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与商务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出版家一样，于殿利也有着对出版事业赤忱热爱、对出版品质的执着坚守与对文化传播责任的深沉担当，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这家近代中国出版事业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展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今年恰逢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在于殿利看来，正是每一位商务人对文化的担当、坚守与创新成就了这家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那么百年之后的今天，“商务精神”有怎样的传承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商务人又将如何沿着先辈的足迹续写传奇？且让这位掌门人为我们细细道来……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

出版企业需要怎样的价值观

《出版人》：历经百年传承，如今的商务印书馆有怎样的企业文化？

于殿利：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精神，所以我接手商务印书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倡导和重塑企业文化。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是一种使命文化，从创立之初，这家企业就始终秉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那时的商务人就知道为这八个字而活，而不是为赚钱而活。这八个字一代代传承下来，就形成了商务的灵魂。

现在我们对这八个字有了一个新的阐释，确定了“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企业宗旨。这16个字是递进的关系。出版因教育而生，所以基础从服务教育开始，进入更高的学术领域，然后从文化担当进入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我们在新时期的企业抱负。

要实现这份抱负，就要坚持出好书。我曾在大会上说过三句话：第一，出好书比赚钱重要；第二，出好书比赚钱还难；第三，出了好书一定能赚钱。在商务做编辑，出好书是第一要务，所以他们不会天天受经济指标的驱使和纠结。我们不看重一个编辑为馆里赚了多少钱，整个商务印书馆120年来赚了多少钱，现在恐怕没有人记得，但人们记得的是，我们在哪个时代出了哪些好书，这些好书对国家对人类的思想文化意味着什么。从张元济的年代代今天，每个时代有自身的标准与需求，而我们不变的任务就是把体现这个时代的新知识和新思想进行出版和传播，以“出好书”来担当这份责任。

商务印书馆如今所在的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已成为出版业的一方圣地

《出版人》：如今新技术对内容生产、消费方式以及大众内容取向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出版企业应何去何从？

于殿利：环境在变，然而出版的核心本质始终如一。出版的本质在于图书所传递的知识、知识所承载的思想，以及如何用这些思想去塑造一个个健康的人。人性是有弱点的，通过知识和思想帮助人类克制弱点，让长处发挥到最大程度，正是人类的生存之道。从这层意义上讲，人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民族是一种精神文化性存在。出版决定了人和民族的精神文化性存在，进而决定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这是出版和其他产业完全不同的地方。

作为出版人，无论面临何种纷乱的形势，无论新技术造成怎样的冲击，也无论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市场竞争将产生什么影响，都应该明确：自身只是为了把思想内容的价值传播最大化而服务的。只要深刻地理解了出版的本质，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新技术本身对于出版行业并不会带来毁灭，甚至也不带来所谓的挑战和危机，新技术恰恰是出版进步和发展的手段。不善于利用或者惰性地拒绝新技术，这才是危机。

百年老店如何推陈出新？

《出版人》：在内容领域，商务印书馆要怎么做才能贯彻自身宗旨，实现“做好书”的目标？

于殿利：我们做出版的目标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传播知识，第二是传承文化，第三是传播先进思想，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思想、知识、文化都存在于内容当中，可见这里面最核心的、始终不变的就是内容。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坚持始终不动摇地把内容创新放在首位。

内容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与时俱进，支持和鼓励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时期涌现出的许多新的知识领域，可能现阶段的研究还无法跟传统成熟的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相提并论。但新兴学科最重要的是对其成长性的考量，比传统学科更需要理论建树，即使处于初创阶段，只要是当前国内最好的研究成果，就有出版的必要。所以我们决定出版“新商务”系列丛书，旨在推出能够代表这个时代各新兴学科的最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丛书开辟“发现经典”“发现规则”“发现方法”三个子系列，反响非常好。另一方面，传统的学科也需要不断创新，只有结合当下时代新的特点和精神才能发现新的需求和新的问题。

于殿利在“庆祝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生日会上致辞

《出版人》：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图书出版领域的一大特点，是推出了许多具备学术性、思想性、文化性，同时又被大众市场广泛接受的好书。您如何看待这类图书未来在商务的出版前景？

于殿利： 有人曾问我，“你总是强调学术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可目标大众读者究竟在哪？”我认为不应该把大众读者想象成什么都不懂的人，就拿我来说，对于我所研究学科以外的领域，我自己就是普通大众。信息时代的学术研究逐渐呈现大众化的趋势，有很多业余爱好者也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平，所以现在的学术是大众的学术，是共同构建的学术，一定不能忽视大众读者的智慧和力量。

做出版也是一样，在我看来，无论多么高端的学术，多么严肃的话题，多么艰涩的术语，都可以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包括我自己的写作也是一样，无论阐释多么深的道理，跨了多少学科内容，如果读者没看懂，一定是我写得不清楚，不是读者的错。对于大众市场，我们过去的确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所以这几年商务特别注重学术著作的大众化，不仅出版了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巨著，还在坚守学术性、文化性底线的同时，出版了以《吃货辞典》为典型代表的平易近人的畅销书。 

“走出去”如何与自身品牌相符合？

《出版人》：历史上的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整理国故和引进西学并举，而如今“走出去”已成为出版企业的新使命。对于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出版界而言，走出国门意义何在？

于殿利：“走出去”的真正含义有两个：一是让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二是在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展示我们中华文化的优秀特质，为人类文明奉献我们自己的精彩。实际上，文化是在交流和交往中才获得生命力的，因此文化从诞生开始就处于不断交流和交融的状态。而我们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所奉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导致国家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也使“走出去”这个词今天看来显得特别亲切而准确。

知识产生的时候一定有其本土性特征，但是只有本土性特征是不够的，所有民族都需要吸收别人的知识，才能形成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作为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者，出版机构也需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商务从1954年迁到北京以来，出版分工基本确定为翻译外国优秀学术思想著作，“走出去”天然是弱项。但随着中国步入更加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融合的新时代，商务也必须担当起时代的重任，我们要彰显中国现当代的学术成果，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与商务整理国故和引进西学并举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

《出版人》：那未来么商务印书馆将如何规划通往世界的道路？

于殿利：对于“走出去”，我们的设想和规划是：既要与品牌相符合，也要与品牌资源相匹配，同时又能满足国家和民族的急需。

对于商务印书馆而言，即使输出的图书品种琳琅满目，其意义和影响也不如把我们标志性的、承载这个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精华的工具书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所产生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多语版本在全世界推广。克服了种种困难后，商务终于在2016年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达成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汉英双语版合作协议，未来还将以此为基础把这两部承载国家文化的辞书翻译成多语种的双语版本。

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达成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汉英双语版合作协议

工具书之外的另一大领域是学术出版“走出去”。这几年来我们加强在学术领域与国外知名出版社的对话与合作，与国外名社缔结旨在谋求双方长期合作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对方主动关注的书都是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状况的学术图书。为此商务应时而动，将我们策划的几套反映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研究理论成果的学术图书推荐给这些世界知名出版机构，包括“中国道路”系列丛书、“国家治理丛书”等，现在均已签订外文版输出协议。此外，还有系统梳理了中华学术百年发展脉络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也在海外颇受关注。商务最擅长的是做学术做经典，所以就要把我们出版的体现当下最高学术水准、将来能成为反映当下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经典之作推荐出去。这与商务的品牌相吻合，也是和国家真正的需要相吻合的。

如何以阅读传递价值？

《出版人》：2014年，商务印书馆等文化机构共同提出了“价值阅读”的理念，对此应如何解读？在此后的几年中，商务是如何持续践行这一理念的？

于殿利：价值阅读理念的提出是源于对国家、民族文化发展和文明促进的责任感。这个时代令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趋向多元的价值观正在造成一部分人理想、信念和道德的缺失。作为出版企业，我们提倡“价值阅读”，即价值观的培养应从阅读开始，读什么书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的精神高度由阅读的高度所决定。所以我们在鼓励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倡导阅读对社会对人身心发展有意义、有价值的图书。对此有些人可能不会完全赞同，认为读书不需要这么功利。读书的确是很自由的事，但这就给我们出版人提了一个最高也是最低的要求——所出版的每本书都必须是好书，只要读者拿起来读就可以产生正能量。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很多平庸甚至低俗的书存在于市场上，这就仍然需要出版人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境界以及图书的品质。

回归到价值阅读的话题，我们推荐的书籍，主要是经典名著。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经典阅读不仅不能减弱，反而要不断提倡、加强。目前商务印书馆联合发起的价值阅读系列活动已经在全国开设近1000家“价值阅读”品牌示范店，覆盖了16个省份，在书店的显著位置设立价值阅读专区，帮助读者认识经典、阅读经典，成为读者们的精神家园。

《出版人》：近些年来，商务印书馆积极创新全民阅读推广模式，尤其是针对乡村和高校开设了许多阅读中心，这一系列举措背后的深层考虑是什么？

于殿利：我们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而不断奋斗和努力着。改变中国从改变乡村开始，改变乡村从改变乡村文化开始，改变乡村文化从改变乡村教育开始，始终把“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作为核心发展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在这一点上责无旁贷。2016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河北省武安市阳邑中心学校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商务印书馆乡村阅读中心”，探索以学校辐射村镇的乡村阅读推广新模式。

大学生这个群体是未来祖国的脊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推进的中坚力量，他们是社会中最需要读书的阶层。因此商务也将阅读体验店开进了高校，目前已在山西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建立阅读体验中心，未来还将联手更多高校打造集“阅读体验、讲座沙龙、学术交流、文创开发”等为一体的校园文化综合体。

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阅读体验中心

未来商务还会尝试在核心城市建立文化中心。这个时代属于文化，任何领域、场所、机构和空间都应该体现出以文化为核心的特色，只有这样做，我们才算真正回应了这个伟大的文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