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掌门人谈读书

关于读书的博与专问题，是古今中外名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古人云：“读书譬如食味”，“犹渴而饮河海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读书如饮食，在满足自己偏好的同时，一定注意营养均衡，读不同之书，就是在吸收不同的营养。人靠读书成长，读书一定有自己的专业或兴趣，但只埋头于专业而置其他书于不顾，也会造成营养不良。仅从治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总是慨叹，现在专家太多，大师太少，而“专家”还被赋予了新的消极含义，从治学态度和读书方法上究其原因，就是在博与专的关系处理方面出了问题。

一、学科成于专，亦受制于专

现代科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学科的划分，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各学科所取得的成果。信息因为分类而产生了知识，不同类型的知识产生了学科，不同学科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给人们提供了更深入、更透彻地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机会和途径。诚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科学把数不胜数的事物区别开来，分门别类，次第纳入种、类的概念之下。这样，科学就为我们打开了认识普遍事物和特殊事物之门。”如果没有现代科学和现代学科，人类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仍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发展史，就是人类认知能力飞速发展的历史。

然而，凡事都有度，失度便失真，便丧失其合理性和真理性，科学和学科也不例外。构成科学根基的学科越划越细，相应地，随学科而来的专业越分越窄，这本也未必是坏事，因为任何学问之研究就是要越来越深入才行，问题是在学科密集、专业杂乱的丛林中，虽行动便遇“羁绊”，却又各自拥兵自立、互不往来，甚至有唯我独尊的“良好”感觉。鲁迅先生曾经很深刻地指出：“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学科和专业的发展越钻越深，越钻越窄，越钻越不见天日。由此，科学便走向了极端，科学变得越来越不科学了。

任何一门学科都用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来看待和解剖世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换句话说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和范式来认识和解剖世界，以达成不同的目标，变形成了不同的学科。所有学科是相通的，因为它们研究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所有学科是不同的，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都有自己专属的研究领域，还有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目标，这是它们各自的价值所在。每个学科都因自己独特的价值而受到重视、尊重和喜爱，但每个学科又都不可避免地有自身的局限性。打破自身局限性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其他相关学科，阅读其他相关学科的书籍，甚至不只是通过阅读一般读物泛泛地了解，还要有选择地阅读其原典和经典。

二、知识互释，方法相益

一门学科之所以成其为科学，是因为其有独特的方法论，但也仅此而已。每一门学科利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去探究世界，会发现属于自己的“别有洞天”，然而在知识的丛林中，不同学科的知识经常是缠绕在一起的，不弄懂别的知识，也很难弄懂自己的专业知识。具体地说，在一部专业书里，可能涉及很多学科和很多方面的知识，几乎没有一个专业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差不多所有的学科，都依赖于数学，数学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所有学科都离不开文史哲，而自古以来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其实自然科学也离不开文史哲。例如，20世纪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力学是一种按照单一的计划来构造我们描述世界所需的全部真题的尝试”，“物理学定律借助其全部的逻辑机制而间接地说及世界的对象”。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认为，哲学是一切科学之本，他说：“当今人们还得把下列观点看作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哲学，确切地说，最高的存在学和科学学不仅与所有其他科学有关，而且也建立在它们的成果的基础上，就像科学是互为基础的一样，一些科学的成果可能作为另一些科学的前提。”胡塞尔这段话揭示了一条真理，即所有科学都是互为依存的，没有一门学科可以脱离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叔本华则用很形象的比喻说：“翱翔在各门科学之上的却是哲学，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关于最普遍并因此是最重要内容（事物最普遍的一面）的学问，有望给予我们对事物的说明和解释，而其他学科知识则为走到这一步做准备功夫而已。”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其他学科只是为哲学在做准备，或者说，其他学科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把自己上升为哲学。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学科的哲学，例如语言哲学、艺术哲学、数理哲学、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等等。

知识都由概念和方法而得，可即使是再专门的一部书，也不可能只涉及自己领域的概念和知识，所以知识具有互释的特性，掌握和了解的知识越多，就越益于相互理解。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王安石在《答曾子固》中有句名言：“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胡适先生对此颇有同感而发挥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倘使先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歌谣，便觉得《诗经》好懂得多了；倘使读过社会学、人类学，那就懂得更多了；倘使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也可懂得更多。总之，你读过的书越多，你懂得《诗经》也更多”。他还以《墨子》阅读史为例，进一步阐释说：“譬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大家都不知道此书中包含了光学、几何学、力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科学的；所以不懂得光学、几何学、力学等知识的，便不能完全读懂《墨子》。后来的人，知道力学的，读起这本书来，便多懂一些，能知道光学的，更能多懂一些，如果各种新智识都懂得，便能完全了解墨子。所以读书愈多，愈能懂得墨子；换句话说，为多懂得墨子，必要多读别的书。”这可能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闻见博而知益明”。

做学问如同探秘一样，在知识和智慧的迷宫中，每一种学科的方法论都像是一把钥匙，它只能打开一扇门，进入一个房间，其他房间的钥匙掌握在其他学科的方法论手里，只有依靠各种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房间，整个迷宫才能展示在我们面前。笛卡尔曾说，所有学科包括诗学、数学、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等，都只是一种有局限的方法。所以，学科之间需要融通，学者之间需要跨界交流，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启迪。

学科之间的相互配合，可以称之为“里应外合”；学科之间相互启迪，互为“他山之石”，可以用来攻克学科内以自己方法“久攻不下”的难题。在学科方法相互启示方面，还是胡适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精彩的案例，他举的例子是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论的秘密：“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都想不出什么原则去解决，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地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知道了这个道理，忽然触机，就把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譬如一条鱼可以产生二百万鱼子，这样太平洋应该占满了，然而大鱼要吃小鱼，更大的鱼要吃大鱼，所以生物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其实，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现在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似乎是发展的趋势，而且有可能越来越常态化。

三、无专不博，博必有精

在做学问和读书过程中，是博览群书好，还是专精一门好，古今中外的名人虽各有推崇，各有侧重，但须明了其间的辩证关系。《颜氏家训》中说：“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同时代也有人说：“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说：“通常我几乎总是乞灵于同一些书，根本上量不在多，恰好对我来说是得到证明的书。”“阅读繁多杂乱，这也许不是我的风格：（看完）一个阅览室（的书）会使我生病的。爱好繁多而杂乱，也不是我的风格罢。我的本能中更多地包含着对新书的谨慎态度，甚至于敌视态度……”尼采认为看书不在多，而在于要看精华，就是要看有思想的书，能给人以思想启迪的书，其他的书多看无益。这与他的老师叔本华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尼采说：“从根本上说，只有数量很少的古代书籍在我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读书的专与博方面，除了阅读专业书和博览群书的讨论之外，还有精读与泛览的讨论。对此，笔者愿意援引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关于读书的见解作为总的参照，他说：“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读它们的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培根作为一代新知识的开创者，在他所处的时代，可供阅读的书籍肯定没有我们的时代多，我们需要“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的书肯定不止于“不多的几部书”，但培根所论及的读书方法，无疑对我们具有有益的借鉴价值。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确定哪些书只需泛览，哪些书是需要自己反复、用心地读的。

我们说无专不博，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没有一门专的方向，就先不要开始博，即熟读或专精一门而后博。每个人都需要有专长，所谓的专长就是精通一门。如果门门都浮皮潦草，都泛泛而知，到头来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学首先在于专与精。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有论学之名言，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由此看来，读书的专与精，不仅关乎学问和道理的知否与明了，还关乎做人的真诚。

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方向，没有在专业方面下功夫读书，没有一专之长，是不能够贸然去博览群书的。读书的精与专可以由一本书，而延及一个专业和学科。宋人黄庭坚说：“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有余力乃能纵横。”弄懂一书或一门，然后再博览他书，就可以处处受益；否则读书只贪多，甚至只追求数量，就会合上书以后便茫然无知。黄庭坚及其他人，都强调了一件事，即“有余力”或“有余暇”，意思就是强调先专而后博，先专一书或一门，而后及其他。胡适先生在多篇谈论读书方法的文章中，也反复强调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并且给出了如何由精变博：“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于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

二是没有哪个人的“专”，是不需要“博”来支撑的，有了博的专，才是精深和有穿透力的，没有博的专注定是纤细和脆弱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孤立存在的。德国著名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有一句名言：“任何东西没有他方都不存在。”事物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复杂的关系中，若要探明其本质和价值，必须到各种关系中去求解。所以，只有“专”是不够的，越专就越窄，越窄就越偏离事物的本真，专后必博，博即通，专而通就会有更多的光亮投射到事物上，事物也就更能被看清。另一方面，有时越专就越容易把事物限定在越细小的局部上，而离开了整体的局部，有时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地位，或者说，离开了整体，局部便不在。就像黑格尔所说，离开了人体的手，就不能称其为手了。维特根斯坦也有过这样的话语：“微笑的嘴只有在人脸上才是微笑的。”维特根斯坦强调的是，环境赋予了生存其中的事物以重要性。任何专门的学问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任何专门的学问都生长在科学的总体生态中。所以说，专门的学问如果没有更广博学问的支撑，一方面会变得很脆弱，另一方面会变得很偏狭，甚至会失去其本真。汉代史学家和思想家荀悦在谈到读书和治学时说：“夫潜地窟者，而不睹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识夏荣。”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恰当。所以，除了熟读专业书外，还要读专业以外的书，专业以外的书对于理解专业书，对于学科之间贯通是大有裨益的。清人李光地有句话说得甚妙：“读书不透，多亦无益，然亦未有不多而透者。”科外书不仅有助于理解，有时还给人以启迪。在这里让我们看看古代伟大的拉丁文学经典作品是如何启迪19-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尼采的，他这样描述过自己的读书感受：“我对于风格、对于作为风格的警句的喜爱，几乎是在接触萨卢斯特的一瞬间突然产生的。我没有忘记，当我尊敬的老师科尔森不得不把最好的成绩给他这个最差的拉丁文学生时所表现出的惊讶—我一下子成熟了。简短，严格，言之有物，对‘华丽的词藻’和‘华丽的感情’怀有一种冷酷的恶意—在此，我发现了我自己。直到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们将在我身上重新认出一种极为严肃的追求罗马风格、追求永久风格的抱负。—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贺拉斯时，情形亦然。直到今天，我在任何其他诗人那里都没有获得贺拉斯的一首抒情诗最初带给我的那种艺术陶醉。在有些语言中，这里所达到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企及。”

我们所说的博必有精，也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泛览很必要，但精读更重要。不能否认，有些书可以泛览，且需要泛览，但只有泛览而没有精读，就失去了读书的意义，读书的意义就在于要得其意，穷其理。古人有云：“学不思其义，则茫然无所得。”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也说：“不要为了辩驳而读书，也不要为了信仰与盲从，也不要为了言谈与议论；要以能权衡轻重、审察事理为目的。”书不精读甚至反复读，有时还要参照其他书来读，是无法得其意、穷其理的。据《汉书》记载，汉代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人何焯评论说：“实事求是四字，是读书穷理之要。”朱熹留下很多关于读书的心得，有的被后世奉为楷模。例如，把读书与治病联系在一起，把精读和泛读比喻成两种医法，很有启发性。他说：“所读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绝无见效之理。不若尽力一书，令其反复通透而复易一书之为愈。盖不惟专力易见功夫，且是心定不杂，于涵养之功，亦有助也。”熟读精读可以培养专注之功，精进学力，因为“读书须是穷究道理彻底，如人之食，嚼得烂方可咽下，然后有补”，还有助于涵养身心，没有杂念，心神安定，益于健康。清代大学者戴震，“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晚年总结读书经验时说，他的读书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即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

晋陶渊明有“好读书，不求甚解”语，常被后世作为不认真读书的借口。其实这大大地误解了陶潜，正如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邓拓先生所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邓拓先生的解读是有充分依据的，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说：“《晋书》云：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此语俗士之见，后世不晓也。余思其故，自两汉来训诂盛行，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如秦近君之训《尧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后进弥以驰逐，漫羡而无所归。陶心知厌之，故超然真见，独契古初，而晚废训诂，俗士不达，便谓其不求甚解矣。”陶渊明实是厌烦了繁琐碎屑的训诂考据之学，明明只有五个字，却要用二三万言来阐释。对此，南宋思想家陆九渊的语录亦可辅证：“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纠缠于字词之间，而不顾文之血脉即大意或主旨、思想，乃读书之大忌。清人冯班《钝吟杂录》亦云：“陶公读书，止观大意，不求甚解；所谓甚解者，如郑康成之《礼》，毛公之《诗》也。世人读书，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师渊明，不惟自误，更以误人。”可见，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是有着具体学术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寓意的，不能肤浅解之。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可以为此做出进一步的实践佐证，他说：“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陆九渊还列举了一学者诗云：“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需要急思量。”

二是博览群书必有定向，即要有自己偏爱的专业领域。一个人无论多么博学，终归要有自己的专业领地，否则就容易沦落为泛而无思的流浪儿。博览群书是好事，但要做到博而不杂，博而有约，博中有专，这样才能有大收获和大成就。曾参《大戴礼记》中云：“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君子多知而择善，博学而算焉，多言而慎焉。”现代大学问家胡适先生也把读书的博与专，与做人联系在一起，他很辩证地论道：“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浅人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只专不博像旗杆，不行；只博不精像薄纸，也不行。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蔡元培先生特别撰写了自己读书的经验和“教训”：“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作前车之鉴。”

蔡元培先生把自己的“教训”归结为读书的两个不得法，一是不能专心，二是不能勤笔。他这样写道：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地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做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学者中的卓著者，以这样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谦逊态度，展现了其教育家的本色，他不惜自我“揭短”，以此教育和激励后学。蔡先生不仅学问伟大，做人亦伟大，读书育人之心矢志不忘。

四、博大精深臻成大师

无专不博，博必有精，做到这八个字，就做到了治学和人生的追求—博大精深。博大精深就是古往今来的名家大师所达到的境界，例如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J.G.赫尔德，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伟大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不仅打破了在他之前一直流行的上帝创造语言的“语言神授说”神话，而且“多亏了约翰·赫尔德，历史才成为所有文化的基础，发展和演变成为所有关注点的核心”。每个人都可以向着这个境界努力，无论最终到达哪个层级，只要努力了，就都快乐而无憾。不妨让我们以几位伟人、大师为榜样，追寻一下他们“博大精深”的治学和读书足迹。

19-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从11岁开始学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一直到他38岁之前，数学都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自己描绘对数学的喜爱，“就像初恋一样令人陶醉”，“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除了数学以外，他还喜欢历史，阅读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等人的书。步入青春期后，与多数青年一样，他开始喜欢文学尤其诗歌，十六七岁时，他读了弥尔顿的全部诗作，拜伦的大部分诗，最后读雪莱的诗，甚至把所有闲暇时间都用来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伴随着对诗的兴趣而来的是他对宗教和哲学的强烈兴趣，这时的罗素已经博览群书，自修意大利文足以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里。他还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并做了详尽的摘要。他还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孔德和卡莱尔等。

在博览群书的同时，罗素始终坚持对数学后来还有哲学的兴趣。对于罗素而言，数学和哲学是相辅相成的，他大学期间阅读最多的书是数学、哲学、数理哲学还有逻辑学等。在学习逻辑学的过程中，罗素认识了凯恩斯的父亲，当时他正在剑桥教授形式逻辑，并通过其父亲认识了比他小约10岁的凯恩斯。虽然罗素并不怎么喜欢经济学，但他对凯恩斯的聪明才智甚是佩服，对凯恩斯的研究也很关注，并对他撰写的《概率理论》产生了兴趣，就书中的很多内容与凯恩斯进行详细的讨论。正如罗素在其自传中所说，剑桥对他的重要，在于他在那里结识了许多给他以思想启迪的朋友。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便是最亲密的一位。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数学、逻辑学、语言学、分析哲学和集合论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素在哲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一定与其数学和逻辑学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学识的博大精深以及致力于和平的社会活动，使其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

众所周知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其成就和地位来自于广泛阅读后的渊博学识，以及最终醉心于文学的专精。王国维年少之时，家中所藏书卷，“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二三十岁之时，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还曾到日本，昼习英文，夜习物理和数学。随后因为“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从此开始攻读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名著。无论做什么学问，王国维的追求都是最高、最好，他对哲学的期待是“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然而综合审视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哲学，认为全是二流之作，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无疑是“非愚则狂也”。所以，他便开始受困、受累于哲学。他这样自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之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王国维最终落脚于文学，一来源自于“填词之成功”，他自信“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而且“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二来源自于他欲在戏曲领域提振民族之气的远大志向，这种治学精神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也是非常值得后世学人学习的。王国维自述：“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理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虽然王国维自谦“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成功与否，所不敢知，但其志可嘉，其勇可赞！王国维终成为一代宗师，其所学史、哲学和外文等，最终专于中国文学，博与专之典范。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代伟人毛泽东从小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早年的毛泽东，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读书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品德。当他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便自然而然地将读书运用到救国、治国，治理天下的革命实践当中。读书，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总结毛泽东的读书特点，“其一是博览群书，其二是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读书。但他并不唯书，他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正是由于他博览群书的渊博学识，有目的有针对性的钻研，以及注重实践即把书本知识与社会相结合的读书特点，才成就了他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家的本色。他的史学见解、堪称哲学经典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充满豪气和志气的诗词、对中国革命篇篇精到的论述，以及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实践，无不透着其读书的智慧。他博览群书的程度，逄先知有过这样的记述：“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书，“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做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毛泽东的博学多识和对文史哲的精通，以及作为一代伟人所展现出的智慧，就连与他有过接触的外国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非常钦佩的。

古今中外，这样的学者大师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读书的博与专，源于认识，成于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