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潘凯雄：让阅读自由地飞翔

“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

号召全国人民“多读书”，围绕着这一个“多”字，我的学习体会是：一是读书的人要多，即“全民阅读”，二是人读的书要多，即“博览群书”。关于“全民阅读”，过往已经说得很多了，大可不必再加赘述；而关于“博览群书”，说法也不少，而且还开出了不少药方。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交流的中心话题就是“这个药方究竟要不要？如果要，到底又该如何开？”

对此，我的回答十分鲜明：有没有这个药方并不十分重要，如果硬要开出个药方，那么我的选择就是“开卷有益”，“为阅读插上自由飞翔的双翅”。

这里的关键词是“自由”二字，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自由”有自己的特指。我之所以以此为药方，既有感于当下围绕着阅读的种种“善意指导”，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之旅。

由于“全民阅读”已成为当下的一门“显学”，因此各界为之而“支招”者也不少。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统计：但常见的“招数”大致有“分级阅读”“分类阅读”“书目推荐”“知识服务”“精准推送”……凡此种种，各自有其道理有其依据，而且大多也都会拉上一两位著名人物来牵头以加重自己主张的法码与权重。

我当然完全相信：提出这些个主张的初衷绝对都是善意的，这些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也都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与作用。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个招数看起来虽各不相同，但隐藏其后的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切分与限制。比如说：“分级、分类”，单看这明明就是典型的切分，而切分的本质就是有所限制；比如“书目推荐”，有推荐的必然就有不推荐的，那不推荐的本质上又何妨不是一种隐形的限制；比如“知识服务”“精准推送”，服务什么不服务什么、推送什么不推送什么同样也是一种切分与限制。

上述形形色色的切分与限制，当然各有其存在的道理与长处，但既然有了切分与限制，那它们各自存在的道理与理由也就必然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于是关于阅读整体性与混沌性的客观规律就在这善意的切分与限制中被悄然消解和解构了，这未必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看法，所以我选择的药方就是“开卷有益”和“为阅读插上自由飞翔的双翅”，关键词“自由”二字，靶子就是冲着前面所言的种种“切分与限制”而来。在我看来，就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言，“自由”二字当是何等的重要！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愿意向大家简略地回顾一下自己的阅读之路。

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生人，自己人生第一个阅读需求的旺盛期也就是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时光，正好完整地遭遇了“十年浩劫”，那是一个文化被野蛮灭绝的时代，差不多一直到70年代末，社会上公开的出版物少之又少，而“文革”前的出版物大部分都被戴上“四旧”和“封资修”的帽子而被焚烧。

我至今依然还清醒地记得，自己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没看过一本新书，而所能读到的有限图书大都是被有些人家悄悄藏着而幸存下来的。这些图书不知传过了多少人之手，因而大都破旧不堪，有不少还是缺头少尾，有的书读过了甚至还不知道书名与作者，直到后来上大学和毕业后“恶补”时才逐渐将这些“零件”配齐。

而自己阅读需求的第二个旺盛期则是从恢复高考后到80年代末，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也差不多是一个阅读“饥不择食”的时代，尽管开始几年社会上一度出现“书荒”现象，但很快不仅原有的出版物得以重版发行，而且大量新的出版物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出版业的持续发展而得以面世。

我还记得在1985年文艺理论界“方法论”大讨论热潮中，许多过去我们闻所未闻的新学科与新读物扑面而来，当时究竟读了多少图书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没读懂的、似懂非懂的、读过就忘的皆有之。但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那些当时没读懂的、似懂非懂的好像自然地明白了，当时忘记了仿佛会自动在脑海里复活，而且理解与运用也会更加自如。

我不知道这种现象该如何科学地解释，但这的确印证了“开卷有益”四个大字。

我猜想，这样的阅读经历与感受一定不止于我这个个体，与我同时代生人的阅读之旅虽然会有差异，但共性之处一定不会少。

回想起来，自己的阅读经历中既未分过级也没分过类，更不会被推荐书目所左右，读什么不读什么精读什么、粗读什么完全依据个人的实际需求和兴趣进行取舍，但坚持读和多读书则已成为个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地以为就普泛阅读而言，它之于人生其实既是一种终生需求，同时也存在着某种整体性与混沌性。就专业研究而言，当然需要深入研读，就人生成长而言，倒不如广一点、杂一点，让阅读自由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