜于1969年7月病逝。吴晗因遭迫害致死。周恩来总理得知“二十四史”标点计划后，亲自过问此事，指示中华书局负责，继续组织进行。从全国各地调集对各断代最有研究的专家，集中住在中华书局，全力以赴。一批还在“受审”的专家因而得以较早地恢愎了学术工作。校点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也由于周恩来的关怀，得以在1976年全部出齐，全面实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与核准的计划。

原载于1997年第4期《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