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是我在繁重的工作之馀，一点点挤时间写出来的，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其中当然包括遇到疑问查材料的时间。

对于明清易代之际，以侯岐曾家族为代表的嘉定文人群体，我以前并未认真关注过。关于侯岐曾的事迹，知道得也非常简略。真正开始了解这个家族，要到2002年以后了。那年冬天，我到曲阜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会议，正好与陈大康教授同住一屋。陈先生当时身兼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长及古籍所长，闲谈中讲起他们古籍所得到了一批明清时期的上海地方文献，其中有《云间人物志》、《释柯集》、《侯岐曾日记》、《淞南随笔》、《三略汇编》等，但出版遇到了困难。我当即断定这批东西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回来即以《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的名义，申请了当年的古籍出版专项资金，并将其列入了我们的出版计划。

这五种文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侯岐曾日记》，它似乎把我直接带回了当年的历史现场。时至今日，每次重读这部日记，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的作者重新恢复了生命，直接和我在对话。过去读明清史，对清兵下江南时遭遇的抵抗和其镇压的残酷，也有过关注，特别是关于“扬州十日”、“江阴围城”、“嘉定三屠”的有关记述，读来曾使我震惊。但这些材料，多从第三者的立场来书写，采用报道的笔法，叙述过于冷静，感染力有所不足。我从没像读《侯岐曾日记》那样，能透过一个人的内心来理解这段历史，甚至跟着日记的主人一起经受种种煎熬。

《侯岐曾日记》封面

当初看《侯岐曾日记》的整理稿有个遗憾，就是整理者只给它加了标点，而没对里面的人事做哪怕是最简单的笺注和说明，日记里涉及的许多人与事，叙述都很简略，有些地方只是点到为止，事件的前后关系，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很模糊，读起来难免吃力。我曾就此给整理者王贻梁先生去信，建议他增加一些注释，但他因材料太少而未接受。

《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于2006年出版后，我心中的遗憾并未消除。此后，一直留意收集有关嘉定侯氏的资料，对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及作品，也加意关注。几年下来，断断续续收集了一些材料，也做了大量笔记。在反复阅读日记的过程中，借助掌握的资料，经过不断梳理，我逐渐弄清了里边的人物关系，曾萌生过做《侯岐曾日记笺证》的想法。但是在王贻梁先生标点的基础上做笺证，还涉及标点授权的问题。王先生因病作古已经多年，不打招呼直接使用他的标点，当然是明目张胆的侵权。我如果重新做标点（当年为了审稿需要，王先生曾提供过一份底本复印件），难免有欺负逝者的嫌疑。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不断涌现的疑问和思考，最终使我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从问题生发开去，把考证的结果，按话题一篇篇地写成文章。

《侯岐曾日记》书影

《侯岐曾日记》产生于侯家遭遇的两场大难之间的相对平静期，此时他们在精神上尽管仍然压抑焦虑，但生活还算比较平稳。日记开始的时候，嘉定守城已经结束，长房的侯峒曾父子四人死了三个。日记结束的时候，则是另一场大难爆发的开始。这一次，付出牺牲的是侯岐曾本人。

日记虽因侯岐曾被杀中断了，却在我内心勾起了重重疑问：针对这个家庭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男人们死丧逃亡之后，侯家的女性是怎样熬过灾难的？侯氏后人的处境如何？深受侯岐曾思想影响的家庭教师陆元辅，在日后走向社会时，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这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不断寻找材料和线索，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一直想知道，对侯岐曾这个案子，处理此事的地方政府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写给朝廷的奏报里又是怎么表述的。为此，我购买了全套的《明清史料》，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但遗憾得很，不论是洪承畴还是土国保，在给朝廷的奏报中，都没有专门提到侯岐曾的名字[1]。他们重点汇报的只是名士通海和吴胜兆谋反这样的大案，在他们的眼里，侯岐曾的分量远不如参与通海的夏完淳和侯玄瀞。侯岐曾被抓和被杀，只是因为藏匿了陈子龙，可以说他连正式的案犯都算不上[2]。这让我内心有了巨大的失落感！同时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历史叙事和个人叙事的差异到底能有多大？

《吴郡名贤图传赞》侯岐曾像

我之所以说侯岐曾在官方文书里没被重视，不仅是因为他的名字没被专门提及，还因为他未报朝廷批准就被处决了（刑部题本里用的是“斩”，而不是“正法”），更因为地方政府在给朝廷的奏报里，错把侯玄瀞当成了夏完淳的姐夫——这至少说明地方当局对他的审讯是非常草率的。一个在日记里满负着民族情结和家庭责任的鲜活生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却微如尘埃！日记里那些泣血的文字和强烈的感情，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并未能留下任何痕迹。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宏观历史关注的只是一些重大事件，强调的是历史的最终结果，至于忠、孝、节、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只是敌我双方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宣扬和利用的概念。

有一天，在查阅材料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微观史学这个概念，觉得可以用它给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进行定性。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地碾压着一切，不断地让未来进入当下，让当下成为过去，使过去变成历史。历史学家在与时间竞争的过程中，为了从瞬息万变的各类表象中探明因果，寻找规律，概括意义，常常只能抓大放小，这就决定了宏观史学一些基本的特征。因此，在官修史书中，只有对历史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才会被著录，其馀的芸芸众生们都被吸进了历史的黑洞。这既埋没个体，有时也会掩盖真相。《侯岐曾日记》的面世，让我们仿佛在历史的某一书页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撬开夹层往里看，又发现了一个过去一直被忽略的家族和他们的世界。因此，依据日记、私人书信、回忆录和诗文作品，来还原和描述侯岐曾家族几代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遭际，并由此观察这段历史的所谓“过程”，自然就成了我后来努力的方向。通过收集和整理零散、私人的文献材料，来分析和描述一个家族或社群的浮沉变化，以丰富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这正是微观史学所强调的方法。我的研究其实暗合了这一思路。

侯岐曾石刻像

在《侯岐曾日记》的末尾，作者以谨慎的态度，记录了陈子龙最后的行踪和精神状态，这与我过去形成的印象颇有距离。进一步的阅读使我意外地发现，不论陈子龙还是黄淳耀、侯峒曾等一批烈士，原初并没有殉国的计划，他们的死有着许多未曾预料的原因，特别是陈子龙，他死得很不甘心。这引发了我对易代之际士人的生死观和出处选择的关注。夏完淳的诗句“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自叹》），其实道破了大多数人的内心纠结。

陈子龙像

江南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剃发令”的强制推行激发起来的，此后的一系列事件，都显示了清初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随意性。《侯岐曾日记》不但记录了“剃发令”在苏州府颁行的时间，还记载了具体的实施办法（设立清发道督办）和定罪标准（分五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剃发的抗拒和内心的痛苦，这对剃发政策的负面作用是很好的佐证。日记中提到的另一个细节是，清政府曾在江南向士绅定价摊卖人参，这也印证了洪承畴给朝廷揭帖中讲到的事实[3]。清初地方秩序的混乱和官吏队伍的趁火打劫，都在日记中有触目惊心的反映，这与朝廷稳定江南的政治目标显然是矛盾的，也部分地说明了抵抗此起彼伏的原因。

清兵下江南时，因多次遭遇抵抗，为了报复而大开杀戒。同时由于前线供应紧张，加上地方失序，所到之处纵兵掳掠，扰害百姓，对妇女的种种伤害更是令人发指。侯氏的儿媳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才华。家族的灾难，她们是不能幸免的。虽然侯氏后人对此讳莫如深，周围人出于同情也不愿提及，但还是有零星的文字涉及了一点。如无名氏的《吴城日记》卷中就说：“松宦陈子龙投水死。嘉定宦侯峒曾家被抄提。……家资一洗而空，妇女大受惨辱。沿及邻家，皆被抢掠，闻者无不痛心。”她们的人生遭际，对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有重要意义。

侯氏一门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周围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却有些暧昧，这大概是他们决定全节尽忠时所没料到的。在新、旧秩序大调整，利益和机会重新分配的易代之际，随着新的地方势力崛起，侯家这个“犯顺”之族，必将无条件地退出地方精英的行列。但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侯氏的后人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迁？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我注意到了他们几代人在坚守过程中，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前面几代人坚持不参加科举，彻底断绝了他们在社会中上升的通道，而长期的贫困，则加剧了后世衰落的步伐。一代名门，终成寻常百姓。

最令我无法释怀的是夏淑吉和夏完淳姐弟。夏氏姐弟自幼锦衣玉食，才貌为人所艳称，但后来命运之不幸，又非常人所堪。夏淑吉自成婚后，就迭遭不幸，一直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死亡。先是丈夫侯玄洵病亡，接着是父亲投水自尽，后来公公、弟弟被杀，祖母和庶姑（岐曾之妾）自杀，最后连唯一的精神支柱独子侯檠也未能保住，遭逢之惨达到了极点。在诸多的灾难面前，她表现出了罕见的冷静和担当。夏完淳的刚烈，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心要给他们立传。

社会的变化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不可能选择历史，也没有谁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时代。这种影响既见诸士人阶层，也见诸底层民众。不论早年参加过直言社、深受侯岐曾思想影响的家庭教师陆元辅，还是侯氏家仆的身上，都有世易时移、人心变化的痕迹。考察这两类人，对我们理解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态变化，认识历史转折中这一看不见的过程，是有参考意义的。

最后，关于材料的收集与处理，需要做一点说明。

由于日记书写的私人性，侯岐曾对许多事只是点到为止，不作解释，今天理解起来常常比较困难。为了完全读懂它，我前后花费了不少精力。比如对家庭成员和仆人的称呼，常常一个人会出现多个名字——其出家的侄媳与儿媳，法名前后也有变化。朋友之间为了保密，从顺治三年开始，互通书信时都更换了名字，但有的却没说明是谁。《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出版后，学术界曾有人写文章引用过这部日记，明显看出有些人物关系就被搞错了。另外，对当时有些地方政策，要弄清楚也很费精力。我之所以曾想对这部日记做笺证，目的就是想理清里面的人物、事件和个别典故，以方便读者理解。

另一个困难是，侯氏家族文献散失严重。据张云章回忆，侯开国曾对家中五世文献进行了编辑整理，但因家贫未能付梓，最后都散失了。侯氏在清初的特殊身份，使当时人的著作也不敢多提及。如吴伟业《梅村诗话》提到侯玄瀞时，只举法名，并说是“故练川大家子”。这对我们今天了解这个家族和他们的遭遇，造成了不少困难。侯氏著作留存至今的只有侯玄汸的《月蝉笔露》和侯开国的《凤阿集》，跟他们关系较近的陆元辅和张云章，虽然也保留了一些可贵的资料，但更多的细节还需从零散的地方文献和一些材料的字里行间去挖掘。当然，坚持不懈的搜求，有时候是会有回报的。比如，通过偶然的渠道，我找到了新发现的《疁城龚氏族谱》，查到了侯岐曾三女儿的传记和其夫家的重要材料，她的丈夫龚元侃字得和，在日记中曾多次被提及。

1932年出版侯玄汸《月蝉笔录》

第三个困难是相关文献依据传闻较多，舛误不少，需要花大力气辨别后才能使用。今天重读历史，我们会发现，由于时代隔膜，加上侯氏后世乏人，清初发生的一些事情，到了清末，相关记述就已经模棱两可了。这对我当然也是挑战。

本书原计划还有一个话题要写，是关于侯岐曾在日记中提到的“读书雪恨”的问题。但是限于时间和精力，我最后决定放弃了。新的材料随时还会发现，我知道修订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随时等待着行家的批评。

周绚隆

2018年12月31日晚10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