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次飞跃

1930年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实行“科学管理”，既大刀阔斧地开拓，又“化整为零”地渐进，推动商务印书馆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使之列于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是胡适以锐利的眼光、深刻的智慧、超凡的担当推荐了王云五，这是现代出版史上值得大书的“一件美谈”。

“不能永远如此办事，宜急觅替人”

1897年，上海一家英文报馆里的４个排字工人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几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人受西风的影响——“商务”两字就带上了商业竞争的意味，具有不同于一般国人的眼光和胸襟，５年后毅然以高薪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张元济主持编译事务，使这个印刷小作坊，走向了文化出版事业。在短短２5年时间里，资金从不到4000元，以每年增长33%的速度，至1922年达到５00万元；成为国内出版大擘，实现了第一次飞跃。

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刚起于“青萍之末”，张元济即敏感到新潮的压力与机遇。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提出要“用新人、知识较优者”。在后来几年,直至晚年，他一直持守这个思想。“新人！新人！”是他心中不断的呼喊。

1918年，张元济提出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第一条便是“培植新来有用之人”。

笔者相信，此时张元济已经把眼光盯上了北大年轻教授胡适。张元济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参与戊戌变法，被光绪召见。他的学养和抱负，决定了他要物色巅峰人物。而届时胡适正英奇纵放，立于时代潮头，万人瞩目。

1919年4月8日，张元济辗转托人，“约胡适，月薪三百元。”可以肯定，胡适除了主持编译事务，不可能有其他安排；这意味着高梦旦辞职。但不知何故，此事没有了后文。

同年7月14日，张元济日记载：“梦旦晚饭后来谈公司大局，及一己之去留甚久。”时任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提出了辞职意向，与张元济不约而同。细思量，张元济背着高梦旦“约胡适”，有欠厚道；再思量，这又何尝不是“心有灵犀”的相通，无须言说的信任，和别样的坦诚。

8月2日，张元济日记载：“约翰卿、咸在会议室，告之梦旦拟辞职，我倍（辈）亦不能永远如此办事，宜急觅替人。”

1920年3月8日，张元济日记载：“余与梦翁谈，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试办一年。”不知何故，这个计划也没有了后文。

1921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正式决定，派高梦旦专程北上，邀请胡适南下。历史大戏的开场锣鼓敲了几番，帷幕终于拉开了。

“我们盼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当年4月，高梦旦赴北平，几次敲开了北大红楼西面不远的钟鼓寺14号的大门，这是胡适搬来不久的新住处。高梦旦极为客气地请胡适去“帮他的忙”，“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你来做我们的眼睛。”他还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雄居远东最大出版机关的商务印书馆，财大却不气粗，烜赫却不气傲，就像春天的垂柳，是那样温柔的，是那样俯就的，是那样谦卑的。胡适开始婉谢，但终于不便坚持，答应暑假“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梦旦先生的付托”。于是，高梦旦要求胡适带家眷同去，并且重复提了几次，胡适都没有答应。

张元济自然极高兴。5月15日致函胡适表示：“不胜欢忭，且深望暑假既满，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

6月23日，高梦旦又致函胡适：“此间关于编译事全赖先生主持。一切情形，非笔墨所能尽，可俟到沪面详。惟有一节不能不预定，则移眷是也。”家眷同往，高梦旦几次面请，现在又说，惟此事要“预定”。如果表示客气，也不必说得那么多，那么重，这就有点诡谲了。有学者认为，一向淳厚甚至有点古板的高先生，在这里使了个“半诳骗”，想用家眷拖住胡适，这是很有见地的。或许他们听到风传，胡适惧内，想通过好生接待，取得江冬秀的好感，对胡适施加影响。商务可以想到的都想到了，可谓“费尽心机”。

胡适是个大忙人，这年春天又病了一个月。他做学问“发愤得不近人情”（沈从文语），届时政治热情开始“破茧”，又刚刚送走恩师杜威，有太多的事要办，有太多的文章要写。但他没有爽约，7月16日冒着酷暑，乘津浦线火车离平赴沪。

翌日抵沪时，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庄伯俞、王仙华、颜任芝等商务高层到车站迎候，自不在话下。当时《商报》报道称：该馆“言明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该馆扫径结彩”，“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同梅兰芳在天蟾舞台“第一日登台一样”云云，极尽渲染夸饰之词。

胡适对这次上海之行是重视的、认真的。他中断多时的日记，续写的第一天是1921年4月27日，记录的即是商务印书馆邀请之事。

胡适到沪后，他后来回忆说：“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他深入编译所各部门和图书馆，列席编译会议，与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郑贞文、杨端六、华超、钱经宇等人讨论改革措施。杨端六畅述“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遂又递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组办法大要》，列十四条。此外还有华超、郑振铎、郑贞文等也写了书面意见。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又身处商务多时，有深切的体验。胡适的到来，无疑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使他们的许多想法得以整理，从蒙眬变得具体和清晰，然后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商务印书馆的目的是要留住胡适。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揣测，胡适是有过犹豫的。笔者认为，胡适答应高梦旦到商务去看看自己能否胜任，是怯于情面的客气话。比北大优得多薪金，比北大大得多的权力，比教授高得多的社会地位，不会对胡适构成诱惑。他在屡次讲演和文字中都强调，择业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兴趣，他曾在诗中说“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他是个“学问中人，社会中人”，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本质上是个事务性工作。他常怀助人之心，但又言“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胡适在学术上有太多的课题有待完成。他对政治有种近乎天生的激情，虽然回国后曾尽力压抑，但届时已“春情涌动”。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的陈原先生说“胡适来馆虚晃一枪”，“不屑做”这项工作，是诛心之论。可以肯定，拒绝商务印书馆的新职位，是胡适一以贯之的，坚定不移的。

老辣如张元济,因求才心切，终于“金沙成翳”而看走了眼。但失之得之，是历史常玩的把戏。

胡适是个重情义、懂感恩、有担当的人，他不能加盟商务，但他深深地知道，对商务的最大回报，就是推荐一个合适的人自代。也许他心中早有人选。他在声望上，与胡适不啻霄壤之别，却也是个将帅人物。只是尺短寸长，所用惟在恰当、合辙，正如李逵抡斧，而不能绣花也。也许，对商务印书馆更重要、更合适的正是他——王云五。

王云五比胡适略长几岁，只读过三年书，全靠自学成才，当过孙中山秘书，在中国公学教过胡适英语，还辅导过他“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届时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一个小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立志要打倒”商务印书馆。

7月23日，胡适到沪才一周，便去拜访老师王云五。他在当日日记中称：“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胡适与王云五频繁互访，倾心长谈。

自然，胡适推荐了王云五；自然，胡适返回了北平。叫人拍案的是，商务印书馆竟然接受了33岁的王云五。在这个历史关头，张元济思变，高梦旦让贤，胡适担当，商务印书馆的几个老前辈，就“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胡适语）。这一系列的连环运作，恰如电影镜头的一个个明丽闪现，表明在那样一个时代，有那样一群人，曾经有过那样的辽远眼光，有过那样的决断气魄，有过那样的宽广胸怀，有过那样的“日月无私照”。

胡适特别赞赏这件事，说“这是一件美谈”。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老辈”，“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胡适也极自得，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胡适于9月7日离沪返平，带着满脑子的商务大政和杂乱事务。他应该不会有遗憾和惋惜，反而有一种卸担后的轻松，和完成一件大事的欣慰。但上海这块他的诞生地，这块他最初睁眼看世界、最初接受自由思想启蒙的热土，这块他白话文写作的滥觞之地，这块他走向大洋彼岸的出发地，他不会没有留恋；离别之际，一定会深情地回望又回望，感慨万千。

返平后，胡适陆续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草拟了《商务印书馆的考察报告》，计一万多字。从大政方针“用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提倡那些须提倡的书”，“用研究的态度来做那些营业上利益最大最厚的书”；以及图书馆，科学实验室，编译员会议及编译员各种待遇，古籍、教科书、字典出版等等多如牛毛的细枝末节都谈到了。9月底，张元济前往北平，10月1日，胡适送来考察报告，三天后，张元济与胡适详谈，认为改革提议都切实可行。

当年12月，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开始，王云五有些怯场，这毕竟是国内最大出版机构的最核心、最具主导地位的部门——只肯做高梦旦的副手。但胡适的举荐成了伯乐的鼓励，商务的信任又推演了这种鼓励，使他如帆鼓风，如马策鞭。他持“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的理念，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方针，进行整顿，引进了朱经农、竺可桢、顾颉刚、杨杏佛、秉志、胡明复、唐钺等国内知名学者，给商务带来了新气象。

1930年又任总经理，实行“科学管理”，既大刀阔斧地开拓，又“化整为零”一点一滴地渐进，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重创，他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艰难奋斗，终使商务得以恢复并发展，出书册数从1921年的772册至1936年猛增到4938册，翻了六倍以上，占全国分额的近53%，实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二次飞跃，与当时麦克米伦（Mcmillan）、麦格希尔（McCraw-Hill）并列为世界三大出版社。集才气、学问和商道于一身的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得到公认。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万雄先生曾说：“从世界范畴，一家出版社与其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演变，作用如斯大、影响如斯深远，也属罕见的。”北京大学者教授郑师渠说：“商务印书馆与《新青年》、北京大学三足鼎立，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重镇。”现在《新青年》不复存在，商务又一次腾飞，因此笔者感到，在当时的中国，北有北京大学，南有商务印书馆，它们相得益彰，互补相激，历史性地实现了地域和内容的美丽平衡，是令人惊叹的。

而胡适不是一次抽彩和冒失，是他深刻智慧的灿烂闪光，把一个合适的人物推动在合适的基座上，充当了历史自觉或不自觉的工具。光荣属于胡适，应当毋庸置疑的吧。