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四十不惑之“惑”——写在《当代》创刊四十周年

潘凯雄，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文艺报》《经济日报》、经济日报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有多部文艺理论批评著述和散文随笔集。曾任《当代》杂志主编。

《当代》的老同事嘱我就这本杂志创刊40年写点文字，一时竟有点不知从何下笔。虽说自己的名字也挂在刊物上近20年了，迄今也还以“顾问”之名忝列其中，但由于我在《当代》毕竟只是兼职，其编刊的酸甜苦辣终究不如在编辑部专职“操刀”的同事们，真要就其落笔总觉得缺那么点 “切肤”之感。

既然“切肤”不成，莫如索性做个“旁观者”，还可落下个“旁观者清”的美名。其实这也很难，虽说只是兼职，但兼的好歹也是个“主编”，即便现在不过只是前主编，但终究也不便抡圆了说。好话说多了叫“傲骄”叫“自吹自擂”，毛病摆多了又有“矫情”和“虚伪”之嫌。

俗言虽有“四十不惑”之说，然《当代》之四十，则着实让我有一点点犯“惑”。

“惑”就“惑”吧，索性就来写一写围绕《当代》的“惑”。

说起来，与《当代》似乎还确有那么一点缘分。《当代》时年四十，本人阅读她的历史也整整四十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刚刚步入大学之门，那一代莫不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阅读饥荒。因此，一入校园便大都是以饿狼般地阅读疯狂恶补。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只要下午没课或是只有一两节课，必然至少有两次是坐在系里的阅览室快速浏览各种文学期刊。许多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这些杂志上率先读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就是打这时起，我和《当代》有了许多间接的“亲密接触”。当然，与它同时烙在脑海中的文学期刊还有《人民文学》《收获》《花城》《钟山》《上海文学》《青春》《作品》……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更是文学期刊的流金岁月。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在《文艺报》当编辑，与文学期刊的接触与联系成了一种职业行为。此时不仅了解到更多的文学期刊，还知道了它们中还有所谓“四大名旦”与“四小名旦”之说，而《当代》则是无可争议地占据着“四大名旦”的交椅之一。再往后，对文学期刊的关注虽渐行渐远，但《当代》二字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则总是挥之不去的了。

1979年《当代》创刊号

不曾想到的是，自初次接触《当代》30余年后，我竟然阴差阳错地依次挂上了《当代》常务副主编和主编之名，累计时长也差不多有八九年呢。虽说只是兼职，但我的职业操守要求自己尽量不干那种只挂名不做事的营生；虽不能真正行“主编办刊”之实，但既挂“主编”之名，那每期杂志的编前会和主要稿件的终审这两件实实在在的活儿则是尽量不拉下，且绝不会只是闭着眼睛签个名而是实实在在通读全稿并大多能留下意见的那种终审。现在可以“剧透”的是，经我手“枪毙”的稿子虽不能言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坦率地说，在我看来，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活儿都不干，还要占个“主编”之名则实在无味无趣了。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八九年与《当代》直接的“亲密接触”，我也才有那么点写下这则题为《四十不惑之“惑”》小文的“本钱”与底气。

在文学期刊界，《当代》以关注现实为其鲜明风格早已成业内共识，我想这不仅和他的老领导之一秦兆阳先生一贯倡导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关，其实也和当代同仁自身的审美旨趣与坚守密不可分。在接手这本杂志的主编后，我对这样的办刊宗旨自然完全认同，但只是又总以为所谓杂志，顾名思义，在有个鲜明的主调的同时如果还能有所兼顾使其“杂”一点似乎更丰满一点。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同时又出于对《当代》几十年办刊传统的尊重，于是便采取了“只做不说”和“少做不说”的办法，悄悄地动用自己身为“主编”的权力，不动声色地调度少量的非现实题材或风格的作品置入刊物头条或重要位置，以期使刊物的总体面貌与风格略为多样与丰富一点、所吸引的作家面也宽一些。几期“试验”下来，不能说有什么不好的反应但也见不出啥明显好的效果，就像是一块小石子扔到大海中毫无反应那样。坦率地说，自己的努力哪怕是带来一片反对之声也比无声无息令人舒坦，这多少是有些令人沮丧的。扪心自问之际，忽然明白了一个小道理：尝试无果，错不在自己，盖因生不逢时。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响力，无论你做何努力其反响最多也就只能在文学圈中激起一丢丢涟漪，文学期刊的流金岁月早已成为历史。

潘凯雄在“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现场

在《当代》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首次道出自己当时悄悄地试图对刊物进行微调而未遂的那段小秘密和小感慨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其实也并无他意，而只是当自己再次成为文学期刊的一个旁观者时，无非想以此谈谈自己对文学期刊未来的一点思考。当然说“思考”口气有些大，与其说是思考，倒不如说是困惑更加贴切，亦即本文标题所言“之惑”。

毋庸讳言，当文学期刊的黄金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逝去之时，许多有志者先后作过不少试图“振兴”的努力，其精神虽可嘉，其作为亦可敬，但文学期刊的那段流金岁月终也未能唤回，且不说“振兴”了，能够不再继续“式微”下去已属不易。如果说过去文学期刊“式微”的因素主要是来自整个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及市场经济的压力，那么现在又加上个所谓新媒体的冲击。文学期刊当何去何从？“生存”还是“死去”？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于文学期刊头上。

这则小文本是应约为恭贺《当代》创刊40周年而写，现在却提出这样的问题颇有大煞风景之嫌。不过，我以为曾经身为《当代》的一分子，为她庆生的最好礼物莫过于推心置腹地和她站在一起。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回想起反省起自己当年在《当代》的悄悄“改良”就着实感到些许幼稚。面对时代世事之变，啥风格不风格的都是多么的苍白和无力，无论是单一还是丰富都无法阻挡大势之变。文学期刊持续生存的境遇如何？它又会以何种形态呈现？如此近乎“天问”恐怕谁也无从准确回答，但无论市场是什么鬼东西，浮名又是什么鬼东西，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代性与当代精神终归是任何时代的精神生活中所无从回避的，而这恰恰是《当代》之所长，因此，只要文学不死，无论她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与传播，《当代》将会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