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含英咀华取精用宏

■徐俊（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的古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定《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再到新中国200余位文史专家，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完成点校本“二十四史”，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持续不断，影响深远。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9月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指导和中国出版协会的领导下，本着“团结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承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从事古籍出版资源的开发，研究古籍整理出版及传统文化普及等重大课题，加强与各地图书市场的联系与沟通，开展向海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活动，更广泛地扩大在行业及海内外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首过往，古籍出版始终坚持含英咀华、 取精用宏，与共和国同前行、共辉煌。

百废待举 古籍复苏（1949~1958）

早在近代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机构，就曾先后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高潮。抗日战争以后，中国出版业渐趋衰微，古籍整理出版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万象更新。随着出版业分工的调整和实施，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始复苏。一批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古本戏曲丛刊》相继出版，一批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的古典小说名著也陆续出版了新的整理本，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紧随其后，《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全传》等陆续面世。195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二十五史补编》《诸子集成》，科学出版社出版《论语疏证》《管子集校》《四库提要辨证》，商务印书馆出版《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规划部署 继往开来（1958~1966）

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齐燕铭主持小组工作，确定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制定整理出版文史哲古籍的十年规划，明确提出“在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应当动员和组织有关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的目标。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了经过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的系统整理阶段。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担任小组组长。小组成立后，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分文学、历史、哲学三部分，1960年调整为《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后下发，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计划性大大加强，总体质量有所提高。

步履维艰 卓然有成（1966~1978）

由于当时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古籍整理事业受到干扰，出版数量逐年下降。1966年开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工作，集中全国200余位古代文史学者，历时20年（1958~1978）完成，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改革开放 全面振兴（1978~2003）

1981年春夏间，陈云同志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同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随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组建，由李一氓同志任组长。1982年初，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讨论并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同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1991年6月，国务院任命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为古籍小组组长。1992年6月，小组主持制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年）颁布实施。1993年，国务院下发文件，撤销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更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小组组长、副组长及小组成员、顾问不变。1996年8月，颁布实施《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

1999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文件精神，新闻出版署党组决定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先后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石宗源同志担任，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顾问改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顾问。

200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制订“十五”期间（2001~2005年）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通知》，并邀请部分小组成员和各学科专家组成了规划项目审议委员会，起草了“十五”规划草案。

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改组后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出发，强调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可行性，将规划项目的督促和落实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大了对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资助力度，规划和资助项目的完成率大大提高。规划领导小组还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培训、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以及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领导与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得到了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了有效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新时代下 高质量发展（2003~2019）

2006年2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正式颁布实施。2011年4月，《“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颁布实施，其子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共85个项目。同年，古籍小组主持制订《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与此同时，截至2018年，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立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抢救、整理的散藏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百万种（不含馆藏及寺院藏书），包括很多珍贵的孤本和善本。组织实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程，共收书目约30万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为古籍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两办《意见》的出台，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指明了路径。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动能。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普遍参与，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增强了信心。

2019年9月，由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34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古工委”各成员单位就下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进行谋划，提出了八点规划思路：一是加强重点、重大出版工程，回应时代需求；二是重视古籍整理图书出版质量，体现内容生产精品化；三是依据各社专业优势，突出具有各自特色的重点选题方向；四是聚焦基本古籍，加强高质量深度整理；五是加大传统文化普及力度，力求专业知识大众化；六是加强地方历史文献系统整理与出版，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七是加强古籍整理与出版数字化工作；八是推进国际间出版合作，在出版海外所藏中国历史文献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和“走进去”工作。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古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记录了中华历史的足迹，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因子，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史证，是人类文明的瑰宝。站在7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与共和国同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古籍出版要有更高的时代站位，“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起来，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