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超谨慎的心态完成写作——军旅作家王树增印象记

王树增在上海书展现场签售（刘健 摄）

十年前的8月1日，军旅作家王树增推出《解放战争》。皇皇巨著，凡130万字，引起轰动。

不知不觉，十年光阴。王树增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非虚构长篇纪实作品持续热销，成为图书市场的现象级产品。在历届上海书展，王树增的作品更是众多读者的热搜对象。

王树增常来上海，应邀给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讲课，参加上海书展等活动。除了在上海书展现场采访以外，笔者在王树增下榻的美丽园大酒店，曾两次对他进行深度采访，每次访谈时间都在三小时以上。

这两次独家的深入访谈，以及之前之后的电话、书面沟通，使笔者感受到了书本、讲坛以外的王树增。

坦率的老王

第一次采访，是在2015年8月22日，星期六。记得那天一早，上海倾盆大雨。赶到酒店大堂，收起雨伞，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健发微信。没过两分钟，刘健和王树增就出现在酒店大堂。

这可是得来不易的采访机会。彼时，央视节目《百家讲坛》红红火火，使得早在2008年起就在《百家讲坛》主讲长征，2010至2011年先后主讲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的王树增人气爆棚，直接的影响就是其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那年7月，他刚参加完江苏书展返京，我看到有媒体刊登“王树增独家专访”，细读却感觉似非当面采访，很可能是邮件或电话聊两句再根据资料扩充的。

这给了我继续做王树增独家专访以极大动力——我还有许多问题可问，许多文章可写。但如何与他取得联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朋友，联络不上；通过上海书展组委会联系，答复是王树增确实会来上海书展签售，但具体时间未定。有朋友给了我王树增工作室的座机电话，拨去却无人接听——时常出差的王树增当然不会常在办公室。及至同事帮忙联系到部队的朋友，再联系到王树增夫人王瑛女士，才安排刘健与我接洽。

然而，刘健回复，王树增的日程已排满。发去采访提纲后不久，刘健发来王树增的具体行程。于是我们商定，在8月22日上海书展签售之前，做独家专访。查看签售时间定于当天下午17时，于是刘健安排采访时间在下午14时。

21日晚，刘健发来微信，问能否改在上午采访，地点也由书展现场改在王树增下榻宾馆咖啡厅。这当然再好不过，于是就有了这三个多小时比较透彻的长谈。

在酒店大堂，第一眼，王树增给我的印象是高大，粗略估摸有1.85米以上，看起来更像一名将官，而不是作家。事实上，他确实拥有少将军衔，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根据书展方面当天的最新安排，王树增吃过午饭以后就须赶到书展现场做一个讲座，并签名售书。这意味着，专访必须在中午12点前结束。从上午八点多到中午的这段时间，在他的行程表里就是“接受独家专访”时间，可见他对我先前发去的采访提纲是有所了解的，也有话要说，于是给我预留了比之前确定的还要长的时间。

未及寒暄，王树增就邀我在大堂一侧的咖啡厅落座。咖啡厅的座位对于他这样身高的人来说，显得颇为局促。他入座后，不得不把大长腿伸到座椅外，才能保证上身挺直的坐姿。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王树增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朝鲜战争》《长征》，王树增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的采访主题也围绕抗战，以及王树增的作品《抗日战争》展开。我不是王树增的“粉丝”，但同样比较喜欢研究中国近代史。此外，王树增的战争系列，包括当时刚发行的《抗日战争》第一卷，我都已通读。作为专业媒体人，我同样认为——由他来解读抗战，听他讲述对抗战历史的一些看法，确实有一定参考价值。并且，既然他完成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写作，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一整段征程，他应该会有第一视角的审视与理解。

采访中，王树增很明确地说了这么一段话：“读者对《抗日战争》的青睐，不是我老王有个人魅力，而是我以非常谨慎加谨慎的心态，在完成写作。这六年的写作过程，与取得抗战胜利一样，凭的就是战战兢兢孜孜以求，180万字的作品，光笔记就不下300万字。”

老王是坦率的，坦率到把如何写就战争系列作品的秘诀都披露出来了。作为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写作方法，最主要的还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

“分析师”老王

2016年，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王树增再次来到上海，参加上海书展。这一次，他还是住在老地方——美丽园大酒店。陪他来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蔚先生。

我们的话题，从他另一部著作——《长征》展开，实则是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会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按王树增的说法，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来审视长征。

《长征》的叙述时间从1934年开始。当时，社会由民国初年的乱象进入一种新的平衡，中共尚未成为政坛“明星”，武装力量也不强大，蒋介石则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蒋经国搞赣南新政，离苏区很近，某种程度是一种“比赛”。

王树增起笔的这个时间切入点，可谓非常有针对性。他说：“我的书稿从长征前夕的社会背景入手。之所以写这段，是因为很少有人知道长征前的情形。长征是当时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出现偏差的结果。既然连家都不要了——抛家舍业离开苏区——长征是在承担错误的后果，是一次突围转移的军事行为。”在王树增看来，中国共产党好不容易开辟根据地，建立属于自己政治理念的政权模式，却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之地，教训深刻！

之所以写到1933年至1934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的行为，王树增分析道：“实际上，当时他们对‘剿共’已经相当乐观了。”那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开始，1932年“一·二八”淞沪已经打了一次。一直以来，蒋介石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攘外还是安内？安内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国共两党从大革命以来一直纠结的问题。

王树增如此看“新生活运动”：这是大革命以来出现的非常奇特的现象。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终于考虑到当时中国国民道德低下的问题了。之前，他什么时候意识到这种集体的道德低下？所谓“新生活运动”，其实就是关注国民怎么走路、吐痰问题。当重大政治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关注吐痰问题，就不仅仅是在规范生活秩序，而是一个社会巨大的价值观全面性、集体性转变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说白了就是怎样过日子，怎样过好日子，怎样实现社会公平、伦理道德法制完善完美的社会。面对这些最广泛的群众利益问题，如果出现集体性迷茫，你去规范吐痰什么的是无用的！

“新生活运动”，是当时执政党的自救运动，想以此挽救自己的社会生活基础。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方面认为，剿共战争胜利在望，但抵挡不住自己内心的不安——更大的危机可能在后面。“这世界上没有用武力、用杀戮把一种信仰彻底消灭的先例！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国民党杀戮异己，用宣传工具去调整社会道德问题，是对执政不稳的恐惧。在社会极度不公，绝大多数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之际，远不是谈道德的时候。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样式问题。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找寻符合国情、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政治样式。可以说，世界上已有的政治样式，中国都曾试验过。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再到辛亥革命……”王树增说，“在这样的试验过程中，蒋介石也没谱。包括蒋经国在赣州想学苏联的那一套，但他们吃不了那个苦。”

在王树增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也有一个艰苦摸索的过程，走了不少弯路，碰了不少钉子。中间有血腥——1927年，全国共产党员在屠刀下锐减——差点杀没了！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长征，从政治意义上说，就是再次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血迹，继续前进。王树增说：“现在有的电视剧里展现出长征出发时，红军军装整洁，红旗漫展，像旅游一样。这完全不正确。红军长征初期，即使在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某种协议的情况下，还是牺牲了一个师长。于此可见长征的艰苦卓绝。”

长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偏、自我完善的漫长征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才诞生十几年，处于幼年期渐渐往成熟方面走。看一个人看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不是有多么巨大的成功，而是是否能勇于自我纠偏，勇于自我完善。用这样的观点审视长征，才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回事。

遵义会议不是仅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偏。这一过程充满了风险。譬如湘江战役，八万中央红军只剩三万。之前之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扎西会议，这一系列会议，是纠错的过程，寻找政治出路的过程。领导层重新构建，也是党的路线、观念、政治方向的纠偏。中宣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时，提到“自力更生”。王树增感叹，这个词异常重要。

“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期，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长征时，电台被破坏了，中共与第三国际失联。毛泽东那时候是行政干部，并无军事决策权。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被推举入军事决策核心。我认为，自力更生，就是毛泽东性格的主轴——不能听人瞎指挥，不能依附别人。”王树增说，“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国国情不一样，没有现成样式可供照搬。如今还有个热词——改革。习近平同志说，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他多次强调改革。其实，长征就是改革的过程。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往往会失败，而长征，在军事层面战胜的是敌人，在政治层面战胜的是自己！”

在和王树增聊长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非常注意细节。讲到湘江战役，他就提到这么一个细节——红军过潇水时，国民党飞机发传单。报纸上也有悬赏令——抓住朱毛，赏十万大洋。抓住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都有相应的赏金。然而就是没有李德、博古什么事。可见，李德、博古，连对手都不值一哂。从中，王树增分析道：“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精神世界依托什么样式？没有规范的样式和现成的借鉴。即使是西方多年的探索所得，也得结合中国的国情。荷马史诗当然可以借鉴，但我们只能依靠生存的这块土地，以及从本民族的奋斗史上去寻找合理的政治样式。”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精英自觉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一种“焊接”。这样的“焊接”，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在现场的老王

王树增的作品，写的都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单单查阅、整理浩如烟海的资料，就已是很大的工作量了。然而，在完成这些大部头作品的过程中，王树增还抽出时间，尽可能多地跑到书中写到的现场。

他的作品中，许多红军歌曲是从老红军口中扒出来的。在松潘草地，王树增曾见过一个老红军，他连汉话都不怎么会说了，意识是混乱的，牙也没了，突然就仰头唱起了红军歌、长征歌。红军歌里，除了打倒白匪之类，也有哥哥妹妹之类。他唱歌时，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的光芒。王树增认为，这折射出一个道理——幸福快乐与否，与金钱不成正比例关系。生活到了一定层次，快乐的源泉不是物质占有的多寡。“我只有在这一瞬间感受到这一真理。参加红军的那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残酷最艰苦的时光，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王树增说。

王树增跑到现场采访，有时令人感到他的工作方式像记者。然而，在现场，王树增并不仅仅是像记者那般在采访，而是在采集信息的同时，让思绪在时空中转换。

譬如习近平2014年于古田召开的全军整治工作会议上，提到陈树湘。这令王树增非常感慨。他在21世纪初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就去过道县陈树湘墓，并且后来还去过几次。“在墓前站一会儿，能感觉到许多东西。还有到长沙小吴门那儿转一圈，我能感受到当年陈树湘的那颗头颅悬挂在这儿。如果道县的陈树湘墓里有残骨，也是没有头颅的。陈树湘就是小吴门本地人，我眼前的瓦屋街是他的故乡。他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时，他的母亲就在自家的门板上躺着。”

城门早已不在，多年前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王树增就在那个市场转了又转。他说：“这种感受对我是巨大的冲击，我是在寻找作家的情感依托。”

王树增靠破吉普车走完了长征最艰苦的大草地，有时路不通，就用双脚走。“但我羞于说这个，和当年的红军比，我们算什么，真的是微不足道。”

文字功底深厚的老王

和一般的历史学著作相比，王树增的作品文字考究，带有文学家的笔调。和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相比，王树增的长篇纪实作品总体上说经得起考证。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近几年来，笔者也接触过一些非虚构作品，说实话，即使有些是历史学教授所撰、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其中疏漏之处也不少。而王树增能做到文字考究、史实很少疏漏，颇属不易。

提及他文字上的考究，不得不提到，他曾运用象征写法创作中篇小说佳作《红鱼》《黑森林》等。1990年代初，他又带着改革开放的背景，为首都观众奉献了军旅话剧《都市军号》。不久，又与师兄莫言联手，在人艺推出话剧《霸王别姬》。

从小说家起步，变身剧作家，再回过头来到武警创作室从事非虚构写作，即便在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过程中，王树增仍不忘通过各种方式熏染自己的文字。譬如一套十几本的《中国相声大全》，被他散布于家里的沙发、床头、书案，稍有空闲便抓起来翻看，而且常常看得哈哈大笑。夫人王瑛习惯了，偶尔会问：“又是谁的段子呀？”王树增应答：“马季。”耳濡目染，走心过脑，让这位军旅作家在用文字讲述历史的时候，常常能让人看得动情、泪流满面。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树增为了写作，曾辞去“官职”。在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期间，他出入戏剧界，以“侃爷”著称。譬如在担任全军戏剧界评委的时候，经常要到各大单位去看戏。据说去了就侃，有时侃得人家心惊肉跳，眼看作品就要毙掉了,他又峰回路转，慢条斯理地对人家说：“不过嘛，这个剧要是稍稍调整一下，恐怕又有可能成为佳作。”一副高深莫测又真诚爽直的样子。

之后，他升任武警总部文工团长。这个团长干得不错。有一年，他调兵遣将，一下子推出四台大戏。而那一届全军评奖，武警首次获得奖牌第一，有的优秀演员一人就获两项金奖。

随后，他又变回真身——辞去团长回创作室写作。原因很简单，他对领导说：“我已经五十多了，最多还能写十年吧？我必须在这十年里把我要写、能写的东西写完了，让我去完成我今生的夙愿吧。”

如今，已经67岁的老王，看来已完成大多数的写作计划。前不久，有家出版社要给他出文集，稿酬比单本书高得多，他回绝了此等好意。放着“大钱”不赚，这是何苦来哉？王树增的回答是：“文集也不是一本本出么？那不和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冲突了？分明要争市场嘛？我可不能这么做！”

以超谨慎的心态完成写作的老王，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